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国瑞

1982年高考日，月亮还挂在天上，星星还眨着眼睛，母亲早早起床，给我准备了丰盛的早餐：一碗手擀面，里面荷包了两个鸡蛋。我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一边还临时抱佛脚，默诵着课本内容。

“行了，别用功了，晚了点就麻烦了。”母亲在另一个碗里挑起面条一边往我碗里倒，一边不住地提醒我。

为确保万无一失，头一天下午，母亲专门抽出时间陪我去看了高考考场。那时，学校大部分都是平房，很少有楼房。考场在临清第一完全小学第二排平房最东头，门口左边墙上贴着白纸黑字，上面写着考场号和座位起止号码。隔着窗户玻璃，我寻到了自己的座号，反复核对无误，牢记在心里后才离开。回家路上，我又测算好路途所需时间，这才放下心来。

考试第一天，临行前，我再次检查身份证、准考证、削好的铅笔等考试必需品，见它们各就各位，才安心离开家。母亲忐忑不安，一直把我送出大门囗，再三嘱咐“不要慌，不要慌，一定要沉住气”。

头一天看完考场回到家，母亲就说考试当天陪我去考场，我坚持不让她去，说去了会给自己增加压力，母亲想了想，才放弃。现在回想，那时的高考很少有大人陪着，只有个别家远的考生，家长把他们送到考场就去忙自己的事，考试快结束时再骑自行车来接。不像现在，大人神经绷得比孩子还紧，大热天从头盯到尾，生怕考试中有个闪失。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说没压力是假的，但我依然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微微一笑，大踏步离开了家。

监考老师核对过身份证件和准考证后，我们陆陆续续走进考场，把书包全部放到讲台上。监考老师又核对考生考号是否与桌上的考号一致，检查每个桌上的物品是否符合规定，然后开始宣讲考场纪律。之后，考场里万籁俱寂，只听见发放考卷的唰唰声。

发完考卷，监考老师又讲解了答题注意事项。不一会儿，便响起了笔尖和纸面摩擦的沙沙声。我迅速地瞟了下四周，有的埋着头，聚精会神，手中的笔在不断游动；有的瞅着试卷，皱着眉头，愁眉苦脸；有的还在东张西望。

我按照老师教的答题技巧，先做会的，再做拿不准的，最后集中攻坚克难。

考场里有一男一女两名监考老师，女老师站在讲台上，目光如炬，不时地巡视台下。男老师在台下课桌的通道之间，不停地走来走去，瞅瞅这个，看看那个。他在我身边驻留了一小会儿，我的手心就攥出了汗，心跳加速。

为避免作弊，那时的考桌摆放都是抽屉朝前，桌背对着考生。试卷都是油印的，有时一不小心，就弄得手心或手腕上黑乎乎的。

一个小时后，有的考生开始交卷。有的人开始紧张起来。有的人左顾右盼，随即遭到老师的严厉训斥。一场考试结束，钟声敲响时，仍有十几名考生捧着试卷恋恋不舍，不愿交卷。

那天回到家，母亲早早做好了饭，我破例吃到了自己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和蒸米饭。母亲眉开眼笑，问我考得怎么样。我心不在焉说了句：“还行吧，反正该答的都答了。”

后面的几场考试，越考神经越松弛，越考心情越放松。几场下来，像结束了一场战斗，我忍不住长舒了一口气。

那时的高考，远不像现在这么重视，考前几天禁噪、考试时屏蔽干扰（当然，那时通信技术也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别说手机，固定电话也没普及到家庭），还有警车开道、专车接送等等。更有家长望子成龙心切，全家老少齐上阵，陪考的人数超过了考生。甚至还出现了穿旗袍寓意孩子“旗开得胜”的妈妈、穿马褂寓意孩子“马到成功”的爸爸，等等，这些成了如今高考一道亮丽的风景。

我高考那几天，母亲变成了一位“魔术师”，变着花样改善饮食。以前想吃吃不到的，只要开口，母亲都会不遗余力地去做，从不嫌麻烦。

而高考一结束，母亲也消停下来，心疼地说：“儿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该过紧张日子了。”

（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