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玄志刚

先河后海处 文脉流转时

运河岸边，山陕会馆巍然矗立。门顶之上，一只葫芦迎着河风轻轻转动，和城中央光岳楼上的那只一样，都是土生土长的东昌葫芦。一个在城心，一个在河畔，遥遥相望，如同这古城的两个坐标，一个守着千帆过尽的繁华，一个望着万家灯火的炊烟。船行至此，便知聊城的城门不远了。

聊城这一段水路，是明清两代最繁忙的河道。漕船、商船、官船，密密地挤在水面上，帆影遮住了半边天。船上的货物，南方的竹木、丝绸、茶叶，北方的乌枣、阿胶、海盐，都在这里上岸、转运、交易。比这些货物更珍贵的，是那些装在樟木箱里，用油布裹了一层又一层的书。

书是走不得旱路的。车马颠簸，路途遥远，一本宋版的《史记》，经不起几回辗转。唯有船，稳稳地浮在水上，一日百里，不紧不慢，让那些易碎的东西，有了从容迁徙的可能。隐于江南藏书楼和深宅大院里的珍本秘籍，正是沿着这条水道，一路向北，来到了聊城。

这便有了海源阁。

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那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划出深深印痕的年份。珠江口外，英国的炮舰正缓缓驶来；东昌府的运河岸边，时任河南开归陈许道道员的杨以增，在万寿观街路北的老宅，建起了一座藏书楼。这仿佛是历史的一个隐喻，当国门被迫打开的时候，却有人执意要把中华的文脉，更深地藏进自己的院子里。

楼成之日，杨以增站在院中，望着这座青砖灰瓦的二层小楼，心中想起的，是《礼记·学记》里的四个字：“先河后海。”

“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河是源头，海是归宿。没有河，便无所谓海；但若止于河，便永远到不了海。他以“海源”二字名楼，既是对父亲“欲立家庙未果”的追远之思，更是一种深远的寄寓，藏书不是为了藏，是为了流；不是为了守，是为了传。涓涓细流，终将汇入大海；一阁之藏，亦当归于天下。

这是一种怎样的襟怀！杨以增从政经历丰富，最后官至江南河道总督，督理着八百里运河的漕运与河防。他比任何人更懂水的性情，水不流则腐，河不畅则淤。书又何尝不是如此？藏书楼若是只藏不用，便是一潭死水；唯有让书流动起来，让文字活起来，文脉才能生生不息。

海源阁藏书达四千余种、二十二万余卷，其中宋元珍本四百余种、逾万卷。宋版“四经四史”，更是镇阁之宝，被后世藏书家奉为圭臬。国家图书馆现藏一千六百多部宋元刻本，所藏海源阁善本就有二百六十余部。这些数字背后，是杨氏四代、百余年的心血与坚守。杨以增奠基，儿子杨绍和在京为官期间继续搜求，孙子杨保彝悉心守护，到曾孙杨敬夫时，虽逢乱世，仍竭力保全。四代接力，一门风雅，这在世界藏书史上，也是罕见的佳话。

运河的水，日夜不息地流着。海源阁的书，也随着这水脉，流向了更远的地方。

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一位特殊的客人来到了聊城。他叫刘鹗，后来以一部《老残游记》名满天下。此时的他，正四处游历，慕名来到海源阁，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竟会被拒之门外。

求书不得，刘鹗闷闷不乐地回到客舍，提笔在墙上题下一绝：“沧苇遵王士礼居，艺芸精舍四家书。一齐归入东昌府，深锁嫏嬛饱蠹鱼。”

多年后，他将这段经历写进了《老残游记》，书中那个到东昌府寻书未果、愤然题诗的老残，正是自己。一部小说，又让这段往事随着文字流传至今。

船到聊城，靠了岸。湖州的羊毛、兔毛，苏杭的细竹，一捆一捆地运上岸来，送进运河两岸的那些制作毛笔的作坊里。

明代中叶至清道光年间，是东昌毛笔制作业最兴隆的时期。从业者千余人，作坊密密麻麻地分布在运河两岸，古楼东大街两侧。那时候走在街上，随处可闻见竹木的清香、皮毛的微腥，听见的，是匠人们敲敲打打、修修整整的声音。当地有句老话，叫“东昌作坊，书笔两行”。这一边是做书的，刻版、印刷、装订；一边是做笔的，选毫、梳齐、修锋。书与笔，是文人墨客的左膀右臂，也是这座城市与文脉最深的缘分。

