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书林

1957年10月13日，我出生在冠县清水镇刘屯村。小时候我常趴在爷爷膝头，听他捻着胡须娓娓道来：“咱们刘氏家谱记载，先祖爷刘实一家，是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春天从山西平阳府洪洞县南关野雀村（今大槐树镇老鸹窝村）迁来的。”爷爷还说，我是第二十一世传人，属“林”字辈。1990年以前，我生活与执教的根都扎在这片故土；后来因考上师范与工作调动，才背着行囊走出村口。再回首，离开故土已有35载。可那里的旧影总在心头晃——土街的沙粒硌着脚底板，围墙的夯痕里蟋蟀在鸣，砖井的苔痕沁着凉意，老槐的枝丫挑着月亮，这些记忆都裹着温度与声响，犹如灶膛里埋着的烤地瓜，在岁月中煨出甜香，成了走多远都扯不断的牵挂与思念。

一

前夜梦中，我又踏上了故乡的东西土街。我穿的布鞋是娘纳的千层底，蹚过一层黄沙时，沙粒顺着鞋帮“簌簌”往下掉，土腥味顺着风往鼻子里钻，和小时候一样。醒了再难入眠，索性循着梦境的脉络继续往下想——

1962年的初冬，我裹着小棉袄趴在爷爷肩头认村子。他下巴上的胡茬儿扎得我脸蛋发痒：“东边那片矮房，住的都是咱刘家人；西边挤挤挨挨的，聚居着王、张、韩三姓人家。”我瞪大眼睛张望，只见土黄色波浪里有几处青砖瓦房拔尖儿立着，爷爷说那是早年间“戴毡帽的人家”（旧时对富户的称谓）。他顿了顿又道：“整个村子占地五百余亩，近三百户人家，都靠这条老街串着呢。”这句话我当时似懂非懂。

爷爷背着我走在贯穿村子的土路上。我见这路宽窄没个准数，宽处能并排走两辆牛车，窄处却仅够一辆车穿过。“这街是活的，”爷爷托了托脊背上的我，“刘家后生娶王家闺女，韩家姑娘嫁张家小子，一代代来回的脚印把土踩得瓷瓷实实、热热乎乎。”

大街到东门就没了宽路，而往东南去蔡庄的是条羊肠小道；出西门往清水村去的路更邪乎，像条长虫在坟堆里钻。有回跟着奶奶去赶集，一只灰兔子突然从荒草里蹿出来，吓得我直往奶奶怀里缩，她却拍着我的后背笑：“这是皮狐子仙给咱引路哩！”

村中间一条胡同向南通着“软路”——黄沙厚得能没过脚踝，我跟泽善叔去地里摘西瓜，光脚踩在上面烫得直跳，沙粒顺着脚趾缝往里钻；东部刘家后坑的东沿还有条小路，弯弯绕绕向北延伸，能通到郭家庄，可那路时隐时现，走起来总不踏实。

最让我犯怵的是村子里的坑塘。刘家庙坑、王家前坑、前街大坑……大大小小八个水洼，把村子割得像块碎拼的布，走路得绕着坑沿转，小时候常转得找不着北。

二

我八九岁时，村子周围还有高矮不一的残缺围墙。东头那条土围墙留存得最高，春天酸枣棵子抽绿芽时，远远望去像给围墙镶了道毛茸茸的绿边。

我家离北围墙近些，我就常去墙根下玩。爱穿灰袍子的高个子志德四爷，总坐在靠背高马扎上，在槐影里“吧嗒、吧嗒”抽旱烟。他腰间挂着的铜号擦得发亮。“小子，我年轻时就在这墙上吹号。”他眯着眼往围墙顶上瞅，仿佛能看见当年的自己，“天不亮就爬上去，对着启明星一吹，五里地外都能听见。”

有一回我缠着他要上围墙，他拗不过，牵着我的手顺着墙根的土坡往上爬。墙顶宽得能并排走三个人，上边还留着深深的夯痕。志德四爷用烟杆敲了敲墙头，“民国那阵子不太平，一有动静，就有人骑着马在这墙顶上跑，敲着梆子传信，像飞似的。”他弯腰捡起一块土坷垃，让我往墙外扔，好半天才听见“扑通”一声——那是掉进护城河里了。“当年这河深一丈二，墙高一丈八，墙基宽一丈二，墙顶宽八尺（1丈约合3.33米，1尺约合0.33米），土匪来了，只能蹲在河对岸骂娘。”他对我说。我又缠着四爷吹号，他喉头滚了滚：“兔崽子，老棺材瓤子给你吹一通。”他果然从腰间摘下铜号，熟练地吹出“嘀嗒，嗒嘀嗒”的声响，它们漫过墙头，竟唤来了各家屋顶的袅袅炊烟。

