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金燕

炎炎盛夏，正是西瓜上市的季节。在小区或菜市场，都可以看到用小四轮或三轮车满载着西瓜的瓜农和商贩。瓜农带着淳朴乡音的吆喝声，一次次唤醒我小时候暑期偷瓜的记忆。

1982年，我8岁，上小学三年级，是一个特别调皮捣蛋的孩子，那时我家还住在新疆兵团的连队。夏天，学校放暑假了，我像一只逃脱牢笼的鸟儿，和死党二胖、铁蛋打土仗、藏猫猫、上树掏鸟窝……阵阵欢声笑语，搅动着明晃晃的阳光。有一天中午吃罢午饭，母亲把我“押”到了床上睡午觉，屋子里闷热得就像一个大蒸笼。不一会儿，涔涔冒出的热汗就把我额头前的几缕头发和胸前的衣襟浸湿了，窗外树上知了撕破喉咙的叫声，吵得我烦躁不安。我的脑子里灵光闪现，一下子想到了又大又圆、能解渴的西瓜。我一骨碌爬起来，踮着脚尖走到里屋观察“敌情”，母亲背对着我，正在搓衣板上一下一下地搓洗衣服，父亲的鼾声比雷声还响，我吐了一下舌头，悄无声息地溜出院子。在二胖和铁蛋家的院墙外，我各学了一声猫叫，这是我们行动的暗号，二胖和铁蛋应声而出。这个时候，树上的叶子就像抽去了筋骨，打着蔫儿，静止不动，蓝汪汪的天上飘着几朵闲云，可以看到在连队的大路上有三个少年的身影，正向着西北方向一路飞奔。

没错，西北方向正是连队的瓜地，连队专门派了张大爷负责看管。那个年代，新疆兵团实行计划经济，想吃西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得凭连长批的条子或是现钱才能买到。要是偷瓜不小心被发现了，就得在全连大会上做检查，年底还要扣工分，所以偷瓜这样费力又丢面子的事儿，大人一般不会去干，都是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小孩子才会去干。瓜地里静悄悄的，一个个又大又圆的西瓜在瓜秧间露出胖嘟嘟的脸庞，向我们挤眉弄眼。我蹑手蹑脚地溜到瓜棚一看，张大爷敞着怀，一撮银白胡子被吹得一上一下，正呼呼大睡呢。我向二胖和铁蛋递了一个眼色，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来到瓜地，我们三人分工明确。我在沟垄里匍匐前进，为的是不让张大爷轻易发现我。我的眼睛都不够使了，看到个儿大的西瓜，用指肚轻轻一敲，若发出“咚咚”声，确定是熟瓜无疑，我就把西瓜滚到胸前，随手一把扯掉瓜秧，顺到沟垄里。铁蛋人机灵，猫着身子，在沟垄间来回穿梭，一个一个运送西瓜。二胖则在地头儿负责望风和接应。

摘下几个西瓜之后，我学了一声鸟叫，三人迅速在地头集合。瓜地旁边正好有一条水渠，里面的水哗哗地流个不停。真是天助我也，我和二胖、铁蛋高兴得眉开眼笑。经过我们三人研究决定，二胖力气大，负责往渠道里顺西瓜，我和铁蛋则在下游20米处的闸门口“守渠待瓜”，把西瓜捞起。一个个西瓜就像麦场传送带上的麦粒一样，按照既定路线被送到了下游。西瓜全部“上岸”后，我顺手从后背的裤腰带里抽出折叠起来的一个尿素袋子，把西瓜装进去。我们三人因极度兴奋而涨红了脸，合力抬着尿素袋子，来到了树荫底下。等坐稳之后，我们开始分享“战利品”。只听“咚、咚、咚”三声响，三只小拳重重砸在西瓜上，西瓜应声裂为两半。二胖吃瓜有点性急，西瓜裂成两半后，就迫不及待地双手端起半个西瓜，把一张胖嘟嘟的脸一下子“摁”在了西瓜上，远看就像西瓜“长”在了二胖的脖子上，样子十分滑稽。我呢，也顾不了许多，张开五指，一下子插在瓜心里，像“黑虎掏心”一样把整个瓜瓤掏了出来，鲜红的瓜汁四处溢流。吃完西瓜，我们三人互相对视了一眼，当即吓了一跳，三人脸上和头上涂满了鲜红的瓜汁，就像刚刚打过一场架一样，打得头破“血”流。没过多久，热风一吹，瓜汁被风干，我们三人顿时感觉脸颊上紧巴巴的，就像弹簧把脸上的皮肉往一处使劲拽，特别难受。我们三人相约又到水渠里练狗刨，尽兴后各自回家，相安无事。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最后偷瓜的事儿还是坏在了我的肚子上。当晚睡觉贪凉，没盖被子，第二天早上就开始拉肚子，拉出了许多黑色的西瓜子儿，父亲一看就明白了。我家经济比较拮据，根本就没有钱买西瓜。在父亲的严厉追问下，我只好说出了实情。父亲并没有打我，拿出家里仅有的钱，带着我来到了瓜地，让我当面向张大爷赔礼道歉，我没有供出二胖和铁蛋，只说我一人偷吃了西瓜，张大爷说：“一个半大小子，能吃多少西瓜？吃的加上糟蹋的，顶多5公斤，就算5公斤吧。”那时候西瓜5分钱一公斤，父亲掏出2毛5分钱递给了张大爷。在回家的路上，父亲摸着我的头说：“孩子，记住，得到自己想要的某件东西，要靠自己的真本事……”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四十多年过去了，少年时代的这次偷瓜经历，仍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就像昨天刚刚发生过的一样。我感谢父亲，告诉我不义之财不可取；教会我如何做人；让我知道证明自身价值，要通过劳动和付出去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