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长信

村口的老槐树又落了层皮，风卷着碎金似的阳光扫过打麦场。

时光这东西真怪，明明几十年过去，可闭眼一嗅，空气里还飘着麦秆的焦香、冰棍儿的甜气，还有煤油灯芯“噼啪”燃烧的味道。那些藏在补丁衣服里的快乐，那些攥在汗湿掌心里的期盼，倒比后来超市货架上的琳琅满目，让人记得更牢些。

▶五分钱的夏天

我老家在茌平县广平乡东街村（今属东昌府区广平镇）。村口老槐树的影子刚漫过打麦场，大我一岁的邻居二丫就拽着我往村东头跑。她那件打了三块补丁的的确良衬衫被风掀起边角，露出后腰新补的菱形布块——是用她娘结婚时的红袄改的，在一众灰蓝衣衫里格外扎眼。

“王大爷的冰棍儿车肯定在石桥那儿！”二丫的辫子甩得像拨浪鼓。我们踩着晒得发烫的土路，鞋底子沾着细碎的黄土，跑过歪脖子柳树时，惊起一串麻雀。那时候的夏天总带着一股晒焦的麦秆味，空气里飘着不知谁家烟囱里冒出来的淡淡炊烟味儿，混着池塘里荷叶的清香。

卖冰棍儿的车是辆掉了漆的二八大杠，后架上绑着个白色的木板箱子，盖着厚厚的棉被。卖冰棍儿的王大爷掀开棉被时，白气“腾”地冒了出来，裹着甜丝丝的凉气。橘子冰棍儿五分钱一根，冰棒上还沾着细小的冰晶，咬一口能凉到太阳穴发麻。二丫攥着被汗水浸湿的五分硬币，硬币边缘把掌心硌出浅浅的印子。

“分着吃？”二丫舔了舔嘴角的糖水，把她的冰棍儿往我这边递。我们蹲在石桥上，你一口我一口地啃，冰棍儿水顺着胳膊肘往下滴，滴在洗得发白的裤腿上，晕出一小片深色的印记。桥下的河水哗哗地流，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水面上，像撒了一把碎金子。

后来我才知道，二丫那天的五分钱是从她娘那里偷拿的。晚上她娘举着笤帚在村里追她，她绕着老槐树跑，边跑边喊：“娘，我错了！下次再也不敢了！”月光把她们的影子拉得老长，笤帚扬起又落下，终究没舍得落在她身上。

▶画在手腕上的表

三叔是村里唯一有手表的人。黑色的表盘，银色的表带，走起来“嘀嗒嘀嗒”响。他总爱把袖子捋得老高，露出手表。在晒谷场的石碾子旁跟人下棋时，他时不时抬腕看看：“该回家做饭了，再下一盘就散。”

我和二丫趴在旁边看，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块手表。回家的路上，二丫捡起一根烧黑的木炭，在我手腕上画了个圆圈，又在里面画了三根指针：“给你画块表，比三叔的还好看。”她画得认真，木炭灰蹭得满手都是，我手腕上的“表盘”歪歪扭扭，时针却被她特意指向了三点——那是每天下午村口广播喇叭播放动画片的时间。

为了能准时听上《黑猫警长》，我们发明了各种计时的法子。把玉米秆截成一样长的小段，在太阳底下看影子移动；或是数着老槐树的叶子，数到一百下就差不多过了十分钟。有次阴天，我们数着数着就睡着了，醒来时广播已经结束，二丫坐在门槛上哭，把刚扎的羊角辫都哭散了。

我爹见了，从工具箱里翻出块薄铁皮，用钉子在上面凿出十二个小坑，又找了根铁丝弯成指针，做了个简易的太阳钟。他把铁皮钉在院墙上，正午时分，铁丝的影子正好落在最中间的坑里。那天下午，我们俩搬着小板凳坐在太阳钟旁，看着铁丝的影子一点点挪动，连眼睛都不敢眨。

后来我手腕上的木炭手表换了又换，有时用红墨水画，有时用粉笔涂，更多的时候是用圆珠笔画的。直到很多年后，我戴着真正的手表回到村里，却再也找不到能一起画手表和听广播的人——二丫初中没毕业就去了南方打工，听说嫁了个四川人，很少再回村里。

▶吃玉米秆、偷甜瓜

收完玉米的地里，总会剩下一些没掰干净的玉米。我和二丫挎着竹篮，在地里捡漏，手指被玉米叶割出细小的口子，渗着血珠也不觉得疼。最粗的玉米秆被我们当甘蔗啃，甜丝丝的汁水混着点土腥味，嚼得满嘴都是渣子。

