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德贵与恩师季羡林的深厚友谊
□ 王巍
一、蔡德贵初识季先生
1965年秋,蔡德贵从胶东半岛的一个穷山沟考进北京大学,入学东语系阿拉伯语专业。那时季羡林先生任东语系的系主任。秋天的迎新大会上,蔡德贵在外文楼阶梯教室里第一次见到了季羡林,当时季先生54岁。
1979年,蔡德贵考上山东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82年他到北京出差,回母校巧遇季先生。他礼貌地上前问好,季先生看到他问道:“干吗来了?是不是来查资料啊?咱们这里的阿拉伯文资料是最全的。”蔡德贵没有想到季先生居然还清楚记得一位普通学生学的专业,也深深佩服季先生的惊人记忆力。更没想到的是,当时身为北大副校长的季先生,还邀请他到办公室坐坐,与他闲聊了一个多小时。
北大一别后,因工作关系蔡德贵联系过季先生几次。1994年,山大《文史哲》杂志的韩凌轩先生请蔡德贵约季先生为《文史哲》赐稿。蔡德贵找到季先生,先生工作繁忙,让助手李铮提供材料,指导蔡德贵写一篇总结他治学的文章。1995年,蔡德贵写的《学贯中外的季羡林先生》一文在《文史哲》第5期刊出。
1995年6月,蔡德贵回母校北大参加纪念马坚教授诞辰90周年大会,与大学时期的班主任、著名阿拉伯学家仲跻昆教授去季先生家拜访。他至今保留着那次拜访先生的合影。之后,因经常向先生请教,蔡德贵多次独自去先生家拜访。接触多了,他对先生有了更多了解。
每次去先生家,为了抄近路,蔡德贵会沿着德斋和民主楼之间的小柏油路蜿蜒前行,路两边全是小土丘。小土丘上有一种被季先生称之为二月兰的小花,蔡德贵还看到一两棵死于刀斧之下的紫藤萝根须依稀可见,也有珍贵的西府海棠惨遭不幸。为了挽救燕园这些物种,季羡林写下多篇散文,呼吁停止这种破坏行径。蔡德贵才知道,先生提出“天人合一新解”,是代表无言的大自然对人类破坏自然行径提出的控诉。只有把季先生的散文和理论文章连起来读,才能够理解先生的深意所在。
二、季先生授权,蔡德贵撰写《季羡林传》
1995年,季先生授权,由蔡德贵撰写《季羡林传》。
蔡德贵记得先生曾说过的一句话,“世间多少偶然事,不料偶然又偶然”。他说:“我之所以写季羡林,就应了这句话,算偶然的机遇吧。北京大学给了我当先生学生的机会,山东大学给了我接近先生的机会。”
蔡德贵的写作提纲,季先生亲阅并且改正。学生写老师往往会隐恶扬善,季先生要求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溢美”。1996年季先生题赠《东西文化议论集》,寄赠签名本回忆录《怀旧集》和江苏文艺出版社当年7月出版的《季羡林自传》,给他做写作参考。
蔡德贵从山东的文化底蕴去理解先生的治学和为人。“季先生在德国留学十年,他的治学与为人从来没离开过齐鲁文化的熏陶。”“我的学理有限,先生的很多想法,我还是很难吃透。我曾经列过一个先生读过的书单,研究先生是如何形成晚年的国学研究体系的。就像是坐在大山面前,看不到顶;又像坐在大河边往远处看,看不到边。从出版的情况看,达到了我的目标。”
1998年1月,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蔡德贵撰写的《季羡林传》,此书由臧克家题签,饶宗颐作序。2000年,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季羡林传》。
三、“兼容百家、学贯中外”的学界泰斗季羡林
季羡林是我国当代的学界泰斗,在语言学、历史学、佛教学等方面都有很深造诣,是佛教梵文、中印古文化关系史和印度佛教史等研究领域的开辟者,是中国东方学研究的一代宗师。因此,他被誉为“国宝”“国学大师”和“学界泰斗”。
季先生的道德文章、学品人品为国内外学人所称道。胡适晚年曾经对年轻的研究人员说:“做学问应该像北大的季羡林那样。”饶宗颐在《季羡林传》里对季先生的评价是:“他是一位笃实敦厚、人们乐于亲近的博大长者,摇起笔来却娓娓动听,光华四射。他具有褒衣博带从容不迫的齐鲁风格和涵盖气象,从来不矜奇、不炫博,而是脚踏实地,做起学问来一定要‘竭泽而渔’,这四个字正表现他上下求索的精神,如果用来作为度人的金针,亦是再好不过的。”
以三项桂冠为由头,蔡德贵介绍了季先生的学术成就。先生的学术范围极广,包括中国佛教史研究、大国学概念的提出和推广、敦煌学研究以及《瑜伽师地论·声闻地》《妙法莲华经》《大唐西域记》的研究,撰写了《糖史》,翻译“四书”(德文),担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中文讲师,后来翻译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剧本》。
蔡德贵介绍:“学术代表作,先生自己觉得比较满意的是《糖史》;他在主编的《中国佛教史》里撰写了新疆卷;他组织一个班子点校《大唐西域记》,撰写《导言》部分的8万余字,破解了佛教研究中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为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撰写了多个重要章节。翻译的著作有《罗摩衍那》《弥勒会见记剧本》。这些都是巨大的学术贡献。”
除了三项桂冠,季先生还有“桂冠诗人”的称号。2005年在第19届世界诗人大会上,他凭借诗作《泰山颂》当选为世界“桂冠诗人”。
