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梦想·我的求学之路 编者按 6月25日，高考成绩发布，考生们进入志愿填报的关键时期。高考是万千学子人生道路的重要一环，也是他们开启新生活的起点。

每年的高考季，学子们以梦为马再启新程的故事总会重复上演。考生们积聚拼搏之力、追逐理想之光、收获丰硕成果，而当公众感受到考生的喜悦和兴奋，往往也会忆起自己当年的青春旅程。尊崇教育、关注高考，当全社会在情感上形成共鸣，实质上也是在传递一代又一代中国年轻人不断向上攀登、追逐梦想的进取精神。

自今日起，我们组织刊发一系列上世纪青春学子参加高考以及在大学学习生活的故事，旨在为行进在求学路上的青年学生提供了解社会变迁、学习前辈经验的视角。我们把最美好的祝愿送给即将实现梦想的高考生，也祝福国家在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奋进拼搏中，更加繁荣富强。

□ 闫西龄

1964年7月，我在茌平一中高中毕业，参加了全国统一的高考，录取于山东大学化学系。当年的高考和目前相比，真是变化太大了——那时的高中不分文、理科，大家使用相同的教材一起上课学习。学校不断要求同学们，不要偏科，要把各门功课都学好，但每人的爱好和兴趣是不同的。所以，实际上同学们对文、理科教材的学习大都有不同的侧重。特别是高考前的几个月，大家都按个人打算报考的科类复习功课，因为当时的高考是分科类招生的。

在我们高考之前的数年里，高考分为文史、理工、农林医三大类。从我们高考的1964年起改为只分文史、理工两大类，并延续了几十年。那年文史类的高考科目是作文、古汉语、政治、外语、历史、数学，每门满分是100分，其中作文、古汉语两场考试成绩加起来称为语文成绩，亦即语文满分是200分，数学成绩仅作参考，不计入总分，所以，文史类满分是500分。理工类的高考科目是语文、数学、外语、政治、物理、化学，每门100分，满分是600分。

那时是高考前填报志愿。全国高校划分为一类和二类，一类大学全部为本科，二类大学既有本科也有专科。每位考生得到两张表，分别填报一类大学和二类大学，也可以只填其中的一张表。每张表最多填写三所高校，每校填报三个专业（系）。山东省的高校只有山东大学和山东海洋学院（即目前的中国海洋大学）属一类高校，其余均是二类。

当时的本科高校大多数为五年制，师范院校为四年制，医学院校和北大、清华及中科大的某些系为六年制，专科高校均为三年制。那时的高校大多数是本科院校，专科院校占少数，本科高校内不设专科。当时山东省内的专科院校只有烟台师专、临沂师专和济南英专（济南英语专科学校）。当时，全国大多数考生的外语是俄语。济南英专正是在中苏（联）关系恶化的形势下，应急创办的，在我们高考那年建校并招生，学校设在山东师范学院内，在不少方面和山师院是一体的。“文革”后期该校成为山师院的英语系。

那时，每县只有一所高中，每个年级多数只有两个班。高考时，全聊城专区（辖11个县，比目前的聊城市面积大）共设聊城和临清两个考点。我们茌平一中80余名考生，由一名教导主任带队，挤站在两辆大卡车上，到近百里的聊城考点参加高考，没有一名家长陪同。考场设在聊城一中，我们的食宿也都在该校的食堂和学生宿舍内。高考的前一天下午，聊城考点的所有考生，被集合于聊城一中操场，由当时的专区文教局局长王春华讲话，他的讲话肯定有“要如实向党汇报成绩”“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这是当时反复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之类的内容，但我全忘记了，只记得他说的一句话：“今年全国本专科共招收15万人。”后来我从确切的资料中查知那年招收了14.7万人。和近几年全国高校每年招收几百万人相比，那真是天壤之别。

那年全国高考的时间是7月10日—12日，考三整天，每天考两门。考试时不是单人单桌，而是由不同学校的考生组成的两人一桌。我的同桌是东阿一中的一名考生。第一场考语文，考生刚进入考场不久，就下起了瓢泼大雨。但考试结束时雨停了，大家都感到庆幸。当年的理科语文试卷和文科的作文试卷相同，都只是一道材料作文题，没有其他题目。该作文材料，是从《人民日报》上摘录的一段文字，题目是“干菜的故事”，要求写出“读报有感”，也就是要求考生写出读《人民日报》上这则“干菜的故事”后的感想。但有极少数考生误认为是两道作文题任选一题：一道是写读“干菜的故事”后的感想，另一道是由自己任选报纸内容写出“读报有感”。让误解考生感到庆幸的是，凡这样“跑题”的考生，其作文也得分，总分达到录取要求的，也能被高校录取。

高考结束我回到家中，第二天就下地干活了。那时对于高考的分数及有关信息，谁也不打听，也无处打听，完全处于等待状态。大约过了一个月，我去韩屯赶集，遇到一位从县城来的同学张景财，告诉我：“你被录取了，好像是山大。”第二天，我到离家20公里的母校拿到了山东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当时招生部门不公布高考分数和录取分数线，考生都不知道自己考了多少分。各高中只是张榜公布被录取学生名单和录取于哪所高校，因为那时考生的分数属于“绝密资料”。直到1978年考生才开始知道高考分数，因为在这年的3月8日，邓小平指示，“要公布高考成绩，这是堵后门的最好办法”。那年，我们茌平一中四级二班41人参加高考，有15人考上本科，3人考上专科，创造了茌平一中那个时期高考的辉煌。

没有被高校录取，而又打算明年再考的同学，也不到学校去复读（学校也不办复课班），而是在家边干农活（或从事其他工作）边复习功课。第二年，我班又有3名同学考入本科高校。

得知我考上大学的消息，父母很高兴，但也很淡定，各方面都和平时一样。我按“入校须知”中的要求，到有关部门办理了户口迁移和粮食关系等手续，到10公里以外的博平照了相。这期间很是感受到人们对我考上大学的羡慕。在临近开学的一天傍晚，父亲请数位族人及生产队负责人到我家吃酒席，以庆贺我考上大学。菜肴多数取材于本村生产队出产的鲜品，由我母亲制作。我没入席，只是进行端菜、倒水的服务。席间大家并没讲多少上大学的话题，只是愉快地聊天、喝酒。当时，举办酒席极为罕见，因为刚刚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国家对酒的生产控制极严，市场上见不到酒。我也不知父亲是何时从何地买来的酒。我父亲是文盲，从我童年时期起他就强烈地渴望我有文化，渴望我脱离农村，所以这场简单的酒席不仅反映出父亲对我考上大学的喜悦，也是他心中理想实现的一种表达。

开学时间到了，我穿上母亲新做的粗布衣服，用一块大包袱裹好棉被等生活、学习用品，告别父母、乡亲就独自去上学了。虽然是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进省城，并带有不少行李，但我并没考虑让父母送我上学，父母也没有送我上学的打算。父母不陪送，除父母相信我完全能独立上学外，少花一份路费也是一个原因，因为那时的农民（当时称公社社员）几元钱都是很不容易拿出的。

就这样，怀揣着对未来的向往和憧憬，我开启了大学生活的崭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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