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东昌 刘如峰 田磊

在红军长征的英烈群星之中，有一位来自临清的革命志士，他是宁都起义的重要策动者、红五军团杰出的指挥员。从潜伏敌营的赤胆忠心，到驰骋赣闽苏区的英勇奋战，再到长征途中以身殉国的崇高气节，他以短暂而光辉的一生，谱写了一曲信仰如炬、铁血报国的英雄壮歌。他，就是红五军团骁勇善战的年轻指挥员——刘振亚。

求学从军 投身革命

1911年，刘振亚出生于临清县（今临清市）吕堂村一个中小地主家庭。1920年，他进入本村国民小学读书，校长兼教员是他的姑丈刘养元。刘养元虽是旧制中学毕业，却推崇新学，在学校开设国文、算术、常识、修身等新课程。四年的求学岁月，让年少的刘振亚习得新知，开阔了眼界，在心底种下心系家国、求索救国道路的种子。他不甘困守于乡土，一心想要探寻救亡图存的真理。

1924年，胸怀远大抱负的刘振亚不顾父亲的强烈反对，考入临清城内美国基督教会开办的育英小学。其间，为羁绊住儿子，父亲强行给他操办了婚事。两年后，刘振亚升入学校新设的中学班。此时，五四运动的新思潮虽在此间有所传播，但教会学校奴化教育的本质并未改变。刘振亚与几位热血同窗时常相互砥砺，逐渐看清文化侵略的真面目，对奴化教育产生强烈抵触，毅然转学至临清山东省立第十一中学。然而，父亲始终反对他外出求学，北伐军入鲁之后，更是强令刘振亚退学返乡。

家庭的束缚挡不住时代的召唤，刘振亚决然挣脱旧家庭与旧思想的枷锁，义无反顾奔赴革命，立志以青春热血挽国家民族于危亡。

1927年，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西北军）在洛阳创办军官学校。1928年，军校迁址开封，由临清籍将领张自忠出任校长。张自忠回乡招募青年子弟，刘振亚抓住机遇，辞别已有身孕的妻子，考入这所以生活清苦、纪律严明著称的军官学校，编入第二大队工兵队。在校期间，他结识了共产党员、分队长杜宗周。在杜宗周的启发引导下，刘振亚系统接受马克思主义，树立起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1928年冬，经杜宗周介绍，刘振亚加入中国共产党，立下为党奋斗、至死不渝的铮铮誓言，自此开启了潜伏敌营、隐秘报国的革命征程。

秘密兵运 举义宁都

1930年初军校毕业后，刘振亚被分配到冯玉祥部第二集团军第三十八师任见习参谋，后经苏进举荐，到董振堂任师长的第十三师师部任上尉参谋。同年10月，中原大战冯玉祥战败，冯部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孙连仲率领西北军残部接受蒋介石收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仍驻新乡、修武一带，刘振亚继续在董振堂的第二十五师七十三旅担任上尉参谋。1930年11月至12月初，他随部队移驻山东济宁整训。

白色恐怖肆意蔓延，二十六路军原有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多数共产党员被迫撤离。危急关头，刘振亚成为部队内部唯一与党组织保持联系的地下党员。他以军官身份作掩护，隐忍蛰伏，秘密团结进步青年，联络爱国军官，暗中传播革命思想，积蓄革命力量，在险恶环境中保存下宝贵的革命火种。

蒋介石视二十六路军为杂牌部队，处处排挤打压，克扣军饷粮秣，1931年2月，强令部队开赴江西进攻中央苏区。部队官兵大多是北方子弟，难以适应南方湿热瘴疠的气候，疫病频发，非战斗减员持续加重；加之供给匮乏，官兵生活困苦不堪。与此同时，中央苏区军民平等、耕者有其田的新气象，深深感召着二十六路军的广大官兵，向往光明、投奔红军的暗流在军中悄然涌动。

刘振亚曾考虑带领部分可靠同志直接投奔红军，但在未接到上级明确指示的情况下，没有贸然行动。为及时向中共中央汇报二十六军内部动态，他派遣刚归队的共产党员袁汉澄（袁血卒）赶赴开封寻找党组织。经开封党组织中转，袁汉澄辗转抵达上海，与中共中央联络员朱瑞取得联系。朱瑞分析研判局势，指出二十六路军具备起义的客观条件，随即派遣王超、袁汉澄、李肃三人赴江西，协同刘振亚开展兵运工作，争取整支部队投向革命。

