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室的红色记忆
口述:牛贵葆
整理:张目伦 马章文
我今年70岁,家住莘县县城通运路一栋三层老楼里。这栋楼的年头儿,比许多年轻人的岁数还要大。县里说要拆迁,我便把大半辈子的“宝贝”——3600多册藏书,全都搬回了张鲁回族镇杨村的老家。一间30多平方米的屋子,摆上几套旧书架,就成了我的家庭藏书室。
阳光透过窗子,洒在密密匝匝的书脊上。随手抽出一本,灰尘在光柱里轻轻舞动。翻开有些泛黄的书页,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声。这些书,承载着我大半生的足迹:在济南当兵13载,节衣缩食从新华书店抱回的《任弼时传》《陈赓大将》;转业回乡后,在县城淘来的《十大元帅十大将》;还有老战友、挚友“忍痛割爱”相赠的《星火燎原》全套与许多将军的回忆录……它们不只是一页页纸张,更是陪伴我多年的战友、启迪我思想的导师,在我心中是无价的珍宝。
翻着翻着,指尖停在一本略显朴素的册子上——1999年出版的《春华秋实》,我个人的新闻作品集。其印刷并不算精致,设计也很简朴,可就在触及书脊的那一刻,我的心跳却不由得快了几分。因为它承载着我一生中最为珍重的一段记忆——这本书的题名,正是由我们山东的老干部赵健民同志亲笔题写的。
时间回到1998年。那年,我整理了多年以来发表在各级报刊的稿件,想结集出版,既是对自己新闻生涯的总结,也算给将来留个念想。书稿清样出来了,可请谁题写书名呢?我的新闻启蒙老师、时任莘县政协副主席的杨巨源先生建议:“去找找赵健民同志吧。他是从咱鲁西北走出去的老革命,德高望重。”
赵健民这个名字,在莘县、冠县一带,可谓如雷贯耳。小时候就听老人讲他打鬼子的传奇,称他是“抗日赵子龙”。我上高中时,学校伙房里有一位职工曾是赵健民的警卫员,他常拿出合影,跟我们讲那些烽火连天的故事。1938年聊城失陷后,赵健民任筑先纵队营长,后任冀南军区第七军分区司令员,在莘县、冠县一带指挥过大小上百次战斗,1944年他指挥攻克了莘县城。赵健民是聊城的骄傲。
1998年6月8日,我带着书稿和一点儿家乡土特产,心怀忐忑地登上了去北京的汽车。当时他已离休,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我们来到了他家。
那是一个简朴洁净的二层小院。赵老身材高大、精神矍铄,一身朴素衣着,与夫人杨瑞波热情地招呼了我这位“小老乡”。屋里沙发、茶几都已陈旧,不见半点时髦陈设。我说明来意,递上书稿,赵老欣然应允。趁着这难得的机缘,我鼓起勇气问起那个在家乡流传甚广的故事:“赵老,都说您在庙头战斗时,靠着一截土墙指挥,鬼子的机枪把墙打成了筛子,连人都凿在了墙上,可您却毫发无伤——这是真的吗?”
赵老听罢微微一笑:“是有这回事,但没传得那么玄乎。墙对面是座大坟堆,我站在墙后头,子弹都被坟堆挡住了。比这更险的战斗,那可多着呢。”他语气平和,仿佛在说一段与己无关的往事。可我知道,这般轻描淡写的背后,是枪林弹雨、九死一生的峥嵘岁月。
不知不觉我们聊到了中午。我带的土特产,赵老坚决不收,反而安排我吃饭,饭后还一起在办公楼前合影留念。“这几天忙,题好字,我尽快给您寄去。”赵老说。
回程路上,我心里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赵老这样的人物,真会为我这样一个普通人题字吗?没想到几天后,一封北京来的信悄然抵达我手中,展开一看,“春华秋实”四个字苍劲有力,跃然纸上,正是赵老的真迹。
这本书很快得以出版,成为我藏书室里最特别的一本。它的背后,不仅是我个人在新闻岗位上的耕耘,更凝结着一位革命前辈对家乡后辈的殷切鼓励。后来,我在《联合日报》发表了《难忘赵健民为我题写书名》一文,这份记忆也随之通过文字传播开来。
如今,坐在自己一手建起的藏书室里,抚今追昔,感慨万千。这些书,陪我走过军旅生涯,见证我在新闻岗位上的点滴耕耘。它们让我开阔视野,支撑我参与编写《莘县改革开放实录》《红色杨庄》等书籍,其中两部还获得了省里的优秀成果奖。在全民阅读蔚然成风的今天,建立这样一个藏书室,对我而言,不仅是保存知识的物理空间,还是一处安放记忆的精神家园。
一本本书,如同一块块砖石,垒起了我个人的精神小屋。而《春华秋实》这本书,以及它背后的故事,则是这间小屋最坚实的基石——沉甸甸的,承载着红色基因,时时提醒我从何处来,也激励我该向何处去。岁月会老去,楼宇会更迭,但这份凝聚在字里行间、源自血脉与奋斗的记忆,永不褪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