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贾富彬

上午9点左右，二弟给我打电话，说他和三弟在王土城他的院子里等我，一起去姥娘家。我说：“你们直接去吧，我从县城自己开车去，在郭庄村口集合。”

定砀公路路北是单县开发区，因出生率低学生少，我读初中的“孙六联中”十几年前被撤销了，上初中的学生转到新建的开发区创新路中学。定砀公路以南，就是纯农村了，路两侧是大片大片的玉米秸秆，看不清是不是已经结了玉米，满眼的墨绿，绿色的尽头是蓝天和几朵白云，充满着生机与希望。

忘记了从哪一年起，村与村之间都修了公路。路不宽，对面来车需要慢下来让一下。从我家到姥娘家六七公里路，开车十多分钟就能到。小时候，每年正月初二走亲戚，父亲拉着地排车，我和弟弟妹妹坐在车上，裹着被子，坑坑洼洼的乡间小路，需要走一个多小时。后来有了自行车，需要近半个小时。小时候冬季雨雪多，经常连着下一两天，往往除夕的下午开始下雪，春节凌晨在雪地里放完鞭炮，吃过水饺，顶着鹅毛大雪挨家挨户去拜年。偶尔遇上不下雪的春节，就感觉没有一点儿年味。正月初二雪开始融化，地排车出了村，大地苍茫，素裹银装，阳光洒在雪地上，白花花亮得刺眼。近处远处的树枝上挂满了冰，像水晶滴着水闪闪发光，有时会折射出五彩的颜色。雪很厚，完全覆盖了道路，父亲在前面拉着地排车，小心地凭印象试探着往前走，避免地排车滑到排水沟里，但这并不耽误哼唱豫剧，有时候是吕剧。母亲在左侧扶着地排车帮着推。

因为每年都是正月初二来姥娘家，姥娘和舅早早地在家门口等着，很高兴地迎接我们。母亲把带来的四盒点心和二十个蒸馍从车上拿下来，姥娘一边说着“不用拿东西来”，一边让父亲坐到屋里。姥娘今年101岁，我和弟弟的儿童时期，往前推50年，姥娘也就是50岁左右，还没我现在大。那时父亲和母亲30岁左右，非常年轻。舅自学的炒菜做饭，村里谁家有喜事丧事，都请他去帮忙做菜。他做的红汤羊肉汤是我喝过的最好喝的，羊肝拌藕、芹菜肉丝、蒸肉、辣子鸡、菠菜豆腐皮、鸡蛋卷煎，都是最好吃的，超过了单县的饭店。2000年左右的时候，我曾动员他到济南开个单县羊肉汤馆，因为家里事情多离不开，他没有去济南。

父亲和姥娘、舅坐在板凳上聊天，我插不上话，坐在门槛上看前排房子的屋檐往下滴水，地上已经滴出了一溜小坑，不断地溅起一朵朵小水花，让我想起“水滴石穿”这个成语。姥娘家喂鸡的瓷盆刚好放在墙边，水滴下来，发出节奏感很强的声音。姥娘问：“富彬上学咋样？”母亲很骄傲地说：“语文、算术都考了一百分，学校给发了张奖状。”姥娘又问：“小刚呢？”母亲说：“小刚考得不好，他不是上学的料。”多年后我曾想过，二弟不爱学习，也许跟家里亲人的暗示有很大关系。姥娘掏出几张纸币说：“过来，给你们发压岁钱。”最初是棕色的一毛钱，过了两年，发绿色的两毛钱，再后来是紫色的五毛钱，都很漂亮。我上高中后，姥娘仍然给我压岁钱，逐年变成了一块钱、两块钱、五块钱。母亲说：“富彬长大了，就不用给他了。”姥娘说：“再大也是外甥。”坚持继续给我，直到我上大学后才不给我了。

我刚参加工作时，单位同事上班时下班后都习惯穿制服。第一个春节，我穿着当时的豆绿色检察制服，红肩章、红领章，戴着有国徽的大盖帽。姥娘看到后说：“过年买的新衣裳？还怪好看来。”母亲说：“不是买的，是富彬单位上发的工作服，以后不用买衣裳了。”姥娘说：“这单位这么好，还发衣裳。”我掏出五十块钱给姥娘说：“我领工资了，您买点肉吃。”姥娘说：“不用给我，你自己存着以后娶媳妇用。”父亲说：“您外甥的一点孝心，就收着吧。他刚参加工作工资低，以后工资高了再多给您。”三个月后，父亲突然脑溢血，住了七十天医院，偏瘫三年后去世。因为给父亲看病借了一些钱，此后至少有十年春节我没有给过姥娘钱。

