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传胜

水流有源，木生有根，人有其家。1962年，我出生在鲁西平原的一个小乡村——位于东昌府区、临清市与冠县三地交界之处（隶属东昌府区），因徐姓人家最多，村名便叫“大徐村”，它在中国地图上只是一个小圆点。村北横亘着聊（城）临（清）公路，再向北五百米是道人工河沟，其向西到堠南，向南延伸到堂邑。干旱季节，河沟会送来黄河水浇灌两岸土地。

一

20世纪60年代，全村有一千多人口，人均土地3亩左右，划分为八个生产队，一、八队社员在村东头，六、七队在村西两个大胡同（多为吕姓）。最富的是四队，最穷的则是我们五队。当时，四队的庄稼长得最好，菜园种的蔬菜品种最多。四队经常给社员分蔬菜，工分也最值钱，一个工每年都在两毛钱以上。

而五队大多是贫农出身，能人也不少，但生产队的小麦常常只有一米多高，麦穗很小，收割起来倒是省事。记得有一年，每人只分得60斤小麦。菜园的蔬菜品种也较为单一。一个工只有一毛多钱，甚至有一年只有八分钱。

不知道生产队是如何划分的，我们胡同属于一个家族，却有两家划归于二队，其余9家都划归于五队。老祖先是徐奉先，到我这一代“传”字辈是第15世，“廷培玉丙传成伯”依次为近几世的辈字。由于我们胡同辈分较大，被称为“爷爷胡同”。

村西北1500米处，是堠堌汉墓（又称青龙山），人们称之为“堠堌冢子”。据考证，墓主人为刘庆，东汉建初四年（79年）被立为皇太子，三年后被废，改封清河王。其子汉安帝刘祜继位后，追封刘庆为“孝德皇帝”，并为之修建起甘陵。墓冢高16米，底围长350米，占地约3000平方米，多为人工夯筑，南侧、西南侧可见夯土层，每层厚10厘米—15厘米。

儿时我常爬到墓冢上玩，虽然它只有十几米高，但在平原上也显得十分巍然。上面有狐狸、山狗子等野生动物，它们晚上外出觅食。我刚从舅舅家抱回来两只小兔子，不知怎么被山狗子发现了，它趁着夜色来我们家偷兔子，奶奶连忙拿起棍子追打，无奈山狗子叼着兔子，跳上墙头逃跑了。

汉墓向西10公里左右就是京杭大运河、黄河故道，也是“千古奇丐”武训的家乡。我第一次走到运河岸边是在临清，那时父亲在那里打工。只见一只只小船在河中穿梭而行，仿佛是一幅动态的画卷。武训因不识字受尽欺压，决心“让穷孩子读书明理”。他毕生以行乞、打工，甚至自残表演（吞蛇蝎、吃砖瓦）募资。“草根兴学”的武训精神诠释了鲁西人的坚韧与理想，“流动的文明”——运河文化则塑造了聊临一带开放、务实、交融的地域品格，两者构成了鲁西人文精神的底色。

二

我家东边300米处，曾有一所学校。前边一方小小广场，是放电影、集会之地。简易篮球架立在东西两头儿，老师们有时会打篮球。校舍由两排砖砌新平房组成，教师多是村里的民办老师（每月12元工资，需缴给生产队8元买工分），也有公办老师，比如国老师、董老师和徐老师。

前排房屋是低年级教室。西头儿一间是代销点，店长叫陈德玉。玻璃柜台后，针头线脑、笔墨纸砚、油盐酱醋排列齐整，日常所需皆可在此寻得。东头儿那间是卫生室，几位赤脚医生驻守于此，其中章子全大夫是接生婆，还教我们认识和采集中草药，如车前子、枸杞子、蒲公英等。中间一条圆拱形通道，延伸至后排。

后排房屋西头是教师办公室兼宿舍，东头儿便是六、七年级的教室（时称“农中”），生源是本村和邻村的优秀适龄学子。教师是徐子胜（主要教授语文、政治）和徐清芳（主要教授数学、英语），那时能够开设英语课程，实为难得。

两排房子之间，种着时令蔬菜。西头儿是厨房——专为公办教师做饭。每到放学时分，那扇小窗散发出肉、菜、馒头混合着柴火味的香气，丝丝缕缕，不时钻进我的鼻孔。驻足窗外，我深吸几口这难得的“奢侈”，才带着对“公家饭”的模糊向往，跑回家就着咸菜吃大饼子。

那时没有学前班，我六岁时直接上一年级。记得仅仅交了5毛钱，发了语文（0.25元）、算术（0.24元）两本书和一支铅笔（1分钱）。王金生老师给我们上课，课桌是一排排土台子，还需要学生自带小板凳。书本的淡淡墨香，引发了我的新鲜感、好奇心和想象力。至今记得我学会的第一首歌是《东方红》，语文前三课依次是《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第一学年末，王老师推荐我为“五好学生”，是班里唯一的一个。在全校会议上，国老师为我颁发了奖状。

