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茌平 常红岩

妻子翻看着手机上的日历说：“下周就是冬至了，到了包饺子的时候了。”女儿则欢快地唱起了：“冬至到，冬至到，大家一起包水饺。”儿子也参与到她们的话题之中，甚至讨论起了几种馅儿的缺点，什么猪肉馅儿易胖，羊肉馅儿易腥。

坐在书房里的我，则不禁想起了那年冬至包水饺的场景来。

那时，我们家共有9亩（1亩约等于666.7平方米）地，父亲一口气种了6亩棉花。他像赌博一样，把希望都寄托在了那片棉花地里。

棉花在他的照管下，生根、发芽，直到郁郁葱葱，成了一片绿色的海洋。父亲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没料到的是，到了春末夏初，棉铃虫突然泛滥，一下子涌到了棉花上。父亲开始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背着那个老式喷雾器去打药。母亲给父亲送饭的时候，还要拉着一车水。父亲尝试着打不同的农药防治棉铃虫，但那些药打下去，好像给棉铃虫送去了蜜水一样，它们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了。

那时候，村里还号召我们学生去捉棉铃虫，还有奖励。每天放学后，我们不是先回家，而是先去找一个塑料瓶，到田里去捉棉铃虫，然后换取铅笔、橡皮之类的小文具。

但棉铃虫好像有了特异功能，不断增多。棉花被咬得千疮百孔，叶子上布满一个个小洞，花儿还没来得及开放，整棵棉花就枯萎了。

到了秋天，原本应该是棉花堆满房顶的时候，但那一年，村里家家户户的房顶上都空荡荡的。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年，我们家只收了半桶棉花。

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如果能正常春种秋收、夏播冬藏，生活尚不存在什么问题，但如果像这样，没有收获，结局就可想而知了。那一年，我们没有添置新衣，就连吃肉都成了奢望。

那年的冬至到了，水饺还是要包的。中午饭后，母亲就开始和面了。她从袋子里盛出面，又舀了水，在黑黑的灶台边忙起来，边和面边说：“白面白，白面白，包成水饺马上来。”和完面，母亲把面托在手里，对我们说：“咱和的面不硬也不软，水饺好吃全靠俺。”逗得我们一阵大笑。

母亲又开始准备馅儿了，她在一堆白菜里挑来捡去。父亲说：“找什么呢？还挑挑拣拣的。”母亲说：“我要找一棵最大最俊的白菜，配上我和的面。”

母亲终于挑出一棵白菜，说：“这棵白菜白又圆，包成饺子香又甜。”母亲把白菜切开、剁碎，又说：“白菜切得细又匀，赛过金来赛过银。”切完白菜，母亲从柜子里拽出一把粉条，在热水里泡了泡。本来硬挺挺的粉条，一遇热水，就软了。母亲又把粉条剁碎，和白菜混在一起。母亲笑着说：“白菜白，粉条长，来年的日子赛蜜甜。”母亲的乐观情绪感染了我们全家，就连一直低头不语的父亲也笨手笨脚地帮起忙来。

母亲开始包水饺了，她把一张圆圆的面皮托在手里，加入菜，两手一捏，一个像元宝一样漂亮的饺子，就魔术般地成型了。母亲说道：“咱家的饺子真正好，什么金银也比不了。”我们一家人在母亲的笑语中包着饺子。

我们很快就包完了饺子，将饺子摆成了一个个圈。母亲说道：“饺子成了圆，幸福又团圆。”我笑着说：“也期盼两岸同胞早日团圆。”

红色的火苗舔着锅底，水在锅里翻滚着。饺子在锅里浮浮沉沉，母亲一会儿喊妹妹去拿碗，一会儿又喊我去倒醋。一家人在母亲的指挥下，仿佛在进行一场盛大的活动。我突然想起《愚公移山》这篇文章，说：“遂率家人力能者三人，加水燃火，饺子运于饭桌之旁。”父亲笑，妹妹则瞪我一眼，说：“能的你！”

饺子被整齐地摆在盘子里，母亲说：“冬至饺子夏凉面，便是人间活神仙”。这时，平日里沉默不语的父亲也说：“吃了饺子浑身汗，明年咱要接着干。”全家人又是一阵大笑。

真的，直到今日，那年冬至包饺子的场景，仍印刻在我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