东昌毛笔的根，在浙江湖州。湖笔是天下第一笔，湖笔的技艺，顺着运河北上，在东昌府扎下了根。从元朝起，这里便开始制笔，到了明清，已自成一格。东昌的匠人，从选料开始，就格外讲究，做一支笔，要经过大大小小七十二道工序。单是水盆里梳毛这一道，就要用尖利的牛骨梳子，一遍遍地把羊毛、麻梳匀在一起，三十几遍下来，手被划得满是血口子。那最小的笔头，只有半寸长，握在手里，要用锋利的梳子反复修整，稍一松劲，便前功尽弃。

如此做出来的笔，选料精良，做工精细，锋长杆硬，吸墨性强，不掉毛，不散毛。行家们说，东昌毛笔有“尖齐圆健，刚柔相济”的妙处。好的毛笔，是有性格的。它不只是工具，更是书家手臂的延伸、心意的传达。笔锋落纸，墨迹晕开，那一点一画里，有匠人几个月的心血，也有书家几十年的功夫。

清顺治三年，开科大考。那一年，聊城人傅以渐带着一支东昌毛笔，走进了顺天府的贡院。考场上，鸦雀无声，只有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傅以渐运笔如风，一气呵成。那一手字，清劲挺拔，行云流水，仿佛不是写出来的，是从心里流出来的。

考卷呈到御前，顺治皇帝展卷细看。看着看着，不觉拍案：“此卷书法，可称当世第一！”朱笔一挥，钦点为头名状元。傅以渐后来成了康熙的老师，康熙皇帝巡幸聊城时，也用了东昌毛笔撰文赋诗，为光岳楼题写了“神光锺暎”的匾额。那四个字，至今还高悬楼上，任凭风雨，墨香如故。

六十年后，又是一段佳话。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聊城人邓钟岳，同样带着东昌毛笔进京应试。殿试之后，康熙皇帝看着他的卷子，朱批了“字压天下”。这四个字的分量，比状元的名号还重。

这支笔，仿佛也沾了傅家的灵气。一百多年后，傅以渐的四世孙傅绳勋，同样以一笔好字名世。彼时，他的亲家杨以增不仅修建了海源阁，还主持重修光岳楼。完工后，杨以增撰写了《重修光岳楼记》一文，那碑文，便由时任江苏巡抚的傅绳勋亲自题写，刻在石上，立在楼前，字字端庄，笔笔有力。站在这碑前，仿佛看见那支东昌毛笔，在杨以增与傅绳勋手中流转，杨以增凝神撰文，傅绳勋执笔题碑，书与笔，两大家族的深情，就这样交织在一起，成就了聊城的文脉，也成就了一个时代的风雅。

海源阁的书，在战火中流散了大半。其中一批宋元珍本，辗转到了青岛刘少山手中。1952年，刘少山将这批古籍悉数捐给国家，其中一部宋刻本《楚辞集注》，是海内外仅存的孤本。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毛泽东主席将一部刚刚影印出版的《楚辞集注》作为国礼，赠予日本客人。这套书，底本就是海源阁旧藏的那部宋刻本。毛主席一生推崇屈原，早年抄录过《离骚》《九歌》，晚年仍常读《楚辞》。他以这部书相赠，既有对中华文化的自信，也有对两国邦交正常化的期许。

从海源阁出来，不过一箭之地，便见一座青砖灰瓦的祠堂，静静地立在梧桐树的荫里，这便是七贤祠了。

聊城的文脉，不止于藏书、制笔、刻书。还有一样，比书更早，比笔更长，那便是“心”。

明代中叶，王阳明的心学如一股清流，从江南漫向北方。那是一个思想激荡的时代，程朱理学统治了数百年，已经有些僵化了。王阳明提出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像一阵春风，吹醒了沉闷的学界。可这股风，吹到北方，已经弱了。北方人讲究实学，看重考据，对心学这种“向内求”的学问，总有些隔阂。

但聊城不一样，不同的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为心学的传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王道，第一个把心学的火种带回北方。他慕名南下，学成归来，便在聊城讲学。穆孔晖，同样是王阳明的亲传弟子，为官清正，屡遭贬斥，回到家乡后，也一头扎进心学的传播里。王汝训，师从穆孔晖的门生，官至工部尚书，一生清廉，晚年归乡，依然讲学不辍。张后觉，跟从王门弟子颜钥、徐樾学习，回聊城后广收门徒。孟秋、赵维新，是张后觉的门生，一个安贫乐道，一个著书立说。逯中立，曾在东林书院讲学，把心学的种子播向更远的地方。

