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媛

20世纪初期，近代著名政治家、学者康有为（1858—1927年）与山东临清籍经学家、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吴秋辉（1877—1927年）展开过一场激烈的学术论战。

关于这场论战，流传较广的文字记载是这样的：康有为在济南公开演讲其“大同”主张，演讲词见报后，在一片喝彩声中却传来吴秋辉的驳斥之声。康有为予以反诘，但笔战数回合后便“急急收兵”，匆匆离开了山东。那么，这场论战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意料之外的来信

康有为一生中曾两次造访济南。第一次是在1917年，因同张勋拥护清逊帝溥仪复辟遭到通缉，逃难之际途经济南。第二次是在1923年5月，康有为再度来济，其间应邀作了一次公开演讲，借《礼记》阐释其“大同”思想，演讲内容次日便见诸报端。

恰巧，在北京游居约两年之久、历任《民意报》《民主报》主编的吴秋辉，于1922年10月前离京返济，赁了大明湖南岸的一座小楼，闭门潜心《说经》等学术研究。他以古文字、音韵、方言为工具考辨《诗经》，厘清后世曲解与附会之说。

吴秋辉对康有为早有耳闻，关注其济南演讲后，对部分观点却并不认同，秉性耿直、沉毅敢言的吴秋辉便写下长达十余页的书信与康有为论学商榷。书信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南海先生大人左右：

华之私淑有年矣。前闻台驾来济，殊深欣幸，乃未及修谒。行旌倏忽他指，怅惘奚如。嗣闻友人言先生有六经真伪考之作，与华素日之主张，颇多默契。惜华以耳目闭塞，未获捧读。然窃自幸一愚之见，是非尚不谬于君子。近由报纸丛载中，见有引用先生辩论《尚书》一则，其结果与愚见竟不约而同，不觉距踊三百。然华于先生所指诸伪书中，尚有些微就商之处，敢为先生缕陈之。尚祈指其迷途，以资取决焉。

《尚书》之有伪古文，自阎、梅、二崔以来，指摘攻击，其作伪之迹已完全暴露，无复辩论之价值。然今文之有伪作，则知者尚少。华前曾以其文字事实种种不合之故，著论断定《甘誓》《洪范》《金滕》（即《金縢》）三篇，为战国间阴阳五行家之所伪作掺入，以为其立说之根据者。盖阴阳五行，本为子游、子夏等一般节文度数之儒之一种流弊……

康有为，广东南海人，故时人称之“康南海”，又称“南海先生”。吴秋辉，原名吴桂华，字秋辉，自号侘傺生，是以在信中自称“华”。

吴秋辉话说得颇为客气，观点却毫不含糊，开篇便直言《尚书》伪古文的作伪痕迹早已完全暴露，不再有辩论的价值。又指出今文篇目中也混杂有伪作，譬如《甘誓》《洪范》《金滕》三篇，乃是战国时期阴阳五行家为阐发自家学说，伪造后掺入典籍的。阴阳五行之说，究其根源，本是子游、子夏等偏重仪节法度的儒生所衍生的流弊。

信末又诚恳道：“其如此类者，殆难更仆数。华随时研究所得，虽薄有记录，然心终认为今日出世之古文，尚不足以供校正此书之应用。又华近数年来，意所专注者，惟在三百篇，雅不欲分其功力于此，故至今尚未暇为有统系之整理……冒昧陈词，聊就平日钻研所得，及其志意之所在，上尘清听，以资就正……”意思是像这类文字讹误的情况，多得数不胜数。我始终认为，现今流传的古文字材料，还不足以用来校正《尚书》这类经典。再加上我近年来专注于《诗经》三百篇，向来不愿分心于此，所以至今还没来得及做系统的整理。冒昧写下这封信，姑且把我平日钻研所得的心得，以及我治学的志向，呈给您听，恳请指正。

