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血洒边疆 丰碑树高原
孔繁森殉职30年了,全国学习孔繁森事迹的人越来越多。孔繁森精神为什么能在人民群众、广大干部中起到重大教育作用,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有什么样的精神?一个党的领导干部需要有什么样的精神?通过孔繁森的一生,我们看到了答案,那就是理想的力量、信念的力量、植根于群众之中的力量,他的事迹展示了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奋斗不息的理想追求和崇高的精神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在《之江新语》中写道:“要学习孔繁森同志的境界感,他有一句名言:‘爱的最高境界就是爱人民’。”我和孔繁森相识、相处、相知25年,他殉职后,全国各地都在宣传他的英雄模范事迹,他的事迹对群众的教育启迪作用很大,常常是台上哽咽讲,台下抹泪听。耳闻目睹,我自己有了越发深刻的感悟。他的人生经历充满了峥嵘坎坷、酸甜苦辣,也可以说是光辉的一生,他的精神如永不熄灭的火炬,永远激励着人们前进。
■ 陈孝忠
(一)
孔繁森出生在齐鲁大地、孔孟之乡,家族中的老人对他说,咱是孔子的后代,要“忠”要“孝”,好好上学,学好学问为大家办事,自己不受欺负,还能为乡亲增光。老师也常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朴素的优良传统教育,为他人生观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求学当兵时期,正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年轻人学习的榜样是王进喜、焦裕禄、雷锋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深入人心。在这个时期,革命文化锤炼了他公而忘私、甘于奉献的高尚品格。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作实践为孔繁森精神形成、发展和提高夯实了坚实的基础。孔繁森出生于1944年,17岁光荣参军,在部队连年被评为“五好战士”。1969年,他从部队复员后,先当工人,后被提拔为国家干部。在工作中,他接触的老干部较多,这个时期的领导干部大部分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都有着浓厚的家国情怀、崇高的信仰、坚强的意志,孔繁森正是在这种耳濡目染的熏陶和教育中迅速成长起来的。这些老干部对他提到最多的就是“约法三章”:不贪污浪费、不打人骂人、不犯生活作风错误。以上三点是他“三观”形成的重要原因和坚实基础。所以,孔繁森精神是经得起考验的。
人生在世,不能糊糊涂涂地活着,得有信仰和做人的标准、自我行为规范。用孔繁森的话说就是“说一万句空话,不如办一件实事”,这些在工作实践中形成的格言诠释正确的“三观”。“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为政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我们不为民解忧,何以言公仆”“做一个合格的领导干部胸怀要宽广,要光明磊落,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以上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形成的观点,都是他的行为规范。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用自己的人生,履行了这些诺言,直至把生命献给了他所热爱的西藏人民。
孔繁森“三观”的正确和坚定,为年轻干部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曾任地委书记的孔繁森对权力有着自己的诠释:权力是组织代表人民给的,不论职务高低、权力大小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人民的公仆,要为人民负责、为党组织负责、为自己负责;不能把权力当成捞取私利的“工具”;个人服从组织,不计个人得失;两次援藏服从组织安排,无论在哪里工作都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这是和一般人不一样的心态。
一个有权力的人的影响力有两种:一是权力的影响,二是非权力性的人格力量。前者是外因,后者是内因。两种因素互相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孔繁森精神的实质,就是这些因素的综合组成,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无私奉献”。他殉职后,追悼会上一副对联写道:一尘不染两袖清风,视名利安危淡似狮泉河水;二离桑梓独恋雪域,置民族团结重如冈底斯山。
用了阿里名水、名山对他十年西藏工作进行总结,是对他人生价值的高度评价,也确实名副其实。
(二)
“他有一颗火热的心,对党的工作、对人民负责”“他像一支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等等,这都是他殉职后广大干部群众的评价。
