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阴元昆

前不久，在聊城市城区北关大街一个古朴典雅的饭店里，聊城三中七一届初中六班的同学们欢聚一堂。一位个子高高、面带笑容的同学问我：“还认识我吗？”我端详了一下，回答：“你是李贵！”他说：“上一次咱俩合影是在54年前，今天咱俩再合张影吧！”于是，我俩肩并肩，跨越半个世纪后再次合影。

20世纪60年代初，我家住在位于聊城新区的物资局家属院。家属院共有四排房子，我家在第三排东边数第三间屋；李贵的父亲是物资局局长，住在第二排中间的一套大房子里。我属鸡，李贵属羊，比我大两岁。那时我们不在一个小学上学，我在新区小学，他在北顺小学。放学以后，我们家属院里的小伙伴一块玩儿捉迷藏、弹玻璃珠、摔四角等游戏，玩得十分开心。有段时间不上课，我们这些孩子闲着没事，就在自己家门前的空地上挖了个地窖，在里边养兔子。有时候，兔子从地窖里蹦出来，到处溜达。我家的母兔和李贵家的公兔配了对，他还追着我要生的小兔呢。

1969年底，我和李贵都到聊城三中读初中，分在一个班里。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刚开始，我们班叫四连六排，后来叫七〇二连二排。我俩一起去上学，每天早晨，我吃完饭，背上书包，就来到前排李贵家。他每天起床都很晚，我站在门口，等他吃完饭，赶快朝学校走去。我俩经常迟到，每次都是从后门悄悄溜进教室。

1971年的一天，家住第一排的王树德叔叔家的大儿子从部队退役回家。我和李贵听说后，一起到他家里看望。只见他高高的个子，穿着一身军装，只是摘掉了领章帽徽。我俩都很羡慕，喊他哥哥。这个哥哥对我俩很友好，说：“我有两身军装，你俩穿上照张相吧！”他还拿出两套领章帽徽交给我们，我俩非常高兴。

我和李贵穿上军装，怀揣着领章帽徽，出了家属院的大门，大步流星地向北边的十字路口走去。这个路口中间有个大转盘；路口西南角有个洗澡堂，叫东风池；路口西北角路北，有两幢临街的二层楼，照相馆就在东边那座楼的一楼。

我们虽然穿着军装，却不是真正的军人，所以有点不自然。李贵问摄影师：“我们能戴领章帽徽照相吗？”摄影师说：“不行。”于是，我们没有将事先准备好的领章帽徽拿出来。我俩肩并肩坐在摄影棚的长凳上，摄影师钻进照相机暗袋里调整好焦距，然后按下快门，说了声“好”，照片就拍完了。

等到把照片冲洗出来一看，照片拍得很清晰，李贵笑得很自然，而我却显得有些拘束。我把这张照片放到镜框里，挂在墙上，没事就欣赏。它是那个年代我俩友谊的最好见证。

1971年底，我们初中毕业后，继续在聊城三中读高中。只不过，我们没有分在一个班，因此各自有了新同学、新朋友，所以联系就少了。1974年，我们高中毕业后，李贵下乡去了聊城县梁水镇公社张堂大队，我则去了吕庄大队下乡务农。下乡期间，因在同一个公社，我还到张堂大队看望过他。

从农村回城后，我被分配到聊城钟表厂，后来进了机关。李贵回城后，被分配到聊城工艺美术厂；后来，这家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产品不断更新，更名为聊城毛毯厂；再后来，该企业更名为聊城第二毛纺织厂，他曾任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厂长。我们都忙于工作和家庭事务，虽然在同一座城市，却一直没有机会相聚。

在今年的这次聚会上，我发现当年一个个意气风发的少年，都成了年近古稀的老人。在这里，我见到李贵和其他老同学，大家诉说着分别后的思念之情，每个人都有说不完的话。聚会期间，李贵对我说：“你是研究党史的，能否找到与我父亲工作经历相关的书？”他的话让我想起那位慈祥的老人，我当即表示：“我回去找找。”

聚会结束后，李贵把大家拍摄的录像和我俩的照片，制作成了视频，发到微信群里，定格了一个个美好瞬间。我回到家，翻遍了书橱，找出了两本记载李贵父亲工作经历的书籍，随后交到他手里。在《东昌人物》这本书中，清楚地记载了这位老人的生平事迹：

李华然，山东省招远县上夼村人，1925年出生。1943年参加革命工作，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八路军、解放军战士、班长、副排长、副指导员、队长、政治指导员、政治教导员、团副政委等职。1952年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岑溪县人民武装部部长。1964年转业到地方，任聊城专区物资局局长兼党委书记。1973年任聊城地区外贸土产公司经理。曾获独立自由奖章和三级解放勋章。1977年因病去世。

我想对李贵说：愿逝者安息，生者坚强；愿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

（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