这七个聊城大儒，前后相续，师承分明，在北方的学术天空下，撑起了一片心学的天地。万历年间，东昌知府岳和声感佩他们的学问与风骨，建祠奉祀，名曰“七贤祠”。七贤祠，承载了北方心学传承与发展的精神殿堂，成为一盏照亮北方大地的思想明灯。

清乾隆年间，另一位知府胡德琳来到聊城。他是个痴迷文教的人，在山东为官多年，修志书、建书院、刻书籍，不遗余力。他在东昌城内孙家胡同，把一处私人宅院改建成启文书院，成为当时东昌府最大的书院。

书院建成之日，胡德琳亲题一副楹联，挂在门口：“接武巍科三状首，传薪正学七先生。”上联说的是书院的学子，前后考中状元的，有明代茌平的朱之蕃、清代东昌府的傅以渐和邓钟岳。下联说的是书院的老师，接续燃烧、薪火相传地传授“正学”的，是七位先生。这“正学”，便是心学。

这副楹联，把聊城的文脉说透了。状元，是果；七贤，是因。没有七贤的传薪，便没有状元的传承。书是载体，笔是工具，心才是根本。

王阳明先生没有来过聊城，但他的思想来了，便在这里扎下了根。那根，扎得很深。

从七贤祠出城往西，望见了马颊河，就到了老堂邑县的地界了。虽然运河主干道不直接流经堂邑，但作为东昌府的重要属县，堂邑的经济和文化深受运河影响。明清时期，堂邑县的河道管理归上河厅管辖，辖区就包括了运河的部分河段。‌‌柳林镇静卧其间，如今已属冠县。那里出了一个更奇的人，叫武训。

武训乞讨，要的不是饭，是钱。他要钱做什么？办义学，让穷人家的孩子也能识字读书。光绪十四年，武训五十一岁。他用乞讨积攒的经费，在柳林镇办起了第一所义学“崇贤义塾”，后来他又办了第二所、第三所。

武训不识字，不藏书，只做了一件事，让不识字的人，有书可读；让读不起书的人，有学可上。他用最卑微的方式，做了最崇高的事；用一人的卑微，换来了无数人的可能。

海源阁的书，七贤祠的心学，东昌毛笔的技艺，武训的义学，这些都是聊城的文脉。书在阁里，心在祠里，笔在手上，学在城乡，有形的，无形的，都在这片水土上活着、流着、传着，化作一纸文章，落笔生花。

写得好，便写出了状元。明清两代，山东的进士、状元人数在北方遥遥领先，聊城又名列山东前茅。这绝非偶然。七贤的心学，启文书院的教化，东昌毛笔的助力，海源阁书籍的滋养，共同成就了这一方水土的文运。

傅以渐的后人里，出了一个更了不得的人物——傅斯年。傅斯年，是傅以渐的第七世孙。这座状元府第，到了他这一代，书香依然未断。1919年，“五四运动”那天，举着北大校旗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那个高个子，就是他。他是山东大汉，个高体胖，走在前面，像一面旗帜。后来他创办《新潮》杂志，与陈独秀的《新青年》南北呼应。

傅斯年陈列馆，是季羡林先生题写的匾额。季羡林，聊城临清人，梵学家、翻译家、散文家，精通十二国语言，被称为“国学大师”“学界泰斗”。1946年，他刚从德国留学归来，正是因傅斯年先生的赏识，得以进入北大任教。2009年，他去世前，还在病床上写文章。那支笔，仿佛从傅以渐手里，传到傅斯年手里，又传到他手里，一代一代，不曾停歇。

聊城的状元，不止傅以渐、邓钟岳。聊城的文人，不止傅斯年、季羡林。他们共同书写了聊城的文脉，也让“状元之乡”的名号，实至名归。

海源阁的藏书曾在烽烟里流散，七贤祠的香火也曾一度中断。可是，聊城的文脉没有断。

1992年，海源阁在原址修复。1993年，傅斯年陈列馆成立。2012年，作为古城保护与改造工程，七贤祠在楼西大街西首复建。

从2022年10月开始，不到三年时间，在聊城，七十七家以“海源书房”命名的城市书房辐射全市，有的在社区，有的在民宿，有的在景点，有的在书店。

2023年，聊城市启动海源阁古籍“归阁工程”。那些流散在各地的海源阁旧藏，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回家”，有的是原件回归，有的是影印复制，有的是数字采集。