后来听祖岐七爷说，这围墙是1909年动工修的。那会儿土匪跟蝗虫似的，今天抢东家的耕牛，明天掠西家的新粮。刘氏“允”字辈（我的高祖父那辈）老爷爷召集各姓族长，商议要筑墙护村。各姓纷纷响应，全村人省吃俭用，把口粮匀出些换了铁锨、打墙板和夯石等工具。男人光着膀子挖土夯墙，女人挎着篮子送水送饭，孩子也学着用小筐运土。就这么干了两年，才把五里长的围墙垒起来。墙头上修了哨所，四角立着更楼，明亮的月夜，哨兵举着枪来回走，影子在墙上晃得像皮影戏。

土围子的四个大门也有说头儿。那年荣斌二爷捋着胡子给我讲：“北门和西门分别由村里大户人家的家丁看管，两座大门都带着小套门，够一个人侧身过，专给夜里有急病或生娃的人家留着。每天天刚亮，看门人‘咔嗒’打开大铁锁，再拉开门栓，‘吱呀’一声，门轴转得像在叹气；等日头擦着西边的树梢落了，再赶紧关上，铁锁‘啪’的一声扣紧，全村就像被揣进了保险箱。”南门和东门平时很少开，因为能种庄稼的田地大都在村北和村西。

兰修爷讲：“1942年麦收前后，日伪军进犯我们村，机枪打在围墙上，墙体‘突突’冒烟。我们护庄队拼命抵抗，终因武器装备落后，寡不敌众，北门失守，敌人进村烧杀抢掠……”

记得在我读初中时，学了《小英雄雨来》，回家给爷爷讲完，爷爷愤恨地说：“1942年夏天，日伪军打开围子门，把整个村子祸害了个遍，咱家的黄牛和粮食被他们抢走，你三岁半的姑姑都饿死了。”

这土围墙，挡住了无数次土匪的袭扰，却没能阻挡住侵略者的铁蹄。这便是国弱家贫被人欺的铁证。1943年1月14日，在冀鲁豫第三军分区部队及新八旅的打击下，日伪军势力退出清水和北馆陶一带，刘屯喜获解放，村民得以过上安生日子。土围墙也渐渐没了用武之地，在风雨里慢慢矮下去。

三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刘屯，七八口老砖井散落在村里各处。这些井大都是明清时期留下来的，可真能让人喝出甜味的，全村也就三口。其余的不是苦得涩舌头，就是咸得像泡了海带，顶多能用来洗洗衣裳、和和泥。

我家房西有全村最好的一口井。井口由六块大青石拼成六角形状，摸上去光溜溜的，像母亲陪嫁给闺女的铜镜——那是两百多年的日头晒、雨水泡，再加上一辈辈人脚踩、水桶蹭、井绳磨出来的温润，全村人都称它为“琉璃井”。东边那块青石最神，井绳勒出的沟深能塞进我的三根手指头，我总爱趴在石上数，一道、两道、三道……数着数着还能瞅见自己的影子在水里晃。井壁下半截长着绿苔藓，滑溜溜的像抹了油，井里带着股幽深凉气。

这井水好得出奇，夏天刚打上的水，舀一瓢咕咚咕咚灌下去，凉丝丝的从嗓子眼润到心里，连打个嗝都带着清甜，也不会闹肚子。前东汪村杨姓和范家庄吴姓的磨坊老板，每隔三天就来拉一次水，都说用这水做的豆腐嫩滑筋道，豆香能飘半条街。

我十一岁那年，曾祖父给我讲这口井的来历。他说这井是我曾祖太爷挑头修的，那会儿从东边半个村子挨家挨户敛了钱。稍微富裕点的户多拿几个铜板，穷的少拿或不拿，没人计较。动工之后，男人挖土垒砖，女人烧锅做饭，那时候曾祖父才八岁，因为离家近，还挎着小瓦罐给大人送水呢。

他忽然压低声音，神秘地说：“刚有井那十几年，不准女人家靠近，说怕冲了风水。”说到这儿他笑了，眼里闪着光，“后来大家思想进步了，你奶奶年轻时挑着一担水走得比谁都稳。这井啊，养了咱村七八代人，和祠堂里的牌位一样亲。”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读高中时，每逢周末就会把家里的水缸挑满。可没过几年，由于地下水位下降，这井渐渐干了，井底积起厚厚的泥巴。但村民很快迎来了集体的水塔自来水，龙头一拧就哗哗流，只是那水喝起来，总少了点井水的凉甜。

家乡的模样随着社会的进步总在变。但祖辈传下的姓氏与根脉不会变，那方热土上的烟火气也永远不会消失。我无论走到哪儿，骨子里都带着刘屯的土腥气。故乡的印记，早已渗入血脉，成为内心深处最温柔的羁绊。

（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