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玄志刚

国家有国家的文化自信，如大河汤汤，有容乃大。

一个地方也有一个地方的文化自信，如老树盘根，不喧哗，自有声。

聊城的文化自信，写在黄河艾山卡口，那最窄处，有最长的回响，是河水与时光的对峙；写在伊尹耕莘处，那第一缕药香，飘了五千年，熬煮着济世仁心；写在光岳楼的楼顶，那一只葫芦，盛着日月，装着满城的福气；写在海源阁的书页间，那一卷卷宋版，墨痕犹在，藏着文脉的流转；写在景阳冈的风里，那一声虎啸，穿过千年，喊出了一代代人的风骨。

音、药、福、文、气，便是聊城写给大河的回响。

全中国最好听的城市名字，聊城当之无愧。

“聊”字何意？《说文》解为“耳中鸣也”，是声音在耳畔回荡。这名字，天生就带着音律的基因，仿佛千百年来黄河号子、运河小调、鱼山梵呗、高唐尺八、临清古筝，都在这一个字里汇合了。“城”字落地，把那些飘荡的声音收拢起来，聚成一方水土的灵魂。

“聊”字还有暂且、依赖、略微、闲谈等意思，更多用作聊天。蒲松龄将书房命名为“聊斋”，《聊斋志异》里的《胭脂》故事便发生在聊城。蒲松龄当年写《胭脂》故事，是骑着毛驴来到东昌府，在东昌湖边撷取素材后写成的。因此，东昌湖也被称为“胭脂湖”。

聊城把精心打造的区域农产品品牌，也加了一个“聊”字，叫作“聊·胜一筹！”。胜出别人，凭的是实实在在的品质；胜出自己，靠的是日复一日的用心。以建设全国优质农产品重要供给基地为目标，聊城在服务全国“绿色大粮仓”“安全大厨房”上走在前、挑大梁，让“放心吃吧，聊城产的”成为掷地有声的信誉。

聊城有数百处名胜古迹，都能在中外古典文籍中找到相关的对应。朝鲜《漂海录》、日本《入明记》、意大利《马可·波罗游记》《利玛窦中国札记》、荷兰《荷使初访中国记》、英国《乾隆英使觐见记》都记载了运河聊城的繁华盛景。

运河的桨声灯影，不过是聊城五千年文明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文明层层累积，如大河泥沙，沉淀出这座城深厚的河床。

黄河收窄处 音律始宽时

九曲黄河，自巴颜喀拉山启程，裹挟青藏高原的寒雪与黄土高原的泥沙，一路劈山夺路，咆哮万里。但黄河来到聊城东阿，在艾山脚下，收起了它的锋芒。

艾山卡口，宽仅二百七十五米，是黄河下游最窄处，水势被两岸挟持，流速湍急，左冲右突，如困兽，如烈马，如一个人被扼住了咽喉。

恰恰是这“逼”出来的激荡，让携带千里的泥沙有了片刻停留，不是沉淀，是顿悟。壶口是出征，卡口是收兵；壶口是少年问天，卡口是中年面壁。正因窄，才有了水与岸的相遇，万里征尘与一夕安顿的相遇，不是劈开，是绕行。

“秋观浪涌冬观冰，正月十六放河灯。黄河鲤鱼跳卡口，艾山脚下锁蛟龙。”这首民谣，道出了艾山卡口一水藏尽的春秋。

可蛟龙真的是被锁住的吗？也许它只是累了，游了一万里，游过了峡谷与平原，游过了征战与盛世，终于在艾山脚下，遇见了那个窄窄的，只容一身的入口。它游进去，不再出来。

黄河在艾山收窄了河床，正如一个人在中年收窄了期待。河道愈窄，回声愈长。

在任东阿王期间，曹植来得最多的地方，就是艾山卡口。那时山下流淌的尚不是黄河，而是古济水演化而来的大清河。河道骤收，如万马回旋，河水一次次撞向石壁，又一次次折身而返，不正是自己半生的写照？才名如滔天雪，功业却困于尺咫。七步成诗，却走不出兄长的阴影；胸怀天下，却终老于封地一隅。胸中万顷波涛，尽付这八十余丈的窄口。他久久伫立，衣袂尽湿，恍然觉得，这卡口收束的不是河流，而是自己无从安放的命运。

