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贾富彬

5月2日，在县城和几个高中同班同学吃过午饭后，回到二弟家，家里没有人，知道二弟肯定去了他的小菜园。我没有打电话联系，就直接过去了。

南樊路北是王土城村拆迁新建的“湖西印象”小区，路南是没有被征收的几家村民的宅基地。弟弟家还有几分宅基地，用一些拆迁剩下的破砖碎瓦围了一个院子，用来种蔬菜，还养了几只鸡和鸭，没有住人的地方。到达院子时，二弟一个人在收成熟的油菜籽。他看见我，说了句“大哥回来了”，继续低头干活。我问他：“咱娘呢？”“去咱姥娘家还没回来。”姥娘已经101岁了，平时跟着舅生活，舅今年75岁了。79岁的母亲每两周从聊城回单县一次，陪姥娘住两三天，给姥娘洗洗澡，洗洗床单、衣服。

我是5月1日中午到单县的，一直和同学朋友聚会，2日下午才见到二弟。想想过去的一二十年，每年春节或者其他小长假回单县，住三四天，主要是和同学朋友交流，和二弟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半个小时，突然觉得既然是回家了，就应该多陪陪家人，心里决定下午谁都不联系了，哪里也不去了，陪二弟两个小时，和他说说话。我说：“你歇歇吧，我带的樱桃有些坏了，天太热，你挑挑好的洗洗吃点。”二弟说着“不大喜欢吃樱桃”，拿了个塑料盆，坐在马扎上，开始挑选樱桃。我也找了个马扎，坐在他对面。我问他：“牙镶的可以吗？吃饭方便吗？”近几年他掉了好几颗牙，影响了咀嚼，前年我知道后让他去种牙，他和弟妹一打听种牙需要两三万元，不舍得，一直拖着，吃饭很受影响，体重从180多斤降到150多斤。我说：“抓紧去种牙吧，我给你赞助点。”催了很多次，终于在今年春节前种上了牙，看上去年轻了好几岁。二弟说：“吃饭很得劲儿，今年又吃胖了。”

二弟和我从小都比较内向，我不问他话，他不主动说，我也没有多少话题，就坐在那里看他挑选樱桃。他抓了两把洗了两遍，让我吃，我说刚吃饱饭，先不吃了。二弟吃了几颗，说：“晚上带回家让小孩儿们吃吧。”二弟站起来，从一个案板上拿起半袋瓜子给我：“大哥，你吃瓜子吧。”我说不吃。他自己抓了一把，在院子里站着嗑瓜子，我继续坐在马扎上，看他嗑瓜子。当天下午之前，在我心里一直感觉二弟还是小孩子，看着他比我还显老的脸一想，他1970年属狗的，已经55岁了，两个外孙都上小学了。

这时过来一阵风，吹得树枝猛烈摇摆。二弟说：“起风了，会不会下雨？”我看了下手机，说：“天气预报说晚上八点九点有雨，但不一定准。”二弟说起风了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我上初中时带他放风筝的事情。

我上小学四年级时，有一天老师让二年级的二弟背诵课文，二弟正在玩折纸，没有听见，老师批评他时说了几句很难听的话，二弟搬起板凳就要回家，老师把我叫出来劝阻二弟。二弟哭着说要回家，再也不上学了。我怎么说他都不听，我感觉给我丢了面子，当着两个老师的面，打了二弟一巴掌，二弟哭着回到教室。从那以后，二弟对学习彻底失去了兴趣，小学没毕业就回家了。我上初中一年级时，学鲁迅的《风筝》，文章说他弟弟小时候很喜欢扎风筝，鲁迅当时认为贪玩的孩子没出息，尽管弟弟经常偷着扎风筝，但每次都被他发现并踩个粉碎，弟弟无助地呆望着远处天空中别人的风筝，他则带着胜利的喜悦离去。后来鲁迅读到一本儿童心理的书，了解到爱玩是儿童的天性，玩具是儿童的上帝。鲁迅去向弟弟道歉，弟弟笑着说：“有这回事么？”为了表示悔过，鲁迅亲自扎了风筝，领着弟弟一起去放，跑啊，笑啊，而此时他们都是长胡子的中年人了。学这篇课文时是冬天，二弟已经退学了，我认为有他老师的责任，也有我的责任，但二弟并没有什么想法，小小年纪天天很开心地跟着父母下地劳动。放学回到家，我对二弟说：“明年春天，我给你扎风筝放。”二弟惊喜地睁大眼睛：“春天吗？春天还有几天？”我们都盼着春天快些来到，那年的冬天显得特别长。第二年的清明节，我找好竹片、报纸、糨糊，一个人忙活了一下午，扎好了一个最简单的五星风筝，二弟、三弟和邻居家的几个小孩在旁边看了一下午。我们来到村外田野，我扯线，二弟双手托着风筝，他一松手，我边跑边放线，风筝在风中摇摆不定，二弟和一群孩子开心地欢呼着。过了一会儿，二弟说他要放线，我托着风筝，每次都是飞一两分钟就落下来了。二弟从未有过的高兴，一遍遍地放着风筝，一次次地叫喊着。至今我只放过那一次风筝，后来上高中、上大学、参加工作，再也没有放风筝的念头。