袁汉澄离队之后久久没有消息，刘振亚内心万分焦灼。1931年3月，在蒋介石调兵准备大举进犯中央苏区时，刘振亚向董振堂请假，计划亲赴上海向中共中央当面汇报工作。行至南京下关码头，恰好与中央派来的王超等人相遇。几人连夜会商确定：充分利用国民革命时共产党在这支军队的影响，通过各种关系，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同时秘密发展党员，扩大党的队伍。

返回宁都之后，刘振亚与战友们分散隐蔽、密切配合，利用多重渠道宣传革命主张，审慎发展党员，不断壮大党的力量。为了加强党对起义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在二十六路军设立中共特别支部，由刘振亚担任书记。特支下设官长党支部与士兵党支部，构建起覆盖全军的地下组织网络，成为策动宁都起义的核心领导中枢。

担任特支书记后，刘振亚双线推进工作：一方面做高级将领的统战工作，另一方面深入基层发动士兵。他细致分析军中高级将领的思想状况，积极争取爱国进步军官，耐心推动参谋长赵博生的思想觉醒。随后经中共中央批准，赵博生被发展为中共党员，起义的核心骨干力量就此形成。与此同时，刘振亚兼顾基层动员，主动兼任学兵连教官、旅特务排排长，借授课、谈心的机会，向士兵宣传反帝反蒋、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国土沦丧，山河蒙难。二十六路军中的北方官兵群情激愤，高喊“回北方，打日寇”的口号。董振堂率部向北开进到胡冷嘴，却遭到蒋介石的强硬压制，部队与南京当局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刘振亚敏锐捕捉这一有利时机，带领特支顺势开展政治鼓动，把官兵的爱国义愤引导到反蒋起义、投奔红军的正确方向。全军人心思变，起义条件日趋成熟。

中革军委收到特支报告后及时作出指示：要周密筹划，伺机发动起义，整个行动由赵博生负责指挥。刘振亚与战友经过周密研究，准备了三套预案。为了最大程度保障起义成功，他们既牢牢依靠下层官兵作为起义的基本力量，又尽力争取高中级军官的理解与支持，成功团结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及团长黄中岳等将领，减少起义阻力。

正当各项筹备紧锣密鼓推进之际，危机骤然降临，南昌地下党联络机关遭敌破坏，二十六路军地下党领导人名单、党组织对二十六路军的政治决议和组织决议，悉数落入国民党特务手中。12月5日，国民党军南昌行营发出急电，严令即刻逮捕刘振亚、袁汉澄等地下党员。同时，又派飞机送来蒋介石彻底清查军中“反动分子”的手令。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译电室主任、地下共产党员罗亚平火速将密电送交刘振亚。

看到南昌行营的密电，刘振亚沉着冷静，一面让赵博生复电南昌，假意“遵令照办”，以迷惑敌人；一面派袁汉澄星夜急赴瑞金叶坪向中革军委汇报请示。毛泽东、朱德、叶剑英等军委领导果断决定：尽最大努力促成第二十六路军全部起义，起义后部队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六军，起义时间为12月13日。为确保起义顺利实施，中革军委派左权、刘伯坚、王稼祥携带电台，赶赴宁都城南彭湃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固厚联络指挥。中革军委的指示与周密部署，极大地坚定了刘振亚和赵博生等人的起义信心。

刘振亚和特支的同志认真落实军委指示，坚定推动全军起义。赵博生根据党组织的决议，随即找季振同等将领征求意见，得到众人一致拥护。临近起义，七十四旅提出把起义时间推迟一天，表面理由是两万套冬衣和11月军饷已经运到广昌，不日即可到来。而深层原因则是七十四旅部分将领对“红十六军”番号存有异议。刘振亚再次派袁汉澄带领七十三、七十四旅代表星夜赶到固厚，请示中革军委。军委立即批复同意起义推迟一天，部队起义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任命季振同为总指挥，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十五军军长。当即下发由毛泽东、朱德亲笔签署的委任状，并附送一幅标注进军路线、沿途敌我态势的地图。

遵照中革军委指示，刘振亚与特支的同志协同赵博生，敲定起义的全套行动方案，确定1931年12月14日正式举义。起义前夜，刘振亚以野外演习为名义，将学兵连拉至城外长明垴、老西坝一带，勘察地形，绘制简易地图，为大部队转移扫清障碍。

12月14日，震惊全国的宁都起义爆发。在刘振亚和特支的周密策动之下，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率领1.7万余名官兵宣告起义，脱离国民党阵营。15日，起义部队开赴固厚，16日，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成为中央红军一支骁勇善战的新生主力。宁都起义的胜利，离不开刘振亚在敌营长期的坚守耕耘与精心策划，他当之无愧是宁都起义的关键引路人。