曹植生于乱世，长于军旅，那时的黄河是战鼓，是檄文，是父王的野心与天下。

可艾山不一样。这里没有金戈铁马，没有旌旗蔽日。只有水，日复一日地撞击石壁；只有岸，年复一年地收容流水。水在这里不是征服者，是归客。岸在这里不是屏障，是门槛。

曹植在卡口站了很久很久，久到夕阳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那一日，他离开卡口，沿河堤，登上鱼山。山中无浪，只有风过松枝的轻响，面前是大河熔金，身后是空山不语。

起初是寂静，天地阖目，万籁噤声。然后，有音自虚空来，不是自天而降，而是自心底升起；不是入耳，而是入骨。那声音泠泠如冰下暗泉，杳杳如云外钟声，分明是梵呗，却无一字可辨；分明是初闻，却恍若前生早已听过千百回。他闭目，泪先于意落。那一刻，他听懂的不是经文，是卡口的水，半生的浪，四十年来所有无从收束的奔流。

他取过简牍，记下那缕音律，笔落处，不是诗，不是赋，是中国大地上从未有过的梵腔汉韵。字字如莲，自唇齿间次第开落；音音如梵，中国佛教音乐自此开端。鱼山梵呗是完成汉传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标志。

那一日鱼山上，他不过是那个半生颠沛的王子，终于在最窄的河道之处，听见了属于自己的回响。不是收束，是化开；不是征服，是和解。他俯瞰这片土地，河声入松，松影覆石，心中涌起一种奇特的归属感，仿佛此地不是他宦游的驿站，而是迟来的故里。

这位终生不得归乡的游子，在生前便把鱼山选作了长眠之地。他并不知道，一千六百多年后，黄河从河南铜瓦厢决口改道，一路北上，夺大清河入海。他更不知道，自己长眠的鱼山，终有一天会矗立在黄河北岸。大河改道，竟是为这位才子守护千年。

曹植落在这世间的，不只七步成诗的叹息，更有一脉文脉的奠基。他将汉乐府的古朴化为五言的华茂，让诗歌从民间歌谣走进文人堂奥。从此，中国诗歌有了抒情品格，有了“骨气奇高，词彩华茂”的典范。谢灵运说天下才共一石，子建独占八斗，那八斗，不只落在魏晋，更洒向盛唐，落在李白、王维的酒盏里。

李白来到了聊城，没有人确切知道他停留了多久，但他想必去了艾山和鱼山，和曹植来一场诗赋相约；想必去了茌平和博平，和鲁仲连来一场心灵相惜。李白一生崇拜鲁仲连，近乎执念，存世诗作九百余首，提及鲁仲连多达近二十次，频率远超其他历史人物。这不是偶然的“用典”，而是反复的“签名”，他用鲁仲连的名字，一笔一画签下自己的精神契约。

李白在《别鲁颂》中说，泰山再高，也比不上鲁仲连的高风亮节；军人再多，也要败在鲁仲连的三寸舌下。在《古风·齐有倜傥生》中，李白这样写道：“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李白的诗眼，就在这一个“笑”字，不是得意的笑，不是嘲讽的笑，是看淡的笑，是放下之后眉眼舒展的笑。在聊城，李白也找到了精神归宿。

聊城的音律脉络，并未止于曹植与李白。唐初，一位真正的音律大师从这片土地上走出来。他叫吕才，聊城高唐县清平镇吕庄人。这位奇才，在音律领域的贡献，足以让聊城配得上“音律之乡”的称号。