大约二十年前，姥娘80岁左右的时候，每年正月初二，给她五百，后来给她一千，最近几年每次给她两千。小时候一年只去一次，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每年也是春节去看一次。父亲去世后，每年清明节我回单县，也去看一次姥娘。后来买了车，“五一”、国庆节等假期，每年回单县三四次，都去姥娘家看看，姥娘很高兴，每次都会把我家里所有人的情况问一遍。我一般坐半个小时就走，姥娘不舍得我走，要留我在家吃饭，我说和同学约好了去城里吃。我知道她已经不可能自己拿着钱去买东西了，每次去之前，在县城超市买几十袋奶粉、核桃粉、藕粉、燕麦片、黑芝麻糊，还有她最爱吃的钙奶饼干，够她吃一两个月的。

岁月漫长，时光匆匆，不知不觉中姥娘九十多岁了，母亲也七十多岁了。好在姥娘身体一直很好，九十多岁耳不聋、眼不花，自己扫树叶当柴，自己做饭，生活完全能够自理。我最高兴也很骄傲的是，每次去姥娘家，我下车走到离她还有几十米的地方，她就问旁边的人：“那个是富彬吗？”

2022年春天的一天，舅给母亲打电话，说姥娘突然发高烧，两天不吃不喝，可能是不行了，要准备后事。我让母亲马上回单县，让舅拉着姥娘去医院。舅和母亲都说：“98岁了，恐怕拉不到医院。”我给母亲打了两次电话：“能不能看好，都要去医院，老也要老在医院里。”说完我突然想起1993年春天的时候，我也说过同样的话。因为父亲在医院休克两次，医生不建议继续治疗避免最后人财两空，母亲和五叔也不想让父亲去世在外面（迷信说法对子女不好），就想拉回家，我说：“必须继续治疗，死也要死在医院里。”后来父亲又活了三年整。母亲和舅带着姥娘去了单县园艺场附近的一家诊所，给姥娘输了三天液体。姥娘退了烧，能吃饭能走路了，生活也能自理了。

这时三弟打电话来：“大哥，我们在姥娘家的新房子这里等你。”我说：“我再过三四分钟就到了。”三弟说的新房子，是去年建的。2024年春节，我路过姥娘的那套旧房子，对舅说：“这套房子比我的年龄还大，已经是危房了，拆了再盖新的吧，让姥娘住几天新房子。”舅说：“你姥娘现在也不住这里，跟着我在西边院子住。”当年国庆节我去的时候，三间新房子在原址已经建好了，配了沙发，床，装了空调，院子不大，全部用水泥做了硬化，里里外外看着很干净。舅说，姥娘住了几天，嫌房间光线太亮刺眼，要求回到西边的旧房子去住。我说：“住几天，也算住过新房子了。”

2025年春节前，母亲和舅商量给姥娘庆祝100岁大寿，时间定在正月初六。那天阳光很好，室外不算太冷。姥娘坐在院子里，桌子上摆着一个大蛋糕，亲戚们分几波给她磕头祝寿。姥娘意识比较清晰，能认识绝大多数亲戚。三岁的灿灿去给老姥姥送了一个1000块钱的红包，学大人磕了一个头，额头碰得铝盆当当响，又从舅爷爷那里赚回来200块。三岁的哲哲也去给老姥姥送了一个1000块钱的红包，让他磕头，告诉他给老姥姥磕头舅爷爷会给他200块钱，可能是怕疼，也可能是对200块钱不屑一顾，坚决不磕。

“五一”回单县，母亲指着我问姥娘：“这个人是谁？”姥娘看了我很久，没有说话，应该是不认识我了。母亲说：“这是富彬。”姥娘说：“是富彬，咋没上班？”我说：“放假了。”舅说：“最近不大认人了，吃饭还行，一顿喝一碗粥，吃半个馒头，一个鸡蛋。”我说能吃饭就好，把核桃粉和黑芝麻糊等食品放下说：“每天给姥娘喝一包。”端午节后的一天，舅给母亲打电话，说姥娘不大吃饭了，母亲就回了单县，一直没有再回聊城。

7月26日周六上午，我一个人到了姥娘家，她坐在沙发上，露出来的胳膊和小腿部分，真正的皮包骨头，不过眼睛还很精神，也没有任何痛苦状，她盯着我看了很久，我也看了她很久。母亲说，最近喂不下去饭，一天比一天瘦。我说：“我这次又带了十几袋核桃粉黑芝麻糊。”母亲说：“一次只能喝两勺。”母亲用水冲了一小袋，喂了姥娘两勺，都喝了下去，第三勺果然吐了出来。我对母亲和舅说：“那就半小时左右喂一次，一次喝两勺。不吃东西越来越瘦肯定不行，只要喂进去就管用。”我用手机给姥娘拍了两张照片，录了几分钟视频。晚上回到聊城，灿灿和哲哲问我：“爸爸去哪里了？”我说：“我回单县看老姥姥去了。”我让他俩看照片和视频，两人问：“老姥姥的胳膊和腿怎么这么细？”我说：“老姥姥吃饭少。”两人说：“你让她多吃点饭。”我说好。第二天早晨刚起床，哲哲就说：“我看看老姥姥的照片。”“她的胳膊这么细，是不是吃饭少？”我说是。灿灿说：“爸爸给老姥姥打电话，让她多吃饭。”我说好。