1988年9月，我去武汉上学报到那天，父亲骑着自行车带着我，母亲骑着二叔家的自行车载着我的被褥，二弟骑着五叔家的自行车载着妹妹。从家到单县汽车站，一直到车开动，二弟都没有说过一句话，但我能感觉出来他很高兴。第一个寒假前，我给家里写信说了哪天到单县，但不能确定到单县的准确时间。二弟一大早就骑自行车到单县汽车站等我，因为识字不多，每进站一辆车他就到车门口看看下车的人有没有我。看着他冻得通红的脸和长了冻疮的手，我接过自行车说：“我来驮你吧。”之后大学期间每个假期去武汉、回单县，都是二弟骑自行车到单县汽车站接送我。

1989年暑假，我去菏泽找高中同学瑞兵玩，决定带着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去菏泽，让他们看看火车是什么样子的。二弟说：“地里这么多活，我就不去了，你带小常（三弟）和小真（妹妹）去看吧。”

1990年，我上大二期间，二弟结了婚。因为不在假期里，我没有参加他的婚礼。他先后有了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女双全，这在农村是非常有面子的。二弟媳妇很能干，也很会管家，二弟对家里的钱从来不问，挣了钱都交给媳妇，花钱的事情也从不操心。

我村里人均三亩地，全家有二十多亩地。从小学到初中，学校每年放“麦假”让学生回家帮着收麦子，是学习体会古文“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的最佳机会。气温像烤火，麦芒如针尖，为了凉快一些，凌晨天不亮就下地，弯腰用镰刀收割，连续几天累得直不起腰，胳膊上都是红点，又痒又疼。我上高中后没有“麦假”，我的“工作量”由父亲和二弟分担了。1993年4月，我参加工作半年多，父亲脑溢血偏瘫在床，二弟的劳动量更大了，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力。二弟好像有使不完的劲，从来不抱怨、不着急、不偷懒。

2000年左右，村里的土地被陆续征收租用，村民不用再辛苦种地了，每年可以领到土地租赁费，年轻人外出打工，老年人在家打牌。一个姓鹿的邻居组织了一个建筑队，二弟跟着干“下工”，主要是搬砖、提水泥，负责砌砖垒墙的叫“上工”。最初“上工”一天工资100块钱，“下工”50块，几年后“上工”一天150块，“下工”70块。有一年春节，在单县四君子酒厂工作的姓赵的初中同学来家找我，了解二弟的情况后说：“提泥兜子太累了，我跟厂领导说说，让二弟去酒厂干吧。”过了一段时间听说，赵同学把我二弟领到酒厂，安排在仓库负责给原料进库过磅，工作确实比较轻松。但二弟看不懂磅，特别是每次过磅需要加秤砣，算起来更加复杂，同学耐心教了两天，二弟硬着头皮学了两天也没有学会。同学想给二弟换个工种，二弟没同意，说“我就适合干出力的活”，又回到了邻居的建筑队。建筑队全是本村的人，二弟都熟悉，干着活互相开着玩笑，心情很放松，每天午饭管一顿大锅菜，可以吃到几片肉。二弟很喜欢这种状态，有时会哼唱几句不标准的豫剧。

不知不觉在院子里坐了一个多小时，我站起来想活动活动。我看二弟还在嗑瓜子，就说：“瓜子不宜多吃，含盐高，对血压不好。”二弟说：“平时不大吃，有时候想起来了就吃点儿。”我问他：“你现在还喝酒吗？”他说：“多少年都不喝酒了。”我说：“一定不要喝酒。平时少吃咸菜、少吃辣椒，肥肉也别多吃，早晚多散散步，每天自己量量血压。”二弟说：“家里的血压计可能不准了，没大量过。”我说：“我再给你买个新的。”

我家族有遗传性高血压，当年爷爷奶奶、父亲、村里人都没有高血压的概念，不知道吃药预防，平时生活饮食也不注意。村里有红白喜事或者逢年过节走亲访友，别人劝酒，就实实在在地喝，因为酒量都不大，经常一喝就吐。父亲是51岁脑溢血，二弟是35岁脑溢血。2005年春天，二弟正在邻村工地上搬砖，感觉头晕得厉害，姓鹿的邻居就安排人用自行车把他送回家休息。刚到家，和母亲说了几句话，就休克倒在地上，邻居马上打120将二弟送到了医院。我连夜从济南赶到单县中心医院，二弟躺在病床上正在输液，昏暗的灯光下，有那么一会儿，我感觉病床上躺着的是父亲，当年父亲也是在这个神经内科病房躺了七十多天。二弟因为比较年轻，出血量少，输液保守治疗了二十多天。康复以后，二弟就离开了他非常喜欢的建筑队，离开了那些天天在一起干活、一起笑闹的工友，二十年了也没有喝过酒。