唐贞观年间，太宗令祖孝孙修订乐律，祖孝孙与乐师们反复争辩，始终不得定论。太宗下诏遍访能者，中书令温彦博推荐吕才，称其“聪明多能，尤长于声乐”。魏征也盛赞其才：“尺八长短不同，各应律管，无不谐韵。”

高唐城外有座古墓，埋着春秋时的齐国人绵驹。绵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国家级”歌星，《孟子》中有明确记载：“绵驹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因他居住在高唐，整个齐国西部的人都变得擅长唱歌，连国风民俗都为之改变。绵驹传唱的民歌被孔子收入《诗经·齐风》之中，他被后世尊为十二“音神”之一，名号“琴音绵驹”。那座墓，吕才去过，风吹过来，荒草窸窸窣窣地响，或许他听见了什么。

吕才更大的功绩，在于他参与编创的两部大型乐舞，《秦王破阵乐》和《功成庆善乐》。贞观七年（公元633年），太宗亲绘《破阵舞图》，命吕才依图教乐工一百二十人，披甲执戟而习之。这个舞蹈“有往来击刺之象，以应歌节”，气势恢宏，震动朝野。千百年来，《秦王破阵乐》被史学界、音乐界视为“国宝”。《旧唐书》《新唐书》均为吕才列传。

吕才之后，又一千余年，聊城临清金郝庄，再出一位音律大家金灼南。

金灼南生于1882年，出身音乐世家，自幼习筝，青年时奔走江南数省，寻师访友，集众家之长，终成一家，世称“金派”。他将家乡流传的传统筝曲《双板》《三环套日》《流水激石》融合编创，命名为《渔舟唱晚》。这支曲子，后来成为古筝界公认的“第一名曲”。1984年，中央电视台天气预报节目采用电子琴演奏的《渔舟唱晚》，作为背景音乐。每天傍晚，当那悠扬的旋律响起，亿万观众并不知道，这支曲子的根，流淌着聊城的乡音。

如今，金郝庄的村民们，仍在传习祖辈的技艺，那一声声古筝，一直传到今天。

聊城这片土地上，音律的脉络绵延两千余年，从未断绝。黄河在艾山脚下收窄了河床，却在聊城人的血脉里，化作另一种流淌。那不是水的奔涌，是音的绵延；不是力的冲撞，是韵的回响。

卡口窄处，蛟龙沉潜。那一缕缕梵呗，一声声尺八，一阵阵古筝，正是这条沉在河底的蛟龙，吐出的千古绝响。

伊尹耕莘处 药香始渡时

音律从来不只是音律，五音入五脏，音乐本身就是一剂药，能调和气血，能安神定志。和音律一样，要寻找中医药文化的源头，那得走进莘县那一望无垠的旷野里去，走到“莘亭伊尹耕处”的石碑前。

伊尹是谁？他是厨子，是宰相，是帝王之师，更是中医药汤液的鼻祖。伊尹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看懂了“水火”的秘密。他发现，同样的食材，水多水少、火急火缓，出来的味道天差地别；同样的草药，单嚼独咽，与合煎共煮，效力不可同日而语。

于是，他把厨房里的炊具，搬进了药房。

在此之前，先民用药，叫做“  咀”，把草根树皮嚼碎了吞下去，或者切碎了硬咽。药是药，人是人，两不相入。伊尹做了一件石破天惊的事，他把几味药放在一起，加水，生火，煎煮，让它们在水的浸润和火的煎熬里，彼此渗透，彼此成就。酸、苦、甘、辛、咸，各司其职，又浑然一体，他取了一个名字，叫“汤液”。

这是医学史上的一次革命，神农尝百草，解决了“用什么药”；伊尹创汤液，开创了“怎么用药”。从此，药材不再是草根树皮的简单堆叠，而被赋予了灵魂，方剂诞生了。

伊尹用鼎煮药，不仅观察药性的寒热，更思考药物之间的君臣佐使关系。酸入肝，能收敛；苦入心，能泄降；甘入脾，能补缓；辛入肺，能发散；咸入肾，能软坚。“五味调和以养五脏”的学说，如同一盏明灯，不仅照亮了后世中医药发展的道路，也奠定了“药食同源”的基石。它告诉人们，日常的饮食，其实就是最好的医药，通过对食物性味的精心搭配和调和，就可以在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达到调和气血、平衡阴阳、防病治病的目的。

