从长征路到莘县县城
——追寻上将杨勇在聊城的革命足迹
本报记者 张目伦
本报通讯员 牛贵葆 闫洪涛
11月10日,初冬的莘县,枝叶泛黄。莘县张寨镇苏村阻击战纪念碑前,旧碑字迹斑驳,新碑庄严肃穆。几位前来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的党员干部轻声读着碑文;不远处,村道整洁,树林成行,孩子们在广场上嬉闹。莘县县委党史研究中心主任马章文指着纪念碑说:“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站在这里,更能体会‘牺牲’两个字的分量,也更能明白长征精神。”
杨勇,1912年生于湖南浏阳,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加入共产党,参加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在沟口战役中立功,获三等红星奖章。长征途中,时任红三军团第四师十团政治委员的杨勇,率部大战土城、娄山关、遵义、老鸦山,四渡赤水,屡次完成上级下达的作战任务。红一、四方面军北上途中,张国焘一再进行反党和分裂红军的活动。在阿坝,张国焘密令其支持者企图用武力裹挟党中央南下。杨勇坚持团结、坚持北上,奉红三军团长彭德怀之命,率红四师十团机智勇敢地掩护中央领导机关迅速脱离危险区,走出松潘草地,翻越岷山,胜利到达陕北。
“这段长征经历,锻造了杨勇,也把一种精神带到了莘县。”马章文说。1939年3月,杨勇率部随第115师东进支队由晋西到达鲁西,指挥686团取得首战樊坝的胜利。此后数年,他在莘县组织群众、建立武装、开展平原游击战争。面对敌人,他发动群众大挖“抗日沟”,把大路小路挖成8尺深、6尺宽的壕沟,村与村相连。敌人汽车无法通行,群众却能迅速转移。当地群众编出顺口溜:“杨勇的兵个个是铁打的汉,出生入死不怕难。”
最惨烈的一仗,在苏村。1941年1月,日军纠集万余人扑向濮、范、观中心区。杨勇率军区机关跳出合围后,把掩护机关和上万名群众转移的阻击任务交给军区警卫营九、十两连。寨墙守不住就退守街道,街道守不住就上房,房顶守不住就逐巷逐院争夺。营长钟铭新腹部被弹片炸开,忍痛把肠子塞回腹内,用衣角堵住伤口,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九连连长黄学友身负重伤后拉响手榴弹;二排长刘勇用集束手榴弹炸毁日军坦克,光荣牺牲;十连指导员严海元在房顶上抱着机枪扫射,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126名指战员英勇牺牲,以血肉之躯阻击十倍于己的日军陆空联合进攻,歼敌300余人、伤敌400余人。
“强将手下无弱兵。杨勇带出来的兵,个个是钢筋铁骨。”马章文说。1944年7月31日,杨勇审时度势、当即拍板,采用“里应外合、夜袭智取”方案攻打莘县城。午夜时分,城内敌工人员范永堂巧妙配合打开城门,部队迅速扑向伪军司令部和县政府,一枪未发,从床上活捉伪县长刘仙洲,随后攻占南门伪军据点和原日军司令部大院碉堡。杨勇亲自打电话,让押着刘仙洲到燕店、西吴家据点喊话,迫使4个伪军中队投降。仅用十个小时,号称“固若金汤”的莘县城被攻克,莘县全境解放,3000名伪军大部分投降。
伟大长征精神给聊城留下了什么?它不只是纪念碑上的文字,而是化作了三样东西:不怕难的骨头、依靠群众的办法、顾全大局的担当。当年,杨勇把长征中“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信念带到平原,挖抗日沟、打伏击、夜袭智取;今天,莘县把苏村阻击战纪念碑、中共冀南区委旧址等串成红色研学线路,党史故事进机关、进学校、进村庄。纪念碑周边环境提升了,来瞻仰、研学的人多了,村民在村口卖起农产品,日子越过越安稳。孩子们在碑前敬礼、记录,党员干部在碑前上党课——红色资源既是家门口的思政课堂,也是滋养青少年成长的精神沃土。
“红色文化不是抽象的,它让生活在这里的人,在安稳日子里记得来路,在发展中更添底气。”马章文说。离开苏村时,夕阳洒在纪念碑上,树叶随风起伏哗哗作响。从长征路到莘县县城,杨勇和先烈们留下的,不只是一段抗战史,更是一座城市的精神底色。伟大长征精神在聊城落地生根,正转化为公众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