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晓萌

近日，一起女大学生逃票坠亡案引发的90万元索赔纠纷，在法院“景区无责”的判决中落下帷幕。这场横跨法律、道德与公共安全的三维博弈，不仅暴露出文旅治理范式的潜在性矛盾，更折射出社会治理的价值排序困境。

根据“过错责任原则”，景区通过设置安全警示标志、防护栏等证据链，完成了安全保障义务的举证责任。而该名大学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逃票行为构成对管理秩序的破坏，坠崖结果与违规路径选择存在直接因果关联。这种基于证据链的法律推演，恰与之前的北京八达岭老虎伤人案、宁波雅戈尔动物园逃票案形成司法逻辑的延续，凸显司法机关对“谁过错谁担责”原则的坚守。

景区安全责任的边界之争体现了现代社会治理的难点。涉事景区在开放区域设置1.2米高护栏的做法，已超出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的国标要求。但自然景区的地形复杂性决定了不可能实现全域物理防护，过度防护既破坏生态，也可能诱发“替代性风险”。因此，合理警示与游客自律才是核心防线。

该名女大学生的逃票选择暗含双重悖论。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其行为既违背契约精神，又突破安全底线。这种现象与游客在颐和园“翻墙拍照”、男子在西藏违规穿越保护区等事件一起，折射出部分群体对规则的工具性认知：将投机取巧视为聪明，把规避管理当作自由。在社交平台发布“逃票攻略”获百万点击的现象证明，不守规则最终酿成的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是社会诚信的集体透支。

这起案件的终审判决不是终点，而是重构旅游文明的起点。当我们在哀悼年轻生命消逝的同时，更需清醒认识到：法治社会从不同情破坏规则者，公共安全也绝非无限兜底的慈善工程。唯有每个人真正树立规则即防护的认知，才能在崇山峻岭间走出文明旅游的生命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