厨房与药房之间，伊尹只轻轻跨过一道门槛，却为华夏文明推开了一扇大门，完成了从“食”到“药”的伟大跨越。

在同一片土地上，从莘县往北，在临清八岔路潘彭店村，矗立着一座彭祖墓。中华养生鼻祖彭祖探索着更为根本的命题，如何不药而养生、尽享天年，如何把厨房里的膳食，变成通往长寿的秘钥。他所开创的，不是治病的方剂，而是活着的智慧。

关于彭祖活到八百岁的说法，民间流传着众多故事，有人说他精通厨艺，一碗鸡汤博得玉帝欢心，赐八百年寿命；也有人说他托人从阎罗王的生死簿上撕下了自己的名字，得以长生不老。尽管这些传说带有神话色彩，但八百岁其实是按“小花甲”的方法来记岁的，一年相当于现在的六十天。这样算来，彭祖活到了一百三十多岁。彭祖代表了中华养生文化的源头，倡导的是“导引、调息、膳食、养生”四位一体的生命哲学，追求的是一种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长度。

伊尹在探寻百草与人体共鸣的奥秘时，想必去过彭祖的安息之地，感念这位先哲以食养生的智慧。或许正是这次跨越时空的“对话”，让他更加坚信药食同源、医养同理。

彭祖明其道，伊尹得其法，两位先贤在聊城这片土地上，共同为后世铺就了一条从治病到养生、从药房到厨房的康庄大道。

两千多年的时光里，汤液的香气从未消散。这一切，只为等待一个人的到来。

茌平人成无己，金代医学大家。他最伟大的贡献，是首创“以经释论”的方法，运用《黄帝内经》《难经》等古典医籍，逐条阐释张仲景《伤寒论》的条文与方剂，完成《注解伤寒论》这一经典医书。在此之前，《伤寒论》是一本“怎么治”的方书；在此之后，《伤寒论》成了一门“为什么这么治”的学问。他第一次明确提出“半表半里”的证治纲领，第一次系统阐述“和法”的理论内涵，第一次运用“君臣佐使”逐方解析仲景方剂之妙。他被后世尊为“国医亚圣”，与医圣张仲景并立杏坛，是中国医学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

成无己的伟大，还在于“无己”。他以儒医立身，无论贫富贵贱，对求诊者一视同仁，号脉必凝神静气，处方必反复斟酌。对无力支付药费的，无偿施药；对远道求医的，舍粥留宿。即便是在靖康之变后，他被当作战利品掠往金国、备受凌辱的漫长岁月里，仍以仁德为天职，既救治宋人，也为金人疗伤。孔子说“仁者寿”，成无己活到了九十三岁，这不是奇迹，这是中医养生智慧的实证。

从彭祖的膳食，到伊尹的汤液，再到成无己的注解，聊城这片土地始终与中医药的命脉紧紧相连。如果说彭祖是滋养的沃土，伊尹是源头的活水，那么成无己便是那个引水成渠的人，让上古的智慧，得以顺畅地流淌进每一个后世医者的心中。

到了今天，这条流淌了五千多年的中医药长河，在聊城这片土地上，正奔涌出新的波澜。当古老的智慧遇见时代的呼唤，聊城人正让中医药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中国走向世界。这一次的主角，不再是某一位先贤，而是这片土地孕育的阿胶、灵芝、桑黄。