援藏期间,孔繁森与藏族同胞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有一次,他骑马下乡,从马背上摔下来,昏迷不醒,当地的藏族群众抬着他走了30里山路,把他送到医院抢救,一位藏族老阿妈熬好鸡汤送到医院祝他早日康复;山东记者去西藏敬老院采访时,藏族群众含泪述说孔市长对他们的关爱;阿里军分区离休的80岁老司令员贵宝刚做完白内障手术,得知孔繁森殉职后,哭得拉不起来,拿出珍藏多年的一瓶好酒,交给时任阿里地委副秘书长的李玉建,让他在墓前代为祭奠;在拉萨举行骨灰安葬仪式前,街铺里的白花、花圈全部被群众买光……这种事例太多,不能一一列举。这就是非权力性人格力量所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身正为范”,孔繁森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敬重。
随着职务升高,孔繁森的非权力性人格力量也随之增加,群众威望变得更高。他把提高自己的人格魅力落实到行动上,“以心换人心”“以爱博得爱”,给人办了好事要立即忘掉,别人对自己有恩不要忘记,时刻想着报答。在工作生活中加强感情投入,好好学习,学文化、学纪律、学国法、学党章、学英模人物。提高理论水平、工作能力、认识水平,为人生为事业打好基础,才能把为人民服务的权力掌好、用好。当前为何出现一些违法乱纪的干部,就是没有把好权力关口,忘乎所以,走向不法之路。
孔繁森是党员干部,对于金钱的认识是检验人生观的核心问题。金钱是好东西,人在日常工作生活中,都离不开钱,它能带来富裕和幸福。但金钱也是个坏东西,它能使人灵魂扭曲,甚至丧失伦理道德。
如何看待钱,如何得到钱,又如何使用钱,价值观不同的人看法也不会相同。有的党员干部一切向“钱”看,不择手段捞钱,有了钱为富不仁,无恶不作,甚至不惜以身试法,完全忘掉了党员干部的初心使命。
但孔繁森不同,在他殉职后,许多离退休老干部在采访座谈会上说,“孔繁森把自己兜里的钱往外掏,掏给困苦的藏族人民,一掏就掏光,没有了就跟家人要,甚至为了抚养自己收养的孤儿,他曾化名‘三木’去医院卖血。”这些话道出了孔繁森价值观的真谛。
在藏工作期间,孔繁森在依靠党委、政府积极改善当地医疗条件的同时,每次下乡都随身携带着一只小药箱,用自己的钱购买治疗牧民常见病的药品,在工作之余为群众听诊把脉、发药打针,直到小药箱空了为止。
孔繁森的经济来源是自己的工资,他的工资分三部分使用,一是基本生活支出;二是抚养两个孤儿的开支;三是帮助生活困难的藏族同胞、学生、身边工作人员和更新小药箱内的药品等费用。
孔繁森为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心地善良、乐于助人,他把钱看得很轻,对于遇到困难的人,他慷慨解囊相助。他会为藏族老人买酥油茶、送药,给小学生买校服,给生活困难者买棉鞋、棉被、棉衣,对失去父母的两个孤儿,他尽心抚养,等等。他手里没钱了,就从家里带走了3万元,这是妻子为了女儿结婚,辛辛苦苦攒了几年的卖棉花钱。
对于自己,孔繁森处处节俭,甚至“吝啬”。他舍得给考上军校的通讯员梁福兴买一身好西服,说上大学穿好点,但不舍得给自己买套新衣服。他到北京找有关部门为西藏争取救灾款时,住的是小旅馆,吃的是小地摊。他们三人住的旅馆只有两个床铺,他就睡到地板上。去北京参加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时,他顺路回聊城老家看老母亲,给女儿花10元钱买了件裙子,女儿说“这是过时的”。
孔繁森很鄙视不义之财,曾经有个包工头来到阿里,用信封装了2000元见面礼给他,想承包阿里地委行署的基建工程。孔繁森说:“这些钱在你身上不算多,在我身上可不算少,这种钱花的就是我们的基建工程费,许多干部就是被你们腐蚀坏了。”“你要是有技术能力,就去投标……你若再把钱塞到任何人的手里,就别想在阿里砌一块砖……”最后,他把包工头撵了出去。
孔繁森把钱财看成身外之物,在他看来,多做点儿工作,给人民和社会多留点东西才是真正的财富。
孔繁森殉职后,人们在料理他的后事时,只找到两件遗物,一件是他仅有的8元6角钱,一件是他去世前写下的“关于阿里发展的十二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全国人民在学习孔繁森活动中,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张全景问时任华西村党委书记的吴仁宝“您对学习孔繁森有何感怀”时,吴仁宝当即答了两句很有哲理的话:“财产如山,黄金万吨,一天不过三顿;高楼大厦,独占鳌头,晚上不过一个床头。”“一个人有能力应该给大家和后人、为社会多留点财富,多做些好事,人生价值就是奉献和创造”。
1993年12月2日,孔繁森给西南政法大学上学的小女儿孔玲写信说:“我马上进入50岁了,我要在今后的岁月中加倍努力多做点工作,给人民和社会多留下东西。”愿我们的广大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像孔繁森那样为党的事业只讲奉献不计得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远有一颗公仆心,只有如此,我们的党才能取信于民,立于不败之地。
(三)
死亡,是对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最严峻的考验。战争年代的英雄、地下革命工作者是鞠躬尽瘁、死而无憾。毛泽东同志对刘胡兰烈士“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题词,正是对人生价值与死亡的高度概括。
孔繁森是人不是神,他和普通人一样也有七情六欲,他认为人生的价值不在寿命的长短,“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年”,人生的意义在于对党和人民、社会多作贡献。毛泽东同志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孔繁森就是为人民的利益而牺牲的,重于泰山。