走到郭庄村南头的时候，村北传来一阵鞭炮声。一分钟后，我看见二弟、三弟、堂哥富启、堂弟富国四个人站在一片空地上说话，附近停了二十几辆车。往年我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坐在舅家大门口的姥娘就会问她身边的人：“那个是富彬吗？”

这时母亲打来电话，叮嘱我说：“你们几个进院的时候要哭出声来。”我答应了一声就挂断了。堂哥问我：“你会磕头吗？”我问按规矩需要磕几个？堂哥说：“磕九个，先磕四个，作揖向前一步，磕一个，不起来，上香、倒酒，起来后退一步，再磕四个。”我说这个我会。堂哥又问我：“你上过香、倒过酒吗？”我说没有。堂哥说：“那就让富刚上香、倒酒吧。”我说可以，本来平时亲戚家的喜事丧事都是二弟代表全家参加的。

我走在最前面，五个人一起进了院子，在门口坐着的二舅家的大表哥庆晨（七十多岁）看见我，站起来和我握了握手：“大兄弟你回来了。”我点点头没有说话。这时听见有人喊：“王土城的客（音kēi）吊唁——”我们走到丧棚下，我和二弟在第一排，三弟和堂哥、堂弟在第二排，都没有哭。一起先磕了四个头，上前一步，作揖跪下，二弟熟练地插了三根香，然后倒了一杯酒，洒在地上。一起起来，后退一步，又磕了四个头。我和二弟、三弟进了屋，八天前和我对视很久的姥娘，此刻静静地躺在一个玻璃棺材里。我注视了两分钟，母亲喊我去了里屋，说：“火葬场的车11点多来接。”

8月2日周六晚上，母亲打电话来，说晚上六点多时姥娘去世了，周二上午火化下午出殡，为了不耽误我的工作，让我周一晚上赶到单县，周二上午九点前到姥娘家见最后一面。哲哲走到我跟前：“爸爸，老姥姥死了吗？”我说死了。“老姥姥怎么死了？是不是她不吃饭太瘦了？”我说是。哲哲问：“爸爸，老姥姥死了，你拍视频了吗？”我说没有。周日上午十点多的时候，母亲来电话，说火化时间改在了周一上午，让我九点前赶到，我说午饭后就回去。

汽车刚上了高速公路，灿灿说：“这是玉米，这么多，在我这边。”哲哲说：“我这边也有玉米。”我往路两侧看了看，大片大片的玉米秸秆，看不清是不是已经结了玉米，满眼的墨绿，绿色的尽头是蓝天和几朵白云，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因为不断有亲戚到里屋来安慰母亲和舅，说是喜丧，都没有难过的表情。我又看了一眼姥娘，走出屋子。在院子门口，庆晨表哥对我说：“九奶奶101岁，高寿了，走前也没有受罪，喜丧。”我点点头没有说话。农村人对别人的生老病死看得很淡，对自己的死亡看得也很淡，只要子孙后代能够延续传承下去。当年父亲偏瘫躺在床上就多次说：“光花钱也不能干活，还不如死了。”母亲对他说：“等你好了还得去济南看看呢。”大娘86岁时腿摔伤后也说过几次：“光吃饭不干活，死了就好了。”这些年来“喜丧”两个字我不知说过多少次，每次去殡仪馆吊唁，只要逝者超过80岁，我就安慰其亲属说：“生老病死，自然规律，80多岁也算高寿喜丧了，节哀顺变。”今天听表哥说到“喜丧”，一点儿安慰都没有。上周六带来的核桃粉和饼干，姥娘应该没有吃，原计划国庆节再来看她的。

中午11点半的时候，一辆面包车放着丧乐，停在院子门口。我和弟弟重新回到屋里，有四个人抬起了玻璃棺材，女亲戚们哭声震天，不管悲痛是不是真的，这一刻生离死别是真的。面包车的后盖打开，四个人轻轻地把玻璃棺材推进去，后盖盖上，表弟跟着上了车，听见有人对表弟喊：“别忘了带上九奶奶的身份证。”姥娘的身份证几十年没有用过，这次用上了。表弟答了一句“带着呢”，车就开走了。

母亲对我和弟弟说：“两个小时左右送回来。”我说：“晚上聊城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会议我得参加，我下午回聊城，开完会晚上我再回来。”母亲说：“不用这么赶，明天上午再回来也行，明天下午出殡。”接着又说：“你别再来回折腾了，今天见到你姥娘了，明天不用回来了。”我想了想，同意了。母亲说：“你在这里吃完饭就回聊城吧。”我不想过一会儿看到面包车送一个盒子回来，就说：“我回城里去吃。灿灿和哲哲还在时代广场呢。”

上车之前，我又回头望了望舅家的院门，我知道，以后春节再来的时候，我不能再跟灿灿和哲哲说：“咱们去看老姥姥”了，要改为“咱们去看舅爷爷”了。

我知道，我以后再来的时候，再也不会有人坐在门口问：“那个是富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