“张老栓种的瓜该熟了。”二丫突然压低声音，眼睛亮晶晶的。张老栓的瓜地在村东头，围着半人高的篱笆，里面种着脆甜的甜瓜。每天傍晚，他都要扛着锄头在瓜地边上转悠，嘴里叼着旱烟袋，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

那天夜里，我们揣着手电筒，借着月光往瓜地摸。二丫穿了件深色的褂子，说这样不容易被发现。篱笆上的藤蔓勾住了我的裤脚，“刺啦”一声撕开个小口子。我们趴在篱笆外，看着瓜地里圆滚滚的甜瓜，像一个个绿色的灯笼。

二丫比我瘦，先从篱笆的缝隙里钻了进去。她猫着腰，在瓜地里摸来摸去，挑了个最大的，用衣服下摆兜着，又钻了出来。我们抱着瓜跑到河边，用河水洗干净，掰开时“咔嚓”一声脆响，瓜瓤是漂亮的淡黄色。刚咬一口，就听见瓜地那头传来咳嗽声——张老栓来了！

我和二丫抱着瓜就跑，拖鞋跑掉了一只也顾不上捡。跑到麦场里，趴在麦垛后面，听着张老栓的骂声远远传来，吓得大气都不敢出。直到周围安静下来，才敢拿出瓜接着啃。月光洒在麦场里，我们的嘴里甜丝丝的，心却跳得像揣了只兔子。

后来张老栓在村口碰见我们，故意板着脸：“是不是你们偷了我的瓜？”二丫脸涨得通红，攥着衣角不说话。我刚想承认，他却突然笑了：“下次想吃跟我说，地里多的是，别再半夜钻篱笆了，扎着脚咋办？”他烟袋锅里的烟丝明明灭灭，眼角的皱纹里盛着月光。

▶黑白电视与煤油灯

村里第一台黑白电视机是大队书记家买的。17英寸的熊猫牌电视机，摆在堂屋的八仙桌上，用红布盖着，只有晚上才掀开。天一擦黑，半村的人都搬着小板凳往书记家跑，大人小孩挤了一屋子，连窗台也坐满了人。

播放电视剧《霍元甲》那阵子，书记家的院子里简直像赶庙会。我和二丫早早吃完饭，搬着小马扎占位置，总能抢到离电视最近的地方。屏幕上满是雪花点，声音时大时小，有人在后面喊：“往左点，信号不好！”就有人站起来，举着天线来回晃。

有次突然停电，屋里顿时一片漆黑。书记摸出煤油灯，玻璃罩子里的火苗忽明忽暗，把每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像皮影戏一样。有人提议讲故事，于是大家围着煤油灯，听老人们讲过去的事。讲他们年轻时如何挑着担子走几十里山路，讲饥荒年代挖野菜充饥的日子，讲谁家的小伙子娶了邻村的姑娘。

煤油灯的光昏黄而温暖，照得人脸上毛茸茸的。我看着火苗在玻璃罩里跳动，突然觉得比电视屏幕还要亮。二丫偷偷拽我的手，把一颗炒花生塞到我掌心，花生壳上还带着她的体温。

后来我家也买了21英寸的彩色电视机，画面清晰、声音洪亮。可我总想起书记家的那台黑白电视机，想起满屋子的人，想起屏幕上的雪花点，想起昏黄的煤油灯光下听老人们讲的过去的故事。

▶时光里的补丁

去年秋天，我回了趟老家。村里的土路修成了水泥路，两旁的土坯房变成了二层小楼，村口的老槐树还在，只是树干上多了个保护牌。张老栓的瓜地早就没了，改成了塑料大棚，里面种着各种蔬菜。

我站在石桥上，看着桥下的河水，还是哗哗地流，只是水变浅了，河岸边多了几个钓鱼的人。远处传来收割机的轰鸣声，取代了当年的镰刀声。风里再也没有秸秆的味道，只有隐约的汽车尾气味。

在村里转了转，碰见了二丫的娘。老太太头发白了，背也驼了，看见我，愣了半天才认出来。“二丫去年回来过。”她说着，用袖子擦了擦眼角，“带了个小外孙，长得跟她小时候一样。”

我走到当年捡玉米的地里，现在种着大片的棉花，白花花的棉桃像天上的云。我蹲下身，想找根玉米秆，却怎么也找不到。旁边的地里，一个小男孩正在追逐蝴蝶，手腕上戴着块电子表，闪闪发光。

离开村子的时候，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我想起小时候画在手腕上的表，想起五分钱的冰棍儿，想起煤油灯里跳动的火苗。那些日子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看似消失了，却在记忆里落了根。

或许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位置属于童年。那里的阳光总是很暖，河水总是很清，时光总是很慢。就像二丫当年画在我手腕上的表，指针永远停留在最美好的时刻，嘀嗒嘀嗒，在记忆里响了一辈子。（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