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会昌

我老家在东阿县姚寨镇前范集村。如今，我已过知天命之年，但童年时的场景依旧历历在目，童年时的友谊仍铭记于心，童年时的欢声笑语依然常在耳畔回荡。

1978年，我刚上小学一年级，当时是从家里自带小板凳坐，用砖头垒起两个墩子，在上面架一块长条大青石当课桌，两人一桌。学校用墨汁刷黑一块较大的长方形木板，挂在土墙上当黑板，门窗常常漏风漏雨。尽管教室十分简陋，但我们都向往学校，渴望求知。书本只有语文和算术两本，定价共4角钱左右。当时我的书包是妈妈用碎花布缝制的，直到三年级，爸爸才给我买了一个带两个黑色摁扣的绿帆布书包，上面印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几个大字。书包里有一个文具盒，两个作业本，一支铅笔，一把削铅笔用的转刀，一块橡皮。文具盒是铁皮制的，盒盖上印有南京长江大桥的图案，盒盖里面印有乘法口诀表，上课时掀开盒盖，随时能看。铅笔只有写秃了，才舍得削一次，橡皮也是用到手捏不住时，才去村合作社里买块新的。

那时候，家庭作业不多，一般是在自习课上就能完成。上体育课就是练立正、稍息、前后左右转，齐步走、跑步走和广播体操。上音乐课的时候，老师会把歌词写在黑板上，再一句一句教唱，至今我还记得学的第一首歌曲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放学回家，若是大人们去生产队参加劳动没在家，还锁着大门，我们就把上学时自带的小板凳放在大门口，趴在上面写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写完后，同学之间对对答案，互相听写听写，就自由玩耍去了。

当时，校园里有个乒乓球台，球台是用砖头石块垒起来的，台面是用整砖铺就的台面，台中间立有一排整砖就当作球网了，球拍是家长用薄木板自制的，虽然简陋，但一下课，同学们还是打得热火朝天。考卷都是老师用蜡纸刻版油墨印刷的，考完试后学生的手肘都被油墨染得黢黑。记得二年级时小学统考，考卷上有一道题：你感觉最幸福的一件事是什么？同学们都交了答卷，一位外来的监考女老师站在我身旁，看我迟迟不会答，还不舍得交卷，便轻声说了句：“你在学校上学感觉是不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我如梦初醒，匆匆写上了答案。

我们做算术题时，都是用写完了的作业本的反面列竖式。到了三年级学珠算，就用自带的算盘学会了加减法。

尽管那时候没有什么运动器材，但我们的课外活动非常丰富。放学后，我们在校园里跳房子、滚铁环、弹玻璃球、跳皮筋、摔四角、捉迷藏、丢手绢，有时老师也和我们一起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

那时候，生活普遍不富裕，大家没有什么零食。家家户户都是用灶台大锅做饭，熬玉米粥时黏在铁锅四周的干粥，用锅铲铲下来，就成了香香脆脆的锅巴，装在衣服兜里，玩饿了顺手捏出点来吃上一口，满足而又得意。

当时，蔬菜、水果几分钱一斤，一盒火柴2分钱，一斤猪肉7毛4分……进了合作社说买“一毛找”的香烟，售货员就会拿盒鹊山牌的香烟递过来，交上1毛钱，再找给1分。

那时，有自行车的家庭不多，人们出行基本上靠步行。1983年，我上初中时，父亲才给我买了辆二八永久牌自行车。永久可是名牌，当时有句顺口溜：“永久牌，胜利胎，又蹬轻来又出快。”当时永久、大金鹿牌自行车是最流行、最时髦的交通工具。

那时，男生一般是上身穿深蓝色两兜布褂子，下身穿青涤卡布裤子，脚穿一双解放鞋或白力士球鞋；女生上身穿红灯芯绒外套，下身穿一条黑蓝布裤子，脚穿方口黑布鞋，头系两根红头绳，走起路来两根小辫一甩一甩，好像跳起了舞蹈。

村里刚通上电时，只有村党支部里有台17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晚上搬到门口，村民自带凳子看到电视里出“雪花”，才各自回家安歇。村里没通电之前，我们晚上常在煤油灯下看《洪湖赤卫队》《刘胡兰》《闪闪的红星》《大闹天宫》等小人书。尽管是借着昏暗、微弱的光线看书，但那个时候戴近视眼镜的人却很少。

童年是一本陈旧发黄的相册，记录着我们那一代人的酸甜苦辣；童年像一列老式火车，装满了我们那一代人的玩具、糖果、友谊和欢乐，我们的童年也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如今每每回想起来，心中都会感慨万千，对现在的美好生活也更加生出珍惜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