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殿镔

读完《明代大儒崔铣》，我脑海里依然想象不出崔铣的样子，却能清晰地看到他身上的光泽，那是品德之光，是智慧之光。

正德年间，权势熏天的刘瑾到翰林院视察《孝宗实录》编纂情况，众人纷纷跪拜，只有编修崔铣立而不跪。面对规劝，他朗声道：“翰林清贵，难道都是跪出来的？”刘瑾不便当众发作，低声对随行的张彩恨恨地说道：“你是吏部尚书，知道该怎么办！”

崔铣担任会试考官，河南考生焦黄中携厚礼来访，呈上其父焦芳一封亲笔信。焦芳与崔铣同榜举人，时为内阁大学士，他在信中暗示崔铣将焦黄中列为榜首。崔铣看罢，正色道：“崔铣眼中只有仁义，没有同乡，更没有同年。”拒收厚礼，斥退黄中。

后来，《孝宗实录》完稿，崔铣却被刘瑾和焦芳构陷，明升暗降，外调南京。

大礼之争，左顺门哭谏的二百三十一名官员无一幸免，十七人被杖毙，多人被发配。血雨腥风之时，众人噤若寒蝉，崔铣却挺身而出，上奏《甲申陈言急务疏》，劝谏皇帝，并提请辞职。皇帝大怒，朱批：“崔铣，准他辞！”因为皇帝的任性、刚愎自用、宠信小人，崔铣屡次上疏议政，谏阻武宗、世宗，遭贬遇谪。他进则无私无畏，退则无悲无悔。

崔铣不仅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爱憎分明，而且平素谨言慎行、清廉自持。他第三次出仕，亲朋故旧知其窘迫，临别赠金，崔铣拒绝。彰德府欲拆庙拨田，助其扩大回乡兴办的后渠书屋规模。崔铣担心扰民，写信谢绝：“自知富薄分足，不敢苟慕他人财，望钧令勿布，使诸公此心惠于疲民寒士。”

如果认为崔铣是简单粗暴的怒目金刚，是横冲直撞的鲁莽汉，是屡犯大忌而侥幸善终的幸运儿，那就大错特错了。他良好的品德令人尊敬和赞叹，他非凡的智慧则令人钦佩与喜爱。

一方面深知“人情凶险超过前朝，党同伐异甚于历代”，一方面要践行信念、坚守底线，二者发生矛盾时，如何处理？崔铣代理南京户部尚书时，第一件工作就很棘手——核算世宗之母灵柩南迁、与其父合葬的花费，工程的负责人乃当朝权贵。崔铣实事求是，推算出冒支数百万银两。面对权贵的压力和责难，崔铣一边拿出皇帝圣旨做挡箭牌，一边陈述利害，以退为进，说如果自己半途而废，朝廷就会派都察院查证。权贵们无可奈何，只得清退了事。

最为难的一次，是崔铣三仕南京时明世宗要他察访句容县朱家巷是否为皇家祖迹，据实上奏。崔铣深知其中利害：否决了，必定令皇帝不快，得罪别有用心的利益攸关方，自己也很危险；认定了，必定要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崔铣没有违背自己的原则，也没有鲁莽行事。他将赞成派和反对派各自的意见领袖拉入调查组，在实地周密调查的基础上，听取双方意见，然后上奏：“各众虽称朱家巷、朱家坟，略无遗迹可认，虽故老流传，别无碑籍可证。未见的确，臣不敢揣度拟同，自陷于欺罔不忠。”明世宗看罢，既觉遗憾，又感崔铣忠实谨慎，只好朱批：“既无实际，且罢。”善良且能办成好事的人，崔铣可算其一。

崔铣遭遇科举挫折，历经宦海沉浮，皆从容面对，进退自如。他不只是做到了“达则兼济天下”，而且在仕途蹭蹬、蛰伏乡里之际做到“穷亦兼济天下”。他开办后渠书屋，扶持穷苦子弟，引领青年才俊，为国为民培养人才。他主持编撰了《彰德府志》，可谓承前启后。他治学态度严谨，认为“不格物而曰致知者为妄，不履事而曰存心者为偷”。在序言中，谈及编撰原则，他明确要求《田赋篇》要忧念百姓疾苦；《官师篇》要推崇教化百姓；《人物篇》《选举篇》要重视品行德操，不以官职大小为收录标准；《宫室》要讥刺奢侈……可见他关心百姓，重视德行。他自己的作品多收于《洹词》一书，叙述春秋笔法，议论直抒胸臆，激扬文字，读之凛凛然若有金石之声。

崔铣妻子先逝、长子病亡，当然痛彻心扉，然而他能自我调整，很快走出变故，关注当下。后渠书屋大堂上挂着他的六然训：“自处超然，处人蔼然，有事斩然，无事澄然，得意淡然，失意泰然。”或许，这就是他人生态度和行事风格的写照。

崔铣死后，备受哀荣，朝廷的褒奖、士人的追悼自不待言，安阳百姓更将他的故居称为“小颜巷”，将他比作七十二贤之首的颜回。彰德知府冯忠曾评价宋相韩琦：“彰德府人杰地灵，自古贤守名相迭出，数不胜数，但能立德立功立言不朽者，唯宋朝韩忠献公。为万世立德，最难的是做人要有铁脊梁；为朝廷社稷立功，最难的是做事不计荣辱；为天下百姓立言，最难的是世事变迁的检验。”回顾崔铣的一生，此公亦可谓三不朽也。

崔铣之所以成为崔铣，除了自身的秉性和人生的际遇之外，他人的影响也对他很重要。小时候，其父崔升经常为其讲述乡贤名人故事。娶妻后，其妻李氏时常劝诫他：“为官一旦贪财受贿，必然弄权枉法，一旦败露，家人也会跟着遭人唾弃。”影响他的还有历代贤达于诗文中的谆谆教诲，他非常喜欢陆游的一首诗：“儒生安义命，所遇委之天。用可重九鼎，穷宁直一钱。”这自然令人感叹“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