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让网络暴力成为数字时代的私刑
□ 吕晓磊
近日,河南省周口市第六人民医院邵医生坠亡的消息,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与反思。这位从医二十余载、曾获“河南省优秀医师”称号的医者,最终以极端方式结束生命,而悲剧的导火索是网络暴力。
从家属披露的遗书和网络平台的记录看,邵医生生前曾卷入三起医疗纠纷,在漫长的维权过程中,持续遭受网络谩骂和攻击,最终选择以极端方式为自己“正名”。目前,当地相关部门已成立调查组。
邵医生的悲剧并非个例。从上海女子因200元感谢金遭网暴跳楼,到杭州粉发女孩因分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被辱骂致死,再到如今医生因医患纠纷被推上舆论绞刑架,网络暴力已从个体伤害演变为不折不扣的社会公害。
网络暴力的可怕,在于它把复杂的医疗问题压缩成了一句句情绪化的口号。“庸医杀人”“还我子宫”……当医学的专业性被忽略,当诊疗记录被断章取义,当患者家属的悲痛被算法放大成对个人的“围剿”,医生就从“救人者”沦为“全民公敌”。
更值得警惕的是,网络暴力往往打着“弱势群体维权”的旗号,裹挟不明真相的网民进行所谓的“道德审判”。然而,医疗纠纷本可通过医疗鉴定、司法诉讼等正规渠道解决,任何绕开法律程序的网络“私刑”,都是对法治的破坏。
网络暴力之恶,还在于它无差别地攻击专业群体。在邵医生的案例中,当一位羊水栓塞产妇命悬一线时,邵医生严格按照医疗规范实施子宫切除术保住产妇生命,却被家属斥为“绝后仇人”;邵医生劝说巨大儿母亲接受剖宫产,在家属执意要求顺产导致悲剧后,反而要遭受“医生失职”的指责。在这些事件里,医学的复杂性被简化为非黑即白的道德对立,医生的专业判断成了“草菅人命”。当“优秀医师”被辱骂到以死明志,受损的不只是个人名誉,更是整个社会的信任根基。
构建抵制网络暴力的文明免疫力,需要法律、平台与公民的三重努力。法律层面,应明确网络暴力的法律边界,加大对网暴行为的惩处力度;网络平台需建立更有效的预警和干预机制,而非仅满足于事后删帖;而最为根本的,是网民需提高自身素质,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不信谣、不传谣、不让自己沦为网络暴力的“帮凶”。唯有如此,才能避免下一个“邵医生”的悲剧出现,让网络空间真正成为理性交流的公共领域而非数字时代的私刑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