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翊恩

我们家种棉花，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但我现在仍记忆犹新。

1981年，我老家阳谷县阿城公社陶城铺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第二年打的粮食就够吃了，第三年有了余粮。我父亲买了几口大缸，个个装满了粮食，他说：“不冷备衣裳，丰年防灾年。”家里有了够吃三年的小麦了，才开始把多余的粮食卖掉。1985年前后，聊城地区各级政府号召农民“要发家，种棉花”，种棉花成为当时农民致富的第一选择。

一

种棉花是一项技术性强且劳累的农活。一开春化了冻，农民就开始整地了。家家先是把冬天拾来的粪和积攒的土杂肥运到地里。没有牲口的人家就靠铁锨，一锨一锨地把地翻起来，几亩地就需干半个多月。农历三月初，选晴好的天，家家把棉种晒了又晒，为的是提高发芽率。开始种棉花了，先把棉种催生出芽来，再集中种植。为节省棉种，户户都实行点种。种棉花的时候，全家老少齐上阵，有刨坑的，有放种的，放眼田野，真是一幅充满生机的农耕图。我们村盐碱地多，棉花出苗率低，有时不得不补种，补种还不行就移栽，千方百计地把苗搞全。有一年刚种下棉花，第二天就下起了大雨，棉花地里一片汪洋，我们一家人挖沟排水，忙得饭都顾不上吃。几天后，能进地了，就人手一把锄，小心翼翼地松土。松土不能太深，深了易伤到棉苗；也不能太浅，浅了棉苗出不来。有时蹲下来，跪着、趴着用手指轻轻地拨开土块，直到露出又黄又嫩的棉芽后，再用手搓碎土，轻轻地覆盖在棉苗上面。我们就像侍候婴儿一样侍候着棉苗。

棉花从种到收的全过程都需要管理，庄稼人没有一天闲着的时候。棉苗出土后，就要查苗、补苗，接着是间苗。麦收后，棉花进入快速生长期，治虫、施肥、整枝打杈各项管理都得付出艰辛的劳动。那几年棉铃虫有了耐药性，一遍药打过去，没几天虫子又满了。农药的毒性也越来越强，散发出令人窒息的味道。喷药时，还不时会溅到身上，吸入鼻中，因喷药而中毒的事情时有发生。那时我家喷药，都是父亲从两里地外挑水，我妻子背着个三十多斤的药桶喷，一天下来，累得骨头都像散了架。后来父亲把地排车前后用木板挡住，车厢里放块塑料布装水，变挑水为用车拉，才轻松些。

整枝打杈是个既累又细的农活。棉花长出第一个枝来，就开始打杈了。枝上长有花蕾的是果枝，没有花蕾的就是荒枝，要把它掰掉。这是个细活，手稍微重一点，棉棵就会“受伤”，从而影响棉花正常生长。整枝就是给棉花“做手术”，要把创伤减少到最低，就得细心加耐心，轻而又巧。每个花蕾下面都有一个“毛耳朵”，不抹掉，就会影响花蕾的生长，每个枝都得仔细检查。烈日炎炎，蹲在棉田里，劳作一上午，棉农个个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棉花成熟是分期分批的，成熟了的，就需要及时采摘，不然被雨淋了，就影响了棉花质量。采摘棉花看似轻松，但弓腰一晌、一天，就知道有多辛苦了。看着雪白的棉花，劳累感就会一扫而光。棉花采摘后期是攻坚阶段，棉花桃咧个嘴，就再也开不开了，只能用手去剥，干瘪的棉桃尖十分锋利，稍不小心，就会把手指扎破。

棉花收到家，还要晾晒。家家都把棉花摊在院子里，把差的棉花拣出来。然后运到房顶上，让太阳暴晒几天，直到用牙一咬听到棉籽“啪啪”响了，才收到屋里存放好。我父亲说：“小堆不发霉，大垛才不烂。”有人有车的人家，就随拾随晒随卖。因我远在县城工作，父亲年迈，离收棉花的站点较远，所以我家不零卖。平时将拾来的棉花，晒了又晒，挑了又挑，分开存放起来，一季就卖两三次。