为了便于在全国范围内对季羡林的学术思想进行系统研究,中国孔子基金会发起筹备成立季羡林研究所,选址定于济南。2005年8月13日,蔡德贵和中国孔子基金会王大千副秘书长等人去医院祝贺季先生95岁大寿,并请季先生审看季羡林研究所的草图设计方案。季先生戴上花镜,一页一页地看研究所的设计草图,一再感谢家乡人民。2007年9月,季羡林研究所办公场所在济南高新技术开发区落成。
四、蔡德贵受邀,做季先生的学术助手
2008年10月1日,蔡德贵正在山东泗水参加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收到了季先生托人发来的短信,让他去北京面谈。11日上午到达北京,他才知道季先生希望自己当助手完成口述实录自传。季先生说,晚年最想写一本书、两篇文章:书是《中外恩师谱》,因为他最提倡的是爱国、孝亲、尊师、重友,其余都写过不少文章了,尊师方面一直想写。两篇文章是《济南的鬼世界》和《恢复历史的真相》。但当时季先生的双眼视力加起来只有0.1,写字都是靠摸、凭感觉完成,已经不能独立完成这件事。为了做好实录,蔡德贵在天通苑北买了一套小房子。即使如此,从住处到医院也要走2个多小时。
季先生开始的计划,是一天口述一个小时,八九次讲完。二人商定从2008年10月13日开始,利用上午的时间完成口述。但实录两次后,被大夫出面阻止,之后只好利用下午两点半之后、先生午睡起来后的时间段。每次季先生打开话闸,就信马由缰越讲越多停不下来。蔡德贵清晰地记得,有一次季先生没有听从大夫劝阻,痛痛快快说了两个半小时。
很多人都知道季先生是个治学严谨的学者,以为他是个很枯燥的人,他自己也说:“我是一棵枯树,有枝有干,但是无叶无花。”不过在蔡德贵眼里,季先生是德高望重、颇有学者风范的大家。“季老的口述,几乎每次都有精彩的段子,幽默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他长寿的原因之一。”
季先生的“恩师谱”,一共点了八位老师。德国有西克、瓦尔德施密特、布莱恩、哈隆;中国也有四位恩师,陈寅恪、汤用彤、胡适和季先生的中学老师董秋芳。
这项工作前后持续了大概10个月,一共75次口述实录。2009年6月16日,蔡德贵有事要去美国一趟,计划9月8日回国。去美国前季先生抓着蔡德贵的手说:“等你回来,咱们接着说。”他当时精神矍铄,不想这一别竟是永诀。蔡德贵还没回来,季先生就驾鹤西去了。
在季先生生命最后一年当中,蔡德贵是与他交谈最多、相处最多的人。“没想到我这个岁数了,还能得到季先生的教诲,收获比上大学时多得多。”
2010年,《季羡林口述史》出版,总计42万字。当时65岁的蔡德贵一脸释然:“还好,总算没有辜负先生的重托!”
五、蔡德贵:总该为恩师做点什么
蔡德贵研究季先生的文章,30多年没有停止,为季先生代笔的文章也很多。他说:“一生有幸得到季老教诲颇多,收获太大了,我总要为恩师做点什么。”
1995年《学贯中外的季羡林先生》一文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关于《论东西文化的互补关系》这篇文章,季先生说:“这篇文章虽然署着我的名,但它可以说是我写的,也可以说不是我写的。‘作者’应该是蔡德贵教授。文中的思想内容全是我的,甚至遣词造句也都出自我的笔下,可是并不出于一篇文章,而是出于许多篇写作时间不同、写作环境也不相同的文章。德贵用的方法,是中国旧时诗人作诗填词时使用的集句方式。所不同者只是旧时诗人集句,是集许多人之句,而德贵则是集季羡林一人之句。”
根据季先生在山东大学演讲的录音,蔡德贵整理出《对21世纪人文学科建设的几点意见》,发表在《文史哲》1998年第1期,后被多家杂志和媒体转载。
蔡德贵以季羡林研究所名义出版多部季先生文集,也做过多场有关季先生的学术讲座。
2005年季羡林研究所成立。蔡德贵主持、以季羡林研究所名义出版了《季羡林谈人生》《季羡林谈读书治学》《三十年河西 三十年河东》《季羡林谈写作》等,有二三十本书。同时,季羡林研究所还不定期出版《季羡林学刊》。大部分著作都是蔡德贵编著,但他没有署自己的名字。他说:“我这一辈子有幸给先生做了一点事,我觉得是我沾了老爷子的光。”
多年间,蔡德贵撰写编辑多部季先生著作,包括《季羡林传》(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人民出版社2000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东方学人季羡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季羡林写真》《季羡林之谜》(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大国学——季羡林口述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假话全不说 真话不全说——季羡林口述史》(红旗出版社2016年),《季羡林师友录》(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真情季羡林》(中国书店出版社2007年),《季羡林的一生》(长春出版社2010年、2018年)等。
“季羡林年谱”原来不足5000字,蔡德贵进行了扩编增补。2010年,《季羡林年谱》由长春出版社出版,达30万字。年谱出版以后,他发现遗漏的仍有许多,于是又开始新一轮增订,预计书稿将超过60万字。
现在,蔡德贵已进入耄耋之年,但他仍在勤奋写作。他正在编著、尚未完成出版的著作有:《季羡林传外传》《季羡林的新故事》《季羡林最后五年实录》《季羡林先生遗墨汇编》……
(原载《山东大学报》2024年第30期,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