阿胶、灵芝、桑黄都是聊城出产的道地药材，有着补血、和血、止血的奇效。中国最早的中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对阿胶的记载是“主心腹内崩……久服益气”；对灵芝的功效按青、赤、黄、白、黑、紫六芝进行了详细分类记载；对桑黄的描述是“属上经，性微寒，无毒，久服轻身，不老延年”。作为中医“上品”“君药”，阿胶、灵芝、桑黄都有着养身、养心、养颜的功效，是聊城人引以为傲的“聊城新三宝”。

“新三宝”之所以好，根子在水。东阿阿胶的独一无二，离不开泰山与太行山两股地下水，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其水清而重，其性趋下。”中科院检测也证实，这水为天然弱碱性，富含数十种矿物质与微量元素，熬胶时能助杂质分离，让药效倍增。冠县灵芝长在黄河故道的沙土地上，那疏松透气的沙质土壤，正是灵芝菌丝最爱的温床。临清桑黄长在黄河故道的古桑树上，泥沙千年的淤积，为桑黄提供了最理想的宿主。阿胶得水之重，灵芝得土之松，桑黄得木之古，这三样宝物，说到底，都是大河留给聊城的馈赠。

寿人济世，道正声崇。从郑和宝船载着阿胶七下西洋，到今天“聊城新三宝”远销世界，聊城这片土地，始终在做好一件事：让中医药的智慧，生生不息。

阿胶之城、灵芝之乡、桑黄之都，为聊城振兴中医药事业，打开了无限的空间。

像大河的发源地一样，不必是高原上那滴最初的水珠，能让无数支流汇聚、交融、奔涌向海的地方，便是文明最辽阔的发源地。

那伊尹耕莘处的第一缕药香，从此处启程，穿越五千年的渡口，正在抵达更远的远方。

光岳凌霄处 福脉绵延时

光岳楼的飞檐挑起鲁西平原的天际线，已超过了六百五十年。楼顶上悬着的那只葫芦，不是装饰，是真真切切长成、晒干、烙了花纹的东昌葫芦。

葫芦，是聊城吉祥文化的一把钥匙。它肚子里装着的，不只是一方水土的福禄祈愿，更是一条绵绵延延的福脉，从堂邑的葫芦架下，游过高唐的锦鲤池，穿过张秋的年画店，剪过茌平的窗花，最后落在东阿喜鹊的喳喳声里。光岳楼，这鲁西大地上最高的坐标，恰是这脉福气世代守望的高台。

从光岳楼经聊堂路，西行四十里，是堂邑镇路庄村。还未进村，葫芦的香气已扑了满怀，那不是花果的清甜，是一种经过日头暴晒、水分收干后的木质暖香。收获时节，家家户户的平房顶上，金黄的葫芦铺成一片海，长竹竿来回翻动，让每一只葫芦都均匀地承接秋阳。

张骞出使西域，将葫芦种子带到中原，在堂邑扎下了根。黄河改道留下的冲积土，疏松透气，排水性好，最宜葫芦扎根。老辈人传下话：“葫芦不挑地，但挑水；水若甜，葫芦才灵。”路庄人打井取水，井水清冽，浇出的葫芦皮薄肉厚，筋骨匀称，天生就是雕刻的好胚子。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葫芦因其独特的形态和音韵，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吉祥寓意。

葫芦谐音“福禄”，给人们带来福禄吉祥之意；葫芦多枝蔓，寓意“福禄万年”；葫芦内多子，表示“多子多福”。正因为这些美好寓意，葫芦被视为吉祥物，被称为“吉祥葫芦”。

葫芦天生一副乾坤相，圆腹为坤，藤蔓为乾，暗合阴阳。壶公悬壶济世，铁拐李葫芦装天，“壶中天地”四字，把这小物件里的大学问说尽了。可在路庄人眼里，那些大道理都远，近的是日子，镇宅的葫芦画上符，悬在门楣上；护身的葫芦系在腰间，跟着人出行；招财的葫芦刻着铜钱纹，摆在柜台上。“符器合一”，福气便从天上落进了人间。