二

种棉花难，卖棉花更难。那时每个乡镇只有一个收购点，三十多个村庄的几百户人家都去卖，所以排队成了卖棉花的重中之重，有的排一天队都卖不了。“卖棉难”一度成为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为少排队，每次卖棉花时，我家头天晚上就打包好，装好车，第二天凌晨一点多就出发。我们村到阿城镇只有一条田间小路，为确保夜行安全，我们绕道东阿县的位山，经高村再到阿城。这样路平坦了，却要多走一倍的路程。我们每次都是在夜色里出发，父亲用手电筒照着前行的路。那一束微弱的灯光，照在乡间小路上，给我们增加了前行的勇气和信心。出村不远，就是足有三十多米高的黄河大堤，拉着千斤重的车子，爬上去实属不易。我和妻子在前面拉，父亲在后面推。累得不行了，我们就停下脚步喘口气。每次要休息时，父亲都拿块石头，当车子停下来，他就用石头挡住车轱辘，以防车子向后滑。我们喘口气后，又一步一“叩首”地向上爬去，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爬上黄河大堤。上了堤，到位山就是一路坦途了。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奔波，东方泛白时，我们来到阿城棉站。那些年，有几次我们排队比较靠前，这样就验级早、卖得快。也有几次虽然来得挺早，可还有更早的，前面排起了长龙，卖完就天黑了。最考验耐心的就是排队挨号，车队半天不动，双眼还得紧盯着前面的车辆，因为稍不注意就会拉开距离，让那些不讲究的人加了号。这个时候，人们似乎忘记了种棉花的辛苦、拉车的劳累，言谈中都洋溢着快乐。

排到号了，我们就得把棉车解开，把棉包一个个卸下，让验级员逐一检查。验级员一脸严肃，弯腰伸手拨开棉花，翻了又翻，还抓出一把棉花，用牙咬了又咬，然后高声宣布等级。得个好等级的，满脸高兴，欢天喜地称重去了。等级差的，大多数人家不高兴，但不敢多说话。卖棉花的人中当然也有偷奸耍滑的，上面放好棉花，差的藏在下面或中间。更有甚者，刚摘下来就拿来卖，湿棉花卖干棉花的价钱。我家可是晒了又晒、挑了又挑的，所以每次等级都是不错的。有一年，我们县种的棉花特别多，为方便农民，棉站在我们村前的黄河修防段里设了一个收购点。我拉了三包棉花挨到号了，当时天色已晚，验级员问我：“你这几包都一样吗？”我想也没想说道：“这一包比那两包差点。”验级员看了看，两包二级，一包三级。同去的邻居说：“你真实在，咋不说一样啊？少卖好几块！”我说：“咱明知道那一包差，人家给的级别没亏了咱。没吃亏，就是沾光了。”

三

验级称重后，还得自己把棉花送上棉垛去。那时没有电动输送带，全靠人工背或抬。我家卖棉晚，收购站已经收了很多棉花，棉垛很高了，要把这一百多斤的棉包，抬到高高的棉垛上，必须爬木板。空手走上去都会晃晃悠悠的，胆小的小腿肚子都会抽筋，别说抬着棉包了。我和妻子一个在前拉，一个在后推，艰难地爬上去。一车棉包卸完了，我们都累得像散了架似的。

最后一关，就是结账了。结算窗口没有了车队，只是单人排队。多数人遵守规矩排队挨号，可总有个别加号的，排好的队一拥挤就乱了。每次结账都会遇到因加号而抬杠骂架的，棉站的管理人员虽然也不时呵斥，但并没有多大用。在窗口不挤上三五个回合是结不了账的。拿到钱和单据，我们才踏上回家的路。轻车熟路，车轮欢快地转动，所有的辛苦、疲劳和汗水都遗忘在乡间小路上。

种棉花的那些年，我家不仅每年有了上千元的收入，而且解决了吃油难的问题。那时家家开始用盛水的缸盛起了棉油，几辈人炒菜用的油鏊子下岗了，家家户户放心地用盛饭的勺子舀油。随着“鲁棉一号”优良品种的出现，棉花产量大幅提高，种棉收益明显增加，“万元户”也不再是庄稼人的奢望。我父亲把卖棉花的钱，点了又点，脸上堆满了笑容：“加把劲，咱也争取早日成为‘万元户’！”

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养殖业和蔬菜种植业迅速发展，种植棉花不再是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可那十几年种棉花的辛苦和丰收后的喜悦，至今仍令我难以忘怀。

（图片由耿仁国提供。本版有些文字涉及方言，仅用其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