鏖战赣闽 铸就军魂

宁都起义之后，刘振亚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四十四师一三〇团团长。1932年5月任红十三军三十七师师长。1933年6月红军部队缩编，改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师三十七团团长，其间曾赴瑞金中央党校学习深造。1933年8月1日，中革军委嘉奖刘振亚在宁都起义与反“围剿”作战中的卓著功绩，授予他三等红星奖章。同年秋，刘振亚调回红五军团，历任补充三师师长、第十四师四十团团长、建（宁）黎（川）泰（宁）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广昌前线警备司令等职务。在中央苏区烽火连天的战火淬炼中，他成长为一名智勇兼备、敢打硬仗的优秀红军指挥员。

自1932年起，中央苏区战事连绵。刘振亚率领部队转战赣闽大地，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身先士卒、靠前指挥，尽显过人的军事素养与顽强的战斗作风。

1932年2月至3月，刘振亚率部参加赣州战役，这是宁都起义部队整编之后打响的第一场大型攻坚战。同年4月，他率部参加红军东路军东征福建，投身漳州战役，协同主力攻占龙岩、漳州，重创敌第四十九师，缴获大量物资。东路军由福建回师赣南，7月打响水口战役，面对来势汹汹的粤军，刘振亚率部扼守前沿阵地，浴血鏖战，击溃来犯之敌，稳固中央苏区南部防线。8月，参加乐安宜黄战役，率军奔袭攻坚，打通赣东南战略通道。秋冬时节，投身建黎泰战役，攻克建宁、黎川、泰宁诸城，参与开辟赣闽边界新苏区。之后，他担任建黎泰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承担起新区守备、巩固根据地的重任。

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30多个师，兵分三路进犯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1933年2月，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役全面打响。刘振亚奉命率部承担前沿阻击、迂回歼敌任务。他审时度势、灵活用兵，多次完成艰苦的阻敌断后任务，以较小代价毙伤大量敌人，为主力红军集中兵力歼灭敌军创造了有利战机，助力打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兵力，自任总司令，发动对各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其中以50万兵力重点“围剿”中央苏区。敌军采取“堡垒主义”，层层筑堡，步步推进。1934年4月，广昌保卫战打响。广昌是中央苏区北大门，战略地位举足轻重。时任红五军团补充三师师长的刘振亚临危受命，兼任广昌前线警备司令。面对敌军星罗棋布的堡垒工事与猛烈炮火，刘振亚日夜坚守前线，统筹阵地构筑、兵力布防与后勤保障。他指挥部队依托工事顽强御敌，死死守住苏区北大门，为中央党政机关转移、主力机动、群众疏散争取宝贵时间。在旷日持久的守备作战中，他枕戈待旦、坚守阵地，一次次挫败敌人进攻，用鲜血捍卫中央苏区的红色土地。

铁流后卫 献身鸭溪

1934年10月中旬，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长征路。红五军团担负全军后卫的重大使命，以“铁流后卫”的担当，持续阻击尾随敌军，拼死掩护中央纵队安全行进。长征开始之后，刘振亚担任红五军团司令部侦察科长、作战科长，身处军团指挥中枢，肩负敌情侦察、作战筹划、战场协调、后卫阻击等重任。他昼夜行军，不眠不休，始终坚守岗位，恪尽军人职守。

长征途中，险山恶水重重阻隔，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

红五军团官兵大多来自北方，很难适应西南山区潮湿闷热、瘴气弥漫的恶劣环境。1935年2月，部队行至贵州都匀，长期的超负荷行军作战，彻底透支了刘振亚的身体，他积劳成疾，身染重病。即便身体极度虚弱，他依旧选择隐瞒病情，坚持随军转战，参与遵义战役等关键战事，以钢铁意志坚守长征前线。

1935年3月28日，刘振亚随军团司令部抵达贵州遵义鸭溪境内。连日行军作战，加之病情持续恶化，无情地击倒了这位年轻的革命者。他病情急转直下，不幸病逝，年仅24岁。正当壮志满怀、报国有为的大好年华，刘振亚把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万里长征路上，以热血和生命，践行了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的庄严誓言。

青山巍巍埋忠骨，浩气千秋照山河。刘振亚的英名，铭刻在宁都起义的红色史册中，镌刻于万里长征的英雄丰碑上。先烈虽逝、精神永存；征途漫漫，惟有奋斗。我辈当赓续红色血脉，弘扬长征精神，笃行实干，奋勇争先，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以强国复兴的实绩告慰革命先烈，不负今日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