东昌葫芦不仅种植规模大，而且最讲究雕刻技法，以“刻”为骨、金石铿锵，以“意”为魂、吉祥万千，以“形”为韵、随形赋意，“工”与“意”结合，“俗”与“雅”共融，“古”与“今”对话，将聊城的水土灵气、齐鲁的文化底蕴，一同刻入了这“福禄”之中。东昌葫芦，有丝绸之路上民族交往、文化互鉴的鲜活掠影，有中华文化的韧性与活力，有传统与现代的美妙融合，有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东昌府区被命名为“中国葫芦雕刻文化艺术之乡”，在全国率先发布东昌葫芦发展指数，引领着葫芦产业的发展方向。

大河拐弯处，必有圣人出。马颊河在聊城北边拐了个弯，仿佛故意要耽搁一会儿，好把天上的云影、岸边的花香都看得真切些。那水汽氤氲间，仿佛有什么东西沉淀下来，沉到土里，沉到人的血脉里，再化开时，便成了纸上的墨、笔端的韵。这里，便是中国书画艺术之乡——高唐。

这墨韵一化开，便收不住了。近现代画坛，李苦禅、孙大石两位大师皆出于高唐。李苦禅先生是齐白石的入室弟子，以大写意花鸟名世，笔墨雄阔，气势磅礴，被称为“画坛宗匠”。孙大石先生也是山水画巨匠，晚年将毕生创作与收藏尽数捐给家乡。李奇茂，台湾水墨画大师，被誉为“当代张大千”，将高唐视为“第二故乡”和精神归属地。2012年，高唐县被文化部和国台办联合命名为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基地。

人居四海，心在高唐。高唐县城不大，最好的地方，都给了那些与书画结缘的人。李苦禅、孙大石、李奇茂、巩德春、程辛木、辛守庆……近年又新添了韩静霆、张望，他们的美术馆静立在湖光水色之间，青砖灰瓦，仿佛那河水拐弯时打的一个盹儿，梦里全是墨香，醒来时，香已满城。

在高唐，不只湖畔馆舍里藏着书香，乡野之间，也藏着一群握惯了锄头，更放不下画笔的人。三十里铺镇大石新村，把写意花鸟技法融进秸秆画里，让庄稼地里的麦秸登上了国家艺术殿堂。琉璃寺镇秦庄村，是锦鲤绘画专业村，村民们的画卖到了北京。

高唐的祥瑞，自古便与锦鲤连在一起。千年之前，马颊河上便有渔人吟唱“鸣榔得锦鲤”，那诗句藏在《高唐州志》的泛黄纸页里，如同鱼苗藏在春水里，静待来日。

这锦鲤，从书画里游出来，从诗里游出来，先是游进了四十多家企业、八千亩池塘，游出了十亿元的光景；再一摆尾，便游出了国门，游到了阿联酋的迪拜。如今，高唐是“中国锦鲤第一县”，是“中国锦鲤之都”。那锦鲤还在游，成了动漫节上的“唐小鲤”，成了向全球发布的产业指数。它游到哪里，高唐的名字就跟到哪里。

运河从南边来，带着江南的温润；往北边去，载着北国的厚重。走到张秋这地方，绕着镇子拐了几个弯，也把一个镇子的命运，深深地嵌进了历史的河道里。

明清时候，这里可了不得。张秋虽是个镇，却有府城的地位，城里头设有工部都水分司、管河厅、布政司署、税课局，有七十二趟街、八十二胡同。民间有句话，叫“南有苏杭，北有临张”。这“临”是临清，“张”便是张秋了。一个镇子，能与苏杭并称，可以想见当年的繁华。

这繁华，养出了许多手艺。其中一样，便是木版年画。张秋的年画是从山西传来的，晋商把生意做到了山东，也把家乡的画样带了过来。到了明清，这手艺便在这儿扎下了根，开出了花。

张秋的木版年画，有它独特的脾性。别的年画，印完了还要用手工给人物脸上添些颜色，叫作“开脸”。杨柳青的娃娃是这样，杨家埠的门神也是这样。张秋的年画却不，只套色，不手绘，一张画，要套印五回，少一回都不行。

