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柳振军

春节临近，又勾起了我心中关于年味儿的专属记忆。

我的老家在阳谷县阿城镇范海村。一进腊月门，年味儿便像母亲放在炕头盆里的发面，一天涨似一天。放了寒假的孩子，好不容易逃脱了老师的管束，快活得如同出了窝的鸡，满胡同乱跑，鞭炮声此起彼伏地在村子上空炸响，惊得鸡飞狗跳，惹得大人们呵斥不断。

放鞭炮是男孩子们的最爱，但那时，很少有人舍得整挂整挂地放，都是事先把整挂鞭炮拆散，抓一把装在口袋里，跑到街上和小伙伴凑在一起，再掏出来一个一个地放。开始胆小，要把小鞭炮放在地上，或是插在砖缝里，然后去点，别人在一旁还带吓唬的：“哎，着了，快跑……”有时竟要点好几次，点着后赶紧远远地跑开，回头捂着耳朵盯着炮捻儿燃完，炸响。有时，捻儿着完了也不响，想跑过去查看，一把被大孩子们拽住：“慢点儿，别炸着！”又等了一会儿，看着捻儿确实蔫了，再跑过去先用脚踩踩，才敢拾起来。蔫捻儿的鞭炮也舍不得扔，要变着花样地玩：剥开，把黑色的火药倒在纸上，然后点着纸，“轰”的一声，烟火腾空而起，像是放烟雾弹；也可以把蔫捻儿的鞭炮从中间掰开，但不要弄断，放在地上点着，它就会喷着火苗打转，更好玩的是把几个掰开的鞭炮围成个圈，点着其中之一，其他的便全都引着了，一时间火光四射；还可以来个结合，用掰开的鞭炮夹住一个好鞭炮的捻儿，一点燃先喷出火苗再发出响声，很有意思。

放二踢脚是最刺激的，可惜我们只有看的份儿，看着大人小心翼翼地点燃二踢脚，只听“咚”的一声，便蹿到天空中，再“当”的一声炸开花，心里痒痒极了。大人们不让小孩儿玩二踢脚，怕炸在手里，可不是闹着玩的。等长到十多岁，大人们不再管得那么严，便开始试着放二踢脚。找块平整的地面，把二踢脚放稳，甚至用砖夹住，蹲下，接过大人递过来的点燃的烟卷，伸长胳膊去点，上身和脑袋则尽量往外躲，大人们在一旁一个劲儿地叮嘱要小心。放了几个后，“咚咚”跳的心才平静下来，动作也渐渐熟练了。

鞭炮皮很少是机器制作的，大多是人工擀的，用的是报纸、书本纸或者牛皮纸，包装简单，但个头儿大，声音响。这种鞭炮商店买不到，只能去炮市。每年从腊月初五开始，街上逢五、十大集，便把村外东南那块原本用作牲口交易的场地，临时改作炮市。腊月二十七是这里最热闹的一天。一大早，我还在被窝里就隐隐约约地听见此起彼伏的鞭炮声。胡乱穿上衣服，草草扒拉两口饭，我便呼朋引伴地往集上赶。冬天的田野原本很空旷，那天却是生机盎然，田间土路上是不间断的人流，人们从四面八方向集市上涌来，场面颇为壮观。这时，鞭炮声更加密集，更加响亮。我的心早就飞了起来，脚下便加快了步伐。

赶到炮市时，鞭炮声已响得开了锅。人们见面打招呼可着嗓子喊都听不清楚，还得用手比比画画。中间空地上停满了各式各样的车辆，卖炮的站在车上，光着膀子，用竹竿挑着一挂一垂到地的大鞭，等响完了他便挥舞着竹竿高声呐喊，人们也听不清他喊的是什么，无外乎夸自己的鞭炮如何如何好。人们围过去讨价还价，争相购买。突然，那边又放起来，更响更脆，人们便转身奔过去。就这样，你方唱罢我登场，有时几家同时比拼，大鞭、二踢脚、起花轮番轰炸，震得人们直捂耳朵。直到下午两三点，鞭炮声才稀落下来。这时，人们便大篮子小兜子地满载而归。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人们都是用摩托车、三马车整袋整袋地往家运。

鞭炮弄回家，人们并不急着放，什么时候燃放鞭炮也是有讲究的。大年三十太阳落山后，男人们夹着谷秸拎着鞭炮来到自家祖坟，先在坟前点着谷秸，然后便是拉鞭放炮。在这里放的鞭炮式样最全，除了大鞭、二踢脚，还有起花、匣子鞭、礼花弹什么的，最大的二踢脚比擀面杖还粗，在家里是不敢放的，因为窗户上的玻璃都会被震碎。在坟前放炮在我们家乡叫作“燎星”，也有叫“照针”的，是年前祭祖的一种方式，看谁家放的时间长、花样多，这也是家族实力的一次比拼。

大年初一一早，天还不亮，大人们便煮熟了饺子。这顿饺子一般是由男人煮的，辛苦了一年的母亲们可以歇歇。饺子出锅是要放鞭炮的，大人们一声招呼，孩子们便迷迷糊糊地跑出来，先隔着门缝扔出去两个响鞭，然后开门跑到院子里，一般是小孩儿放鞭炮，大人们放二踢脚。黎明前的黑夜里鞭炮声此起彼伏，谁家也不甘落后。“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大年初一早晨谁家起得晚，那是要被乡亲们笑话的。正月初五也叫“破五”，吃过饺子，人们就可以干活了，鞭炮自是不可缺少，图的就是一年红红火火。当时，我的老家正月十五没有观花灯的习俗，乡亲们依旧是放鞭炮以示庆贺。“二月二，龙抬头”，是大型庙会，白天人们上庙会买东西看戏，晚上还要放烟火。鞭炮声声，礼花腾空绽放，照亮了半边天，至此，年才算徐徐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