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兆金

我的老家在茌平区洪官屯镇范辛村。20世纪80年代，忙忙碌碌的秋收会持续一个多月，家家户户缸满囤尖。房顶上也找不到一块空闲地方，晒的满是花生、棉花、红枣等。村子犄角旮旯堆满了玉米秸、高粱秸、棉花秸、花生秧，就连土墙头上也披满了地瓜秧，村子显得臃肿，像是怀胎十月的孕妇，又像是穿了一层厚厚的棉衣。

等到所有地块播种上冬小麦，草木萧疏，这时已是深秋，或者是初冬，北风呼啸、冷雨淅沥，人们都穿上了厚衣裳。此时，一年一度的位山清淤便提上了日程，村里壮劳力悉数上场，去50多公里外的位山参加全地区清淤会战。

村里壮劳力前脚刚走，吃过晚饭，老支书敲响挂在村中央一棵老榆树上的大铁钟，召集全村妇女及45岁以上的男劳力开会，部署晚上轮班打更的事，以防蟊贼惦记村里的牲畜及秋收果实。那个年代，物资还比较匮乏，一枝一叶都显得非常珍贵。壮劳力不在家，村里就组成以妇女为主力的打更队。老支书的意思是，先自由结合，四户一晚上，分上下两个半宿，以零时为界，若不愿意自由结合，就直接指派，分组结果就张贴在老榆树旁的墙头上；所有组轮完一轮，结对小组上半宿、下半宿调换；如果村里丢失东西，就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并照价赔偿；尽力看护好家里的一草一木，以免在外挖河的壮劳力们分心挂着家里。分完组，妇女们便聚在一起商讨如何打更，哪里该多转转，哪里可以少转一圈。生性胆小的二婶子拽住天不怕地不怕的三嫂的衣袖不撒手：“我就死赖着和你一组，谁也别想把你从我手里抢走。”这句话引来一片爽朗的笑声。

壮劳力上位山清淤，村里的琐碎事少了些许，磨面喂猪、纳鞋底、纺棉线都是家里妇女一个人承担着，不用争也不用抢，少了拌嘴闹别扭，很是清静。晚上打更成了村里妇女们的头等大事。上半宿还好，吃过晚饭，扒上一簸箕棉花桃或者纳上一只鞋底，精神着呢。等到九点后，喊上同组的姊妹，在村子里转上两圈，时间差不多就到了零时，该换班了。上半宿打更的妇女挨家喊醒下半宿打更的姊妹，回家钻进被窝倒头便睡。打更，下半宿最难过。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上半宿，贼不好下手；下半宿，贼趁乡亲们熟睡才下手，一偷一个准。下半宿打更的村民，不敢掉以轻心，特别是在凌晨两三点钟蟊贼最容易得手的时候，即使困得上眼皮直碰下眼皮，也得强打起十二分精神来巡夜。俗话说：贼，偷风不偷雨。月黑风高夜，犬吠此起彼伏，好像有人进村，责任在身的妇女们武装好自己，与同伴马不停蹄从一个街口赶往下一个街口。若是北风裹挟着细雨，冷飕飕地打在脸上如针刺一般，蟊贼就不敢轻举妄动，因为雨夜作案容易留下痕迹，打更的揣测透了蟊贼的心理，便会躺在被窝里一觉睡到天亮。老支书说：贼，见不得光。打更的不管是妇女、半大小子还是老弱病残都是带着光亮的。若是哪一组偷懒没有打更，逃不过老支书的“火眼金睛”，他古铜色的脸便会拉下来，批评得人抬不起头来。

母亲和东院桂英嫂子分到了一组，一次轮到下半宿打更。我央求母亲不下三次，打更时要叫上我。扒了半宿的棉花桃，手扒得生疼，上下眼皮直打架，我还是强忍着不上炕睡觉，母亲再三催促：“别逞能了，快点睡觉去吧，到时叫醒你便是了。”实在是熬不下去了，我连衣裳都来不及脱，倒头便睡。上半宿打更的在院外高声大喊，母亲生怕惊醒熟睡的我，低声应允，蹑手蹑脚关好屋门，与东院桂英嫂子会合，一道去打更。待我醒来，已是东方泛白、鸡鸣三遍，母亲打完更回到了家。看到母亲没叫醒我，我的倔脾气上来，一天没有说话，母亲拗不过我，答应下次打更一定叫上我。果然，再一次打更的时候，母亲没有食言，轻轻叫醒我：“快起来，打更去。”我一骨碌爬起来跳下炕，揉着惺忪的睡眼，深一脚浅一脚地跟随母亲去打更。万籁俱寂，村里村外一点灯火都没有，寒气逼人，我被冻得全身直哆嗦。隐约间，我们看到前面好像有一个人直挺挺地站着，很是吓人。人多胆大，我们走近一瞧，原来是一个玉米秸捆立在墙角。突然，一个黑影“嗖”的一下蹿进柴火垛里，吓我们一跳，是野猫还是黄鼠狼，谁也说不准。前面怎么有火星闪闪？上前一看，原来是上半宿打更的那一组村民点火取暖留下的。全村已经逛了一圈，没发现情况，浑身冻透，何不也抱捆玉米秸就地烤火？再说了，蟊贼老远看见光亮也不敢来。重新燃起的火焰给我、母亲、桂英嫂子无形中增加了一分勇气。母亲让我守着火堆，她和桂英嫂子再围着村子转上一圈，确保万无一失。大家约定，鸡鸣三遍，打更才能结束，谁也不能搞特殊。

有一天，村后街老蔫头的闺女夜里与人私奔。老蔫头到老支书那里告状，说是当夜打更的玩忽职守，放走了他闺女和邻村小伙子，理应受罚。开明的老支书哈哈一笑：“我说老蔫头，这都什么年代了，年轻人自由恋爱，书上说得明明白白。打更的哪能横插在男女中间啊！”老蔫头无言以对，悻悻地回家，“吧嗒、吧嗒”一个劲地抽烟。

打更近一个月，全村没发生一起盗窃事件，在位山清淤的壮劳力如期归来，全村顿时充满阳刚气。打更，又成了男人们干的活。老支书长吁了一口气：这下，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