张秋的匠人，见过世面，有自己的吉祥观。他们不信吉祥是要靠描画出来的，倒觉得真正的福气，就该像那白净净的脸，要留白，要稳当当地藏在心里。外头再热闹，也不往脸上贴金；心里再有盼头，也不溢于言表。那门神秦琼敬德，执鞭跨马，威风凛凛，脸上却不着一色，白净净地贴着门板。年画里藏着运河人家对日子的笃定，福气无须张扬，安稳自在心中。

后来，张秋镇“刘振升画店”迁往东昌府清孝街，由此带动了东昌府木版年画的兴盛。

一样的吉祥，张秋人把它藏进套色的木版里，茌平人却把它剪成满窗的红。茌平剪纸，是不打底稿的，心随意走，动剪成形，在技法上多为“开口剪”，剪的时候不用剪刀插孔，直接从纸的一侧入剪刀。剪完之后，看起来零零散散，铺在桌子上，依然是一幅完整的图案。经过世代传承，茌平剪纸形成了简练质朴、造型夸张、装饰性强、含蓄内敛的风格，红彤彤的，照得满屋都是喜气。

黄河改道，引黄沉沙，给东阿留下沙化土地。东阿人不信邪，在沙地上种树，一棵一棵，一片一片，硬是用十几万亩人工林把黄沙锁进了绿网。林子长起来了，来得最多的是喜鹊。那黑白相间的身影，从这一片林跳到那一片林，喳喳的叫声把寂静的沙地叫活了。如今全县有二十多万只喜鹊，是全国唯一的“中国喜鹊之乡”。

喜鹊来了，吉祥便不再是抽象的概念。

在东阿，县里明文规定，凡筑有喜鹊鸟巢的树，禁伐。两万多棵带巢的树，一棵一棵挂牌保护；沿黄湿地上，数千个人工鸟巢次第悬挂。这背后，是一种朴素的认知，吉祥是需要安居的，安居是需要呵护的。

那些挂牌保护的树，那些悬挂的人工巢，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生产，它们生产生态，生产景观，生产一个地方的辨识度。野鸭、白鹭、灰鹤、天鹅来了，连珍稀的震旦鸦雀也重现身影。鸟多了，来看鸟的人就多了；人来了，周边的农家乐、生态园、民宿便跟着火起来了。喜鹊不再只是枝头的吉祥，它成了乡村旅游的“代言人”，成了农产品的“形象大使”，成了电商平台上东阿阿胶、黄河大鲤鱼包装上的那一抹灵动。

聊城人懂得这个道理，真正的文化不是束之高阁的遗产，是活在当下的创造。吉祥文化之所以珍贵，不在于它有多古老、多悠久，而在于它还能生长、还能结果、还能让土地上的人们过上更好的日子。只有让它生根，让它与生产结合，与产业结合，它才能活起来，才能成为真正的“幸福产业”。

这幸福，是看得见的，在丰收的庄稼地里，在游客的笑脸上，在锦鲤跃出水面的那一刻，在樱桃入口的瞬间，在桑黄茶氤氲的热气里。幸福就藏在这些寻常却动人的瞬间里，藏在吉祥文化与产业结合的每一个细节里。

吉祥就这样一圈一圈地扩散，从文化符号扩散为生态红利，再扩散为经济收益。如今，鲁西平原正经历着一场重塑，一场以“片区”为笔，以“振兴”为墨的宏大叙事，正在千里沃野上，徐徐绘就一幅名为“从一村富到连片兴”“从一域美到全域美”的乡村振兴画卷。

光岳楼高耸在平原之上，也挑起了这一方水土的万千气象。它看着脚下的土地从黄河故道变成绿洲，从沙化之地变成福乡。那只悬在楼顶的东昌葫芦，日夜转动，像是在为这满城的吉祥，做一个永恒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