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本报记者 赵宗锋

1941年腊月的一天，34岁的聊城人刘文岳带着妻子和一双儿女，来到位于光岳楼西路南的真光照相馆，拍了一组照片。其中包括一张全家福，还有一张他和3岁小儿子刘克功的合影。

照片的背景都很简单，全家福合影里，刘文岳和妻子坐在中间，两边站着两个孩子。一家人明显对这次拍照特别看重，衣服干净整洁。着长袍、戴礼帽的刘文岳不苟言笑，但双目炯炯有神。

在与儿子刘克功的合影里，他戴上了一条围巾，扶着一辆当时比较少见的德国产自行车，把儿子放在车梁上，像是穿戴一新，要出去玩的样子。

马上要过年了，尽管仍处于敌占区，但一家人还是挤出一点时间，用这样一组照片，记录下人生的一个瞬间，并满怀期待地迎接来年。

时光奔腾如河。此后的80年里，一家人的命运和大时代紧密相连，起起落落的岁月浪潮里，他们风雨同舟、彼此扶持，经历过艰难困苦，也终于迎来了好日子。

照片无言，历史有声。如今，两张珍藏在刘克功家里的泛黄照片，像是有一肚子话，要讲给人们听。

一组照片背后是一个家庭的“风雨行舟”

新中国成立前，楼东大街刘家，生意一度做得很大。

刘克功的爷爷刘树堂，人称“刘五爷”，做乌枣生意。雇着伙计，从济南、茌平等地运来鲜枣，在位于东关姚家园子的作坊里制成乌枣后，装进麻袋，用马车直送南京。

刘五爷的三个儿子中，老大在济南工作；老二跟着他做乌枣生意；老三刘文岳，是一家人的宠儿，一度人称“三不管”，意思是，“什么事也别问我，我不管”。

但逍遥的日子哪里能持久呢？成家后的刘文岳，还是挑起了家庭的担子。好在他有文化，头脑也机灵。尽管未子承父业，但他很快有了新的门路——行商。

从济南等地贩来香烟和火柴售卖，刘文岳的生意做得还凑合。而行商的运输工具，就是照片里那辆德国产自行车。

“父亲当年讲过，他们往往三四个人搭帮，骑车去济南等地进货，去时一天，回来又得一天。”2022年1月19日上午，83岁的刘克功说，中间会找个车马店歇歇脚，但吃的都是自带的饼子、窝头。

风里来雨里去，行商不可谓不辛苦。但刘文岳对未来的日子，始终满怀信心。

1941年底，他推着自行车，带着一家人走进真光照相馆，拍下了一组照片。

“我那时已经记事了，看到给我们拍照的是一个年轻人。后来才知道他是照相馆老板郭兆仁。”刘克功说，用来拍照的是那种老式的木箱照相机，也不存在补光设备，摄影师用竹竿挑着窗帘，一点点调试光线。

最终一共拍了几张照片，花了多少钱，刘克功都没印象了。但有一点是清晰的，这是他记忆里最早的一组照片。

那辆车的突然消失是对旧时代的无言控诉

在当时，有条件拍照片的人少之又少。能有辆自行车的，同样少之又少。也因此，刘文岳和儿子合影里展现出来的这个场景，在当时也并不寻常。

“这辆自行车，也是有来历的。”刘克功说，当时的商业模式里，也有像现在这样的抽奖活动。香烟里都有抽奖券，小奖是毛巾、茶壶之类，大奖就是自行车。刘家幸运地中了一次大奖，就是这辆自行车。

这辆自行车，在照片拍摄之后，又伴随了刘文岳5年时间，消失得很突然。

1946年底，聊城上空不时有枪声响起，解放的时刻来临了。

一天下午，位于东关的警察所长闯进刘文岳家，说要骑走刘文岳的自行车，看样子是要逃跑了。刘文岳十分不愿意，但也明白不给的后果。

看到刘文岳犹豫，那个警察所长故作大度地说，“要不我用另外一辆自行车和你换吧。”但他拿来交换的，是一辆几乎没法骑的破自行车。就这样，刘文岳赖以谋生的工具，从自己家里消失了。

“他们那种做派，和抢劫其实没什么两样。”刘克功说，也因此，他对于后来解放军进城后的表现，尤为感慨。

“刘邓大军南下时，有支队伍从城北门进入聊城，在这里休整。”刘克功说，“解放军一点也不扰民，不占居民的房子，就在大街上躺着或坐着休息。不但不扰民，我母亲当时生病，还是解放军的医生帮忙医治的。”刘克功说，一对比就能看出来，谁才是人民的军队，谁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刘克功说，父亲后来去了银行工作，自己上完学，去当了老师。1958年，他新婚不久，也拿起相机，第一次为家人拍了一张合影。

“我们家往年最好的日子，也没有现在好。”刘克功说，现在的生活条件，以前想都不敢想，所以他经常告诉自己的孩子，要珍惜现在的好生活，要努力奋斗去争取更好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