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图 本报记者 朱玉东

初夏时节，万物并秀。

6月4日清晨，天朗气清，和煦的阳光在古城区飞檐翘角间投下灵动的影子，东昌湖畔的啾啾鸟鸣传入耳鼓。

踏着石板路，记者来到古城区东城墙路附近一个古色古香的四合院，门口牌子上国家博物馆原馆长吕章申题写的“中国膏方博物馆”几个大字格外醒目。穿过正门，在雕梁画栋之间挂着一块块老牌匾：“精处妙方扶正气，细熬甘露济苍生”“妙手生春”……浓浓的沧桑感扑面而来。走进展厅，千百年前的中药器具，名医大家的验方、手稿，北京四大名医的亲书膏方……一个个承载着厚重历史的馆藏令人震撼。

15年收集7万件中医文物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它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多年来，中国膏方博物馆馆长曾凯一直钟情于中医药文献研究。其间，《伤寒杂病论》注解第一人成无己，其辨证论治之理、立法处方之趣，吸引着曾凯走进了博大精深的中医药之门。

随着研究的深入，曾凯发现“膏”是中药四种剂型“膏、丹、丸、散”中的核心剂型，膏方在中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膏方文化是中医文化的结晶，许多名医的膏方传承至今，一直在发挥着济世活人的效用。因此，本着发掘名医膏方的目的，2007年起，曾凯开始收集、研究中医膏方及其相关文献资料。这些年来，他走遍全国962个县市区，走访各地中医名家，共收集了中医膏方相关的文物文献75000余件。

2017年5月18日，中国膏方博物馆正式开馆。博物馆坐落在叶家园子街东首，紧靠东城墙路。叶家园子街是聊城市的一条文化名街，虽然只有200多米长，但这里曾住过明朝天启年间大学士、吏部尚书朱延禧、《聊城志稿》作者叶锡麟、曾为慈禧诊病的一代名医叶嗣高，还走出过一位胸怀天下、秉性耿直，为聊城文化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文化名人李士钊。

中国膏方博物馆是国内首家专业的中医膏方类博物馆，由前后两个四合院组成，建筑面积1000多平方米，其中展厅700多平方米。主楼北房有三层展厅，分别以宗族中医膏方传承、民族中医膏方传承、世界中医膏方传承为主题展示。其中古代医书和医生手写稿本千余册，明清及民国时期的中医牌匾和膏方制作用具千余件。

红色文献见证为民初心

中国膏方博物馆的馆藏以膏方为主。馆藏大体分为三类：名家膏方、古籍善本、名医手稿。

曾凯向记者展示了一本1949年1月1日刊印的《中共中央军委总卫第一届药工会议汇刊》。这本有70多年历史的竖排版繁体字小册子，是1948年12月13日召开的全国中医人大会的会议记录，会议主旨是改变中医药传统小作坊的生产方式，向现代化生产模式转变。曾凯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召开这样的全国性会议，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足以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

博物馆收藏了很多在战争年代为新中国成立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名医大家的文献资料，红色中医第一人刘惠民的一本手稿即是其一。手稿里面记录了他诊病过程中的一些心得和开具的膏方。1900年出生的刘惠民是山东临沂的中医名家，自幼酷爱医学，考入上海中西医药专门学校。九一八事变后，刘惠民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加入八路军，任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二支队医务处主任。至解放前夕，他先后研制出疟疾灵、金黄散、救急散、救急水、牛黄丸等成品药近百种，为发展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医药事业作出了贡献。

众多馆藏中，有一件特殊的藏品，是当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郑天翔给时任卫生部长崔月犁的一封信。信中说一名死刑犯在行刑前说出了一个治疗妇女不育症的膏方，此方已治好600多人，所以把这个处方寄给了卫生部。在展厅里，还陈列着不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医药器具。其中一个陶瓷浸药罐上，“一二九师军医处调剂室定制”字样清晰可见。

此外，馆藏中还有如北京四大名医施今墨、肖龙友、孔伯华、汪逢春的亲书膏方，孟河医派著名医家费伯雄、马培之、巢渭芳、丁甘仁的手稿、膏方、善本等。

《妇婴至宝》是中国膏方博物馆馆藏中比较特别的一类古藉善本。《妇婴至宝》由清代民间人士发起编制，并且不断有人把新的处方增加进去，再重新刊印，所以版本很多。目前，博物馆收藏了清康熙以来的47个版本的《妇婴至宝》，年代跨度200多年。此外，还收藏了中国历代所有的妇科善本，以及妇科名医朱小南、丁济万等人的膏方。

中医膏方是灿烂中医药文化中的珍珠，历经千百年岁月的淬炼，至今依然熠熠生辉。曾凯说，收藏膏方不是目的，传承、弘扬中医文化，服务人民大众，实现这些膏方的当代价值，才是中国膏方博物馆的初心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