2024年，海源阁古籍文化中心成立，“海源阁杯”首届全市青少年经典阅读大赛举办。

2025年5月，聊城被授予全国文明城市称号。

一座藏书楼，一座七贤祠，几十座书房，无数个读书人，这就是聊城的文脉。它像运河的水，有时断流，但从未干涸。它在地下渗着，渗了几百年，忽然有一天，又冒出来，汇成溪流，汇成河，汇成海。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聊城的文脉，就是这样。你也许成不了状元，成不了大师，成不了圣贤。但只要心里有那盏灯，手里有那支笔，眼里有那些书，脚下有这条路，你就走在这条文脉里。

武松打虎处 浩气激荡时

聊城还有一种文化，写在《水浒传》里。

景阳冈在阳谷县城东，沙丘起伏，林木蓊郁。“三碗不过冈”的酒店招旗还在，酒碗比成年男子的拳头还大。武松当年喝了十八碗，不是酒量大，是胆量大。

水浒中的很多地方都留下了聊城的影子，武松打虎之后斗杀西门庆，柴进身陷高唐州，宋江攻打东昌府，李逵寿张乔坐衙。故事的真假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传说在这片土地上生了根，发了芽，长成了民间的精神谱系。

聊城地处鲁西，冀鲁豫三省交界，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这里既有仁爱忠信的齐鲁儒风，又有慷慨悲歌的燕赵遗风。英雄的土地，是走出来的，是打出来的，是一代一代人的骨头，硬硬地撑起来的。

上古时期，那时候，这片土地还不叫聊城，中原大地上，正进行着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

涿鹿之野，黄帝与蚩尤杀得天昏地暗。蚩尤战败，身首异处。他的首级，埋在了哪里？《皇览·冢墓记》里写得明白：“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寿张，就是今天的阳谷。

阳谷县城东南十余公里处，一座圆锥形土丘静静矗立，这便是蚩尤冢。考古学家在这里发掘，发现冢分三层，叠压着五千年的光阴，最下层是大汶口文化，正是蚩尤的时代。蚩尤带领九黎部族，在农耕、冶炼、兵器制造等方面已有相当发展，与炎黄部落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多元源头。

黄帝是英雄，蚩尤也是英雄。苗族尊奉蚩尤为祖先，每年都要组织人员，到阳谷进行祭祀活动。阳谷的百姓，年复一年地祭他，不是因为他是胜利者，是因为他是“战神”，勇猛、刚烈、不屈。这种精神，像种子一样，埋进这片土地里，日后长出无数的英雄来。

阳谷这个名字，是有来历的。阳谷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正是种谷的好去处。清康熙年间修的《阳谷县志》载：“阳谷北境有宓城，太皓伏羲氏之城也。阳谷在伏羲城以南，为伏羲教民种谷之地。”伏羲在此“仰观于天，俯察于地”，开启华夏农耕文明的先河，后世将二十四节气的源头追溯于此。“阳谷”二字，取自“观日阳、种五谷”的直白意象，这片土地便有了五谷丰登的年景。

2016年11月30日，二十四节气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在国际气象界，二十四节气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阳谷，不是一个单纯的行政地名了，是中华农耕文明和二十四节气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伏羲之后，又一位圣人来到这里。他叫仓颉，黄帝的史官。

东阿县王宗汤村，有一座仓颉墓。《水经注》里说，黄河经范县东北流，入东阿仓亭。仓亭，便因仓颉墓而得名。传说仓颉造字的那天，天雨粟，鬼夜哭。文字诞生了，从此，人的思想可以记录下来，传给后人；英雄的事迹，可以刻在甲骨上，铸在青铜上，写在竹简上，流芳百世。

如果没有仓颉，蚩尤的战旗，谁能记得住？如果没有仓颉，武松打虎的故事，谁来传？文字，是英雄的第二条命。

2000年，国家文物局在这里勘探，发现仓颉墓一带是距今四千多年的龙山文化遗址。墓地下层，还有汉代修的砖室墓。一代一代的人，守着这座墓，守了四千多年。守的不是一个传说，是一种对文明的敬仰。

洪水，是这片土地上，另一头猛虎。

尧舜之时，天下大水。鲧治水失败，他的儿子禹接着治。禹来到聊城，带着百姓，在南边开挖了徒骇河，在北边开挖了马颊河。河水退了些，却总也排不完。

有一天夜里，禹顺着暗流查看，走了五六里，发现一股打着漩涡往上涌的水花。他拎起泥沙袋，投了下去。这一投，惊动了水下的蛟龙，蛟龙张牙舞爪地扑上来。禹举起耒耜，和蛟龙斗到天明。后来，舜帝赐给他一块刻有镇蛟图的方石。禹在夜里子时，将方石投进漩涡，几声闷雷过后，水花落下，洪水退了。

