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士磊 乔凤祥 孙东傲

季羡林先生的学术生涯，如同一座宝库，其价值需从多维度进行发掘：以扎实的文献整理工作为起点，通过深刻而宏通的思想阐释赋予材料以生命，最终服务于民族文化与人类文明的记忆建构。这三者构成了一个三位一体、不可分割的学术范式。

文献整理是季羡林全部学术工作的基石，也是最见功力之处。其文献整理工作具有以下显著特点：一是语言的直接性。他坚信“源头活水”在于原始文献，因此不畏艰险，直面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于阗文等古代一手材料，是直接叩问原典的典范。二是视野的国际性。他不仅关注汉文典籍，更将目光投向全球范围内的相关记载。在《糖史》研究中，他从中亚古文书、印度古籍、西方旅行记乃至阿拉伯文献中爬罗剔抉，构建起一个立体的、跨文化的证据链。

文献本身是沉默的，需要学者以其思想之火将其点亮。季羡林学术的卓越之处，在于他从未止步于文献整理，而是以宏阔的学术视野，对材料进行了富有创造力的思想阐释。

其思想阐释的核心在于“文化交流论”。他将文献中零散的证据，编织成一张宏大的文化互动网络。通过研究中印之间的佛教传播、物质技术流转、语言接触影响，雄辩地论证了文化的发展生命力正源于持续地交流与互鉴。他提出的著名论断——“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以及关于“河东河西”文化盛衰循环的思考，都是其思想阐释的结晶。

文献整理与思想阐释的最终指向，是一种自觉的、宏大的文化记忆建构。季羡林的学术研究，具有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和现实关怀，其目标是唤醒、梳理并重塑对于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华文明的文化记忆。

在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史观占据主导，东方文化的价值被严重低估。季羡林的工作，实质上是一场针对文化记忆失衡的“拨乱反正”。他通过扎实的学术研究，有力地证明了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印文化）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不可磨灭的贡献与独特的智慧。他重新“发现”并阐释了中印两大文明间持续千年、深度交融的历史，这本身就是对“文明冲突论”的一种无声反驳，建构了一种“文明共生”的记忆模式。

综上所述，文献整理、思想阐释与记忆建构，构成了季羡林学术研究中三位一体、层层升华的有机体系。文献整理是“体”，是学术的物质基础；思想阐释是“魂”，是学术的智慧核心；记忆建构是“用”，是学术的终极价值。这三者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对于如何通过严谨的学术研究来守护文化多样性、建构积极的文化认同，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

（2025年度聊城市社科规划专项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编号：ZXKT2025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