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巨源

我是1989年初进入莘县政协的，至2003年退休，担任县政协副主席兼文史委员会主任长达15年。退休后又被聘为聊城市政协文史研究员和莘县政协文史顾问，继续参与政协的文史工作。虽然不再是政协委员，但浓浓的文史情结丝毫未减，依然年复一年地陶醉在各类文史资料的征集、整理、撰写和编纂之中。可以说，我的退休生活，一刻也没有和政协的文史工作分开过。

1989年，我从聊城地区史志办到莘县政协工作时，县政协正式恢复工作还不到5年，机关建设和各项工作的开展都还处于摸索阶段，文史工作更是刚刚起步。经过一段时间的历练，我对政协的文史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到政协后，事务性的工作相对减少，使我有时间静下心来查阅一些历史资料，接触一些年龄较大的知情人，从而对征集、整理、研究文史资料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有了新的认识。

莘县地处冀鲁豫三省交界处，有着两千多年的建县史，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与莘县有关，不少享有一定知名度的历史人物是从莘县这块土地上走出去的。史志办的任务是纂修地方志，受体例局限，不可能事事备载；党史办的任务是征编党史资料，其他方面的史料不便涉及；唯有政协的文史工作可以不受内容和形式局限，可尽数将亲历、亲见、亲闻资料毫无遗漏地囊括进来，通过整理出版，使其发挥“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作用。这是政协文史工作的特殊性，也给文史工作者提供了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

基于这种认识，我和文史科（室）的同志一起理清工作思路，调整征集方向，确定了广泛征集、专题整理出版的工作计划，建立了一支广布于城乡的业余征集员队伍，使文史工作走出自我封闭的误区，找到了取之不尽的资料来源。在一些县市认为资料已经挖尽、文史工作可以告一段落的情况下，莘县却不断拿出二至三年的前瞻性计划，出现了编一、征二、备三的主动局面。政协文史资料以每年一至二辑的速度出版，至2014年，共出版27辑，总字数约600万字。这些文史资料，涉及莘县历史的方方面面，发行后受到县内外读者的普遍欢迎。尤其是《莘县史鉴》和《莘县碑文大观》出版后，不惟本县读者一书难求，连一些外地研究者也纷纷来函索书，在宣传莘县方面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当时县政协有一句口号叫“用扎实的工作擦亮政协的牌子”。可以这样说，在擦亮政协的牌子方面，文史资料的征编功不可没。时至今日，社会上还不断有人到县政协来索求早期的文史资料专辑。可惜由于时间太久，当时的印数又太少，这种要求已很难满足。

在莘县，一到需要查找某些历史资料的时候，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想到政协，这几乎成了一种条件反射，似乎政协就是莘县的资料库。这种现象说明，政协的文史资料征集整理工作确实十分重要，它是政协工作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政协委员中人才云集，群贤毕至，文化层次较高，联系面广泛，再加上由数十人组成的业余征集员队伍，这是做好文史资料征集工作的独特优势。周恩来同志当年倡导政协开展文史资料征集，实在具有高屋建瓴的战略眼光。几十年来，全国政协和各级地方政协大力开展文史资料征集整理工作，成果是辉煌的，影响是深远的。政协的文史工作和党史、史志部门的工作是取长补短、相辅相成的。就莘县而言，党史资料的整理和莘县县志的编纂都从政协的文史资料中获益不少，这一点是大家公认的。

从政协退休，已有11年。我仍然在不遗余力地做着文史工作，年逾古稀，却天天伏案，难得清闲。在前后长达26年的时间里，我和文史资料结下了不解之缘，心中形成了一种浓浓的文史情结。我曾在县委宣传部、县委办公室、地区史志办等多个部门工作过20年，最后在县政协工作了15年，直到现在，莘县政协仍然有我的办公室，登门攀谈者络绎不绝，这又为我了解各方面情况创造了十分便利的条件。我的祖籍虽然不是莘县，但大家都公认，对莘县的历史，我比祖祖辈辈生活于莘县的人了解得更多。这种情况，是在26年从未间断的文史工作中逐步形成的。

（本文为作者早期作品，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