认得一些字后，我就能大概看懂小人书了，深深被其中一些情节所吸引。当时对农家孩子来说，小人书堪称“奢侈品”，村里买不到，就到处去借。有次去斗虎屯给羊配种时，我想到新华书店买书，因牵着羊被服务员赶了出来。

父亲知道后，给我买了《鸡毛信》（0.2元）和《小兵张嘎》（0.18元），还给我一支钢笔。后来他还把珍藏的《鲜花儿》《杨家将》《西游记》也给了我。因是繁体竖排版本，我几乎看不懂。恰好学校给每个学生发了一本《新华字典》，借助字典，我大概了解到《西游记》的一些情节，就开始膜拜孙悟空。当看到庄稼旱得打蔫儿时，我就拿着木棍对着天空吼：“龙王何在？”有时会尿上一泡，感觉那片庄稼就长势较好。

我越发对读书看报产生了兴趣，先后阅读了《水浒传》《三国演义》《红岩》等长篇小说，还有现代革命京剧剧本，这些书及剧本我都看了不止一遍，一些经典对话至今记得。村里老人都记得，说我那时放羊、拾粪、走路总是拿着书看。

三

我们这一带的方言，很有意思。太阳叫“爷爷”，月亮叫“月姥娘”，“今儿”“夜儿”“明儿”分别是指今天、昨天和明天，生孩子叫“躺下了”，去世叫“老了”，吃晚饭叫“喝汤”，吃面条叫“喝面条”，知了猴叫“结了龟”等。

夏天喝汤之后，我便攥个瓶子，直奔村南的小树林。发现藏有结了龟的小洞口，就伸进手指去，轻轻把它带出来。拿在手里，它们的小爪儿挠得手心痒痒的，让人感觉很舒服。有时我一晚上能捉二三十只结了龟，母亲用盐水把它们泡起来，第二天做早饭时在锅底下烤着吃，那美味我至今还记得。

我时常爬到树上去玩，有时会弄一些榆钱儿和槐花全家蒸着吃。由于自家小片荒就在家门前，我常常到地里瞧瞧瓜儿长了多少、小麦是否扬花、棒子是否能吃了。我家有十余棵枣树、两棵桑葚树和两棵梨树。我爬上树去摘桑葚吃，黑紫颜色的很甜。有时，我则坐在树下看书、写字。

养羊是家庭经济收入的一个来源，一只小羊羔喂上半年就能卖十几元钱。我们几个小伙伴常一起去拔草，棉花地里尚可，但在玉米地里就有些呼吸困难了。我们会将羊吃剩下的青草晒干，供它们冬天吃，有时也会拿去卖钱。3斤青草才能晒出1斤干草，1斤干草卖4分钱。

那个年代主要是靠农家肥来种植庄稼，因而拾粪者比比皆是。有时我们在公路上跟着一辆车很长时间，好不容易等到毛驴拉屎了，赶车人却赶紧拾了起来。生产队盖牛棚时，雇了十几个人干活，吃喝都在工地上，我想他们一定要排泄，果然在破旧的窑洞里找到了这些“黄金”。冬季拾粪是一种享受，因粪便被冻硬，就没有臭味了。

我逐渐学会了在井里打水的方法和技巧，一桶水大约有30斤，需要一口气从井里提上来。最初我挑不动两大桶水，就各盛上半桶，因为我个子矮就把钩子向上挽一点。有件事我至今仍记得，那时流行把钢笔插在上衣兜里，有次打水忘记拿下来，猫腰提水之际，钢笔突然掉了下去，刚好落在水桶里。

学会骑自行车后，我就常带着奶奶到斗虎屯医院看病。老中医谭先生给奶奶号脉、针灸、开中药。当时村里没有磨面机，我就骑车到其他村去磨面。向北曾到大辛庄，向南曾到过梁水镇，回到家后面粉还是热的。

在那个“求温饱”的年代，逢年过节走亲戚是个美差，爷爷就安排我走上几家。亲友自然会炒点菜，一般是四个盘，吃大白馒头。回家后我就向爷爷汇报感受，他总是笑眯眯地听我眉飞色舞地讲述。

回望童年那一亩三分地，大徐村那个小圆点已成为蚯蚓犁动的曲线，更像是一块朴素坚韧的老粗布，密密织就父辈在棉花地踏出的深深辙痕，织就金黄麦浪微风中的起伏，织就猪马牛羊的膘肥体壮；亦织进了游子心头那缕剪不断的绵绵乡愁，织进了时光流转中生生不息的乡村脉搏，更织进了聊临路向着地平线无尽延伸的远方梦想。

（徐传胜，东昌府区斗虎屯镇人，临沂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