母亲不敢让二弟再从事重体力劳动，就在村里开了一个很小的“顺心超市”，卖些日常用品，赚不了多少钱。每天可以见到邻居来买油盐酱醋，或者有老年人在超市门口打麻将，二弟帮着倒倒水，互相说说话，都很高兴。我回家时看到超市里有三部公用电话，三个不同的电话号码，不禁感慨世界变化太快，父亲没有看到。不到两年时间，公用电话都撤了，因为多数人有了手机。

二弟看了看他的手机，说：“都快五点了，小常还没回来，不知道是去城里玩了还是去浮龙湖了。”我说：“你不出去玩玩？想去浮龙湖吗？我明天上午拉你去看看。”二弟说：“听说过节人很多，浮龙湖我以前去过，不再去了。”二弟到单县之外的城市屈指可数，我记得他只去过济南、泰安、聊城。我女儿出生后，他和弟媳、母亲一起去济南，晚饭时我特意要了他们之前没有吃过也没有见过的海参，结果三个人吃到嘴里都吐出来了，说“太难吃了，不如猪肉羊肉好吃”。2019年10月，侄子考上泰安一所大学的专科，虽然是专科，但在家人和邻居心中也是大学生，都很高兴也很自豪。报到时侄女开车，带着全家人去泰安，我从济南赶过去，一起办理报到手续。在校园里我对二弟和弟媳妇说：“你家也算是有大学生了，你们看看，这校园多大、多漂亮！”二弟说：“这学校真不孬。”幸福表情如同当年父亲送我去武汉上大学一样，不同的是二弟送儿子到了学校，父亲送我只送到了商丘火车站。办完报到手续，我和母亲、二弟全家一起登上了泰山，我特意用手机多给二弟拍了一些照片。2021年我到聊城工作后，二弟又来过一次聊城，上午到聊城，吃完午饭就回单县了，什么景点也没有看。

2006年，单县成立开发区，弟弟超市门前修了很宽的创新路，路两侧栽种了长长的垂柳。开通了公交车，设了“王土城村”站牌。弟弟望着家门口的路灯说：“咱这和城里一样了。”母亲说：“不是和城里一样，咱这就是城里。”

2008年王土城村划归新成立的园艺街道办事处，村子周边新修了三条路，新建了单县一中两个校区，还有一所初中、一所小学，县里也有了拆迁王土城村的规划。在住楼房的美好期待中等了几年，到了2015年，还没有拆，看看母亲年近七十，我和弟弟妹妹商量，先在城里买套房子，让母亲和二弟一家住。当时房价还没有大涨，最好的小区三千多元一平方米。我提议，我、三弟、妹妹三家，每家出十万元，剩下的十几万元由二弟家承担。四家都很愉快地同意，当天就看房选好了房。2016年初，母亲和二弟全家住进了城里的楼房，距离王土城村有两公里左右。

2020年国庆节期间，王土城村被几台大推土机推平了，陪伴二弟十多年的“顺心超市”也拆了。在原址建的回迁小区叫“湖西印象”，公交站牌也改为“湖西印象”，王土城村从单县的地图上消失了。因为补偿比较到位，全村人都很支持。村里很多家庭买了汽车或者电动车，二弟家买了一辆汽车、一辆电动车。我对二弟说：“你家补偿的这几套房子，按现在的市场价，你也算是百万富翁了。”二弟说：“有这么多吗？”

二弟把手里的瓜子吃完，走到我旁边坐下来，说：“家里养的鸡都长大了，你回聊城的时候杀两只带着吧。”我说：“不用给我，家里留着吃就行。”二弟说：“咱娘说佳佳喜欢吃，你带回济南给佳佳吃。”

这时，表弟打来电话，说请我全家晚上去他家里喝鸡汤。我看看手机上的时间，已经陪二弟三个多小时了。我说：“你跟我去喝鸡汤吧？”二弟说：“你去吧，天快黑了，一会儿我骑车子回时代广场吃饭，看看小常回来没有。”

原计划4日早饭后回济南，临时决定和二弟一家一起吃顿午饭再走。就在二弟的小院内，我一家，二弟一家，三弟一家，二弟的女婿一家，十六个人，分成两个小桌，坐不开，只能轮流吃。就一个菜，地锅炖鸡和蘑菇，两大盆，二弟养的鸡确实好吃，贴的死面饼子，我吃了三个。

临上车前，我望着从小风吹日晒却一脸平静的二弟，突然感觉非常欣慰。二弟没有学历，可以说没有什么文化，没有工作，没有到全国各地旅游过，没有去过大城市，没有见过世面；但他有孝顺的儿女，有两个活泼的外孙，晚上有城里的房子住着，白天有一个养鸡种菜的院子；每天都不用考虑复杂的事情，没有什么问题需要他操心去解决，始终处在对生活知足满足的状态——他的幸福指数比我高多了。

可以说，他比很多人都幸福。

二弟的幸福，也是我的幸福的一部分。他的幸福，只是我的幸福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