东昌湖的西南隅，至今有一片水面，当地人叫它“龙潭”或“镇蛟潭”。无论多么干旱，那片水从未干过。老人们说，那是大禹投石的地方。

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是带着千千万万的百姓，一寸一寸地挖，一担一担地挑，才把这洪水治住。这种精神，叫奉献，叫牺牲，叫为了后人，舍了自家。

大禹之后一千多年，又一位圣人来到聊城。

周敬王三十年，孔子带着弟子，从卫国往晋国去。走到博平境内，漯河渡口，弟子来报，晋国赵简子杀了窦鸣犊和舜华两位贤大夫。

孔子站在渡口，望着滔滔的河水，沉默良久。然后说了一句话，浩浩荡荡的流水是很美丽的，可是我不想过去了。他转身，命弟子们回车。回车的地方，后人立了一块碑，上书“孔子回辕处”。

那个渡口，从此改名叫“鸣犊口”。那段漯河，从此改名叫“鸣犊河”。一个地名，记下了一位圣人的义愤。他不愿与不义之君同流，宁可掉头，回他的鲁国去。

这便是孔子的英雄气，不是打虎，不是杀敌，是坚持心中的道，不肯与无道同流。

《三字经》里有两句话：“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

孟母仉氏，是亚圣孟子的母亲，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母亲之一。《阳谷县志》记载：“孟母庙在城北安乐镇西，世传孟母祁蚕处。”祁蚕，是敬香许愿，祈求蚕神保佑蚕茧丰收。孟母为什么要在这里祁蚕？因为阳谷是当时纺织业的中心。

孟子壮年游齐，在齐国住了十几年。他把母亲接来，就养于齐。孟母住在阳谷，在这里劝农桑，树母仪，留下了遗迹。她去世后，就葬在这里。后来孟子扶丧归鲁，把母亲的遗骨带回了邹县，但阳谷的孟母墓，一直保留着。

唐天宝七年，谷邑令奉诏建孟母庙。庙里供奉着孟母塑像，匾额上写着“母仪第一”。每年二月二，四邻八乡的百姓来赶庙会。如今，庙已毁了，只剩一个堌堆，几块残碑。但那口“孟母井”还在，井水早已干涸，仿佛还能看见一位母亲，在这里打水、洗衣、教子。她用自己的言传身教，把一个孩子培养成了“亚圣”。

英雄的母亲，更是英雄。

春秋后期齐国攻打鲁国时，鲁义姑携儿子与侄子逃亡，被齐军追击时，舍弃亲生儿子，“己之子，私爱也；兄之子，公义也”。齐将感其义举，认为鲁国不可伐，遂退兵。鲁君闻知后赐她束帛百匹，尊称“义姑姊”。‌‌‌茌平韩屯镇罗西村的土堆和鲁义姑祠堂，成为纪念这一伟大女性的场所，“舍子救侄”的故事也就被列入“二十四孝”。

抗日战争时期，这片土地上，又出了一位英雄的母亲。

她叫白文冠，回族人，生于1873年，是马本斋的母亲。马本斋是回民支队的司令员，率部在冀中平原与日军作战，打得敌人闻风丧胆。

1941年夏天，日军吃了败仗，恼羞成怒，便想出一条毒计，抓他的母亲，逼他投降。从那天起，她开始绝食。一粒米，一口水，都不进。七天七夜，滴水未沾。临死前，她让人给儿子捎话：“告诉本斋，他娘对得起他，叫他好好打鬼子给我报仇！”

1941年9月7日，白文冠壮烈殉国，享年68岁。朱德总司令亲笔题写挽联：“壮志难移，汉回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

如今，莘县张鲁回族镇南，有马本斋烈士陵园，园中碑亭肃穆，松柏常青。独臂守墓人蔡恩坤在这里守护了四十年，每天为前来瞻仰的人们讲述母子两代英雄的故事。

孟母三迁，教子成圣；鲁义姑舍子全侄，退敌保乡；白文冠绝食殉国，母子两代英雄。她们是骨血里的义，是生死间的节，是至死不渝的浩然之气。

很少有人知道，岳飞的根，在聊城。

据《岳氏族谱》记载，岳氏先祖岳休，仕周官拜博州节度使。博州，就是聊城。岳飞高祖爷后来到河南汤阴做官，因百姓挽留，便定居汤阴。所以，岳飞的祖籍，在东昌府区湖西街道办事处岳庄村。

