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庆儒

1977年初春，我上三年级。我的同学张秋花，在距离我们村十五里路的阳谷县照相馆拍了几张一寸照片，她把其中一张送给我们的语文老师张殿荣，引得全班同学争相传看。在传看秋花照片的同时，我心中也有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我也要去阳谷县照相馆拍一张照片！

当时与我有同样想法的还有同学张桂霞。拍一寸照片的价格是三毛八分钱，我俩为了省钱就商量着一起拍张合影，每人分摊一毛九分钱就可以满足我们的心愿。我回家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我娘，没想到她竟痛快地给了我钱，我想可能是由于我学习成绩优秀、在家里积极主动地帮奶奶做家务、每逢有好吃的总是让着弟弟妹妹、平时从不惹父母生气的缘故吧。桂霞告诉我，她娘也答应给她照相的钱，我俩为此高兴得不得了。

我和桂霞终于盼到了星期天。这天阳光明媚、春风和煦，吃过早饭，我们精心梳了两条垂在肩头的短辫子，各自穿了一件当年流行的斜纹印花洋布上衣，各自揣着大人千叮咛万嘱咐后给的两毛钱，每人骑着一辆自行车，像自由的小燕子向阳谷县城飞驰而去。出了村口向南是窄窄的聊阳道，我们骑着自行车向前行进，路两旁高大的树木被我俩一棵一棵地抛在身后。我们经过大迷魂阵、郭围子、五里庙、北三里、城角孟，接着进入了阳谷县城的东方红大街，骑到阳谷电影院向西拐，到了百货大楼再向南骑一小段路，到十字路口再向西一拐，就到了我们一心向往的照相馆大门口。我俩放好自行车，迫不及待地进入了照相馆。我们给照相馆的工作人员说明照相要求，各自掏出带着体温的仅有的两毛钱交到工作人员手中。工作人员给我俩每人找回一分钱，随即将一张几天以后取照片的纸条递给我，我小心翼翼地放进衣兜。在照相馆工作人员的安排下，我俩并肩而坐，怀着初次面对镜头的拘谨，也夹杂着初次拍照的好奇与兴奋，随着工作人员拉动手里握着的相机快门线，“咔嚓”一声，相机镜头完成曝光拍照，把我和桂霞兴奋好奇的童真面孔、当时流行的斜纹印花洋布上衣、具有时代标识的两条垂肩小短辫，瞬间定格在那张一寸照片里。一个星期后，我和桂霞满心欢喜地取回三张照片，每人精心珍藏了一张，照片底版交由桂霞存放。我俩把其中的一张照片也送给了张殿荣老师，老师非常高兴，还夸我俩勇敢，小小年纪就敢自己骑着自行车去阳谷县城照相。

时光如白驹过隙，后来，我俩的原版照片都不慎遗失，这令我们遗憾不已。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和桂霞都结婚成家了。桂霞偶然在她奶奶家堂屋后吊窗窗台的一个小瓷罐底下找到了我们童年合影照片的底版，桂霞如获至宝，立即把照片底版送去照相馆，让工作人员放大成二寸照片冲洗了几张。取到照片后，桂霞第一时间就送给我一张。由于年久受潮底版变得有些模糊，放大后的照片也有些模糊不清。尽管影像不再清晰如初，但在照相馆拍照的难忘时光、同学之间的深厚情谊，以及我们与张殿荣老师那份珍贵的师生情缘，始终在我们的心中清晰如昨，从未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