人生都有追求,追求什么?为谁追求?孔繁森是为人民的利益追求不断突破自我。加倍努力忘我工作,实现人生价值。孔繁森也和普通人一样珍惜自己的生命,但他又和别人不一样,他有时刻为人民的利益不怕艰难困苦、不怕牺牲的思想准备。1979年,孔繁森第一次援藏,在日记中写道,“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1988年,他第二次进藏,我送他到济南空军招待所,出发前一天的晚上,他到山东幸福杂志社总编赵建国家去做客,说:“我万一发生不幸,请在过春节时,给我摆碗水饺、放双筷子。”赵建国夫人批评他说:“老孔,不要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孔繁森殉职后,赵建国在吃年夜饭时,摆上了一碗水饺,放上了一双筷子,还特地倒上一杯水酒,祭奠英灵。
在西藏特别是阿里工作,艰苦的环境让很多援藏干部很不适应,随时都有发生危险的可能。1994年2月2日,孔繁森在革吉县考察,因高原缺氧和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他在牧民帐篷里,感到呼吸困难,预感生命垂危,于是强打精神,用手电筒照明,给通讯员梁福兴写了封信。
小梁:不知为什么我头疼得怎么也睡不着觉,我是在海拔6000公尺的地方给你写的信,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我有一事相托,万一我发生不幸,第一你不要难过,第二你给地(委)行(署)领导讲不幸的消息,不要给我家乡讲,更不能让我母亲和家属孩子知道,第三你要每月以我的名义写一封报平安的信,第四我在哪里发生的不幸,就把我埋在哪里。切记,切记!
他对自己后事做了安排,成了不是“遗书”的“遗书”。
孔繁森对藏族同胞有深厚的感情,高原环境虽然艰险,他坚持顽强适应,他要战胜困难,完成党和国家交给他的任务。殊不知,死神光顾已不是一次了。第一次,他从马上摔下来,昏迷10多天;第二次是1992年,因遭遇车祸,他摔成了脑震荡;第三次,在他从新疆乌鲁木齐前往塔城的路上,车子拐弯时差点碰到山上,幸好有惊无险地过来了;第四次,在克拉玛依遭遇车祸,他没能躲过去。
在艰难的环境中,孔繁森有随时可能牺牲的思想准备。1989年7月,他在日记中写道“热血洒边疆,丰碑树高原”。他就是准备在高原埋忠骨,他达到了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视死如归的境界。
(四)
孔繁森殉职后,在聊城老干部座谈会上,一位老干部讲述他的事迹时,提到他有三不说,“西藏的艰苦环境不说,自己的困难不说,他做的好事不说”。孔繁森有他自己做人的准则,那就是忠诚。对革命事业忠诚,为之奉献了全部直至生命;对自己忠诚,属于自己的生命只有一次,在有限的生命里努力工作,全心全意投入到为人民服务中去。他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就是创造和奉献。一名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清醒地知道人生不能虚度,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要找到适合发挥自我潜能的位置。孔繁森找到了这个位置,那就是“人民公仆”。
为使少数民族发展经济、脱贫致富,孔繁森两次援藏,本来任务完成应该回来,组织要求他留下来,到阿里任地委书记。在征求意见时,他毫不犹豫地服从安排。一年多的时间,为寻找阿里的发展优势,他跑了全区7个县,106个乡跑了98个,行程8万多公里,饿了就着榨菜吃口干粮,渴了啃一口雪当水。通过调查研究,他看到了阿里发展经济的极大潜力,概括了“六大优势”,提出了“十二条建议”。他跑北京落实建设项目和救灾资金,联系开发阿里经济的途径,跑灾区,跑敬老院、学校,跑边防哨所问寒问暖,对西藏人民倾注了全部心血,献出了毕生精力直至生命。
孔繁森离开我们已经30年了。生前,国务院授予他“全国民族团结先进个人”称号,殉职后,中共中央组织部追认他为“模范共产党员、优秀领导干部”。党中央国务院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学习他的模范事迹,中宣部批准在聊城建设孔繁森同志纪念馆,近年又建立了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这些地方都成了群众学习楷模的教育基地。孔繁森殉职30年来,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络绎不绝,这里已成为新时代的教育基地。他的事迹,对广大干部起到很好的教育启迪作用。
孔繁森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领导干部的楷模,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进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事迹感人肺腑,他的精神令人鼓舞,塑造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形象,他用自己的政绩夯实了他的执着人生。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孔繁森虽然离开我们30年了,但他还活在我们心中,他已载入史册,激励着人们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