岳飞的一生，是精忠报国的一生。岳庄村，虽然已经没有一户岳姓人家，但村名还在，记忆还在。金兵追杀，岳氏族人纷纷避难他乡，隐姓埋名。可这片土地，记得他背刺“精忠”，记得他“还我河山”的呐喊。

这片土地，养出来的，就是这样的骨头。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军全面侵华。聊城，成了抗日前线。

这一年，范筑先将军在聊城通电全国，誓死不南渡，守土抗战。他召集爱国青年，组建抗日武装，与日军周旋。1938年11月，日军围攻聊城。范筑先浴血巷战，壮烈殉国。

这一年，还有一个少年，叫金方昌。他是聊城人，17岁参加革命，19岁担任中共山西代县县委委员。1940年，他在转移途中被日军包围，弹尽粮绝，不幸被捕。金方昌宁死不屈，在狱中写下“严刑利诱奈我何，颔首流泪非丈夫”的诗句。同年12月，他被日军杀害，年仅20岁。代县将烈士战斗过的大西庄村更名为“方昌村”。

还有张自忠，这位从临清走出的将军，在枣宜会战中，率领部队与日军血战九昼夜，最后壮烈殉国。他是抗战时期，中国军队牺牲的最高将领。

一个又一个英雄，从这片土地上走出来，走向战场，走向死亡。他们没有犹豫，没有退缩。因为身后，是家，是国，是祖宗传下来的这片土地。

中共冀鲁豫（平原）分局设在聊城，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最大抗日根据地之一，人口达2000多万，面积10多万平方公里，占当时全国解放区的五分之一。根据地军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进行了数千次战斗，牵制了大量日伪军，被誉为“血肉之躯筑起的平原长城‌”‌‌。

和平年代，英雄还在继续。

1979年，一位聊城干部，响应党的号召，第一次进藏。他在岗巴县工作了三年，和藏族同胞同吃同住同劳动。1988年，他第二次进藏，担任拉萨市副市长，进藏工作期满后担任阿里地委书记。

他叫孔繁森。在阿里，他跑遍了全地区106个乡中的98个，行程八万多公里。他收养了三个地震中失去父母的藏族孤儿，为了抚养他们，他三次献血换钱。他给藏族老人治病，用嘴为老人吸痰。他因公殉职时，身上只有八元六角。

“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孔繁森留下的这句话成为党员干部的精神财富。2021年9月，老西藏精神（孔繁森精神）被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第一批伟大精神，成为新时代党员干部的精神坐标。

在聊城，他成了榜样。一个孔繁森，变成了无数个孔繁森。从“繁森”，到“繁星”，英雄不是孤零零的，英雄是可以复制，精神是可以传承的。一个人点亮一盏灯，千万盏灯，就能照亮一座城。这便是聊城对英雄的理解：英雄不是孤峰，是群山；不是绝响，是回音。

我们有伏羲的谷种，有蚩尤的战旗，有仓颉的文字，有大禹的治水精神。我们有孙膑的兵法，有岳飞的忠骨，有鲁仲连的义气，有鲁义姑的仁义。我们有武松的胆魄，有范筑先的壮烈，有金方昌的坚贞，有孔繁森的奉献。

这么多的英雄，这么长的历史，这么厚的文化。聊城人的文化自信，从哪里来？就从这片土地上来，就从这一代一代的英雄身上来。

1996年7月1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天下不敢小聊城》，这七个字，一直激荡在聊城人的心间，成为这座城市砥砺前行的精神号角。水的宽容，赋予了她开放包容的气质；水的奔流，滋养了她生生不息的进取之心。如今，立足“十五五”的新起点，聊城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两河明珠”城市的美好愿景。这一鲜明定位，将黄河与大运河交汇的独特禀赋、数千年的文化积淀与现代化的城市梦想熔于一炉，为聊城的未来之路铸就了独一无二的文化灵魂与鲜明标识。

一地一历史，一域一风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在聊城大地上总能找到源远流长的生动注脚；聊城，也以诸多伟大而原创的文化贡献，丰富了中华文明的璀璨星空。诗与远方，就在家乡。当我们将目光向内深耕，精准找到那个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触点，便找到了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探索出“第二个结合”在聊城的生动实践路径。循着这条大河文心指引的路，一座充满自信与活力的现代化“两河明珠”城市，正从愿景走向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