这通信札，便是这场学术论战的起始。

匆匆奉答的回信

彼时，康有为已离开济南，转赴青岛。所以，吴秋辉信中有“倘先生不以为不材而教之，嗣乘间当摒挡赴青”之语。收到追至青岛的信函，康有为应该颇感意外，展读之后，却不能不奉答。回信如下：

秋辉仁兄：

承惠书谈经，空谷足音，闻似人者而喜，不意大乱尚有其人抱遗经而究终始也，欢喜不任。虽然，足下之疑经，以己意望文攻剖。惟数千年间，风俗不同，好尚歧异，后人之是非，未必古人之是非也。且人各有己，不能以己意发之为是。且言人人殊，不能为定论也。

《尚书·洪范》《金滕》皆在今文二十八篇之中。此二十八篇者，自伏生传之欧阳、大小夏侯，立于西汉学官。凡西京博士弟子，举国传诵，为孔门真传之书。《史记·儒林传》详言之，若考孔门之真传，是非必在于是。至于刘歆之壁中伪古文书五十余篇，则除二十八篇外，皆伪书也。足下欲考经学，必须先辨今古，知古文为伪，今文为真，然后去伪存真焉。仆所著《伪经考》详言之。虽然，足下真好学深思之士也，于今世不多得也。足下于《礼记》谓《明堂位》《月令》《祭法》三篇皆伪，诚然也。以刘向《别录》考之，比之《戴记》诚少三篇。然足下非考据而得之也，乃以意推得之，此真非常之才也。足下又疑《禹贡》而赞之，可谓明过古今也，盖《尧典》《禹贡》皆为孔子亲笔删古书而成之，故与《盘庚》诸诰之体大异，以与《易经》调法相同，故知为孔子作。兹事体大，非一二言所能尽，故为君揭其大意焉。匆匆奉答，敬问撰祺，不尽一一。

有为谨启

意思大概有四点：

其一，收到吴秋辉的书信十分欣喜，感慨乱世中仍有人潜心钻研经学。

其二，委婉指出吴秋辉解经偏重主观臆断，提醒他不能以今人想法揣测古人。

其三，阐明今文《尚书》二十八篇是孔门真传，刘歆相关的古文《尚书》多为伪作，主张治经必先区分今古文、去伪存真。

其四，肯定吴秋辉学识与见解，认同其判断《礼记》三篇为伪作的观点，提出《尧典》《禹贡》由孔子亲笔删订而成。因事关重大，仅简述大意。

《尚书》最早出自上古史官之手，相传孔子曾搜集整理《尚书》作教材用，后因秦始皇焚书，其文本残缺不全。自汉代起，除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外，各类依托“古文”名义的传本陆续出现，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东晋豫章内史梅赜献给朝廷的孔传本《古文尚书》。唐代孔颖达奉敕编修《五经正义》时，将这一文本定为官方定本，自此成为科举考试的核心教材。直至清初有学者找到确凿的证据，其地位才被彻底推翻。

康有为自戊戌变法前就倡导孔教，致力推动儒学宗教化，信中提及的《伪经考》是他重构孔教理念的重要著作，而“刘歆伪古文”便是他批驳古文经学的重要视角，本质是为托古改制、孔教运动等扫清理论障碍。

这通匆匆奉答的信札未能解吴秋辉之惑，反倒令其疑惑更甚。于是吴秋辉再度执笔，写下一封六页长信继续问学，措辞也更为犀利。

针对康有为复信中的“至于刘歆之壁中伪古文书五十余篇，则除二十八篇外，皆伪书也。足下欲考经学，必须先辨古今，知古文为伪，今文为真，然后去伪存真焉”，他指出：“今先生云有壁中刘歆伪古文，窃疑其或即此壁中之真古文再出，而论者不察，偶误以为刘歆，亦在所不免，故深以得闻为幸。至刘歆之不得有伪古文，则不难于其让太常博士书决之。其书有曰：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得古文于坏壁中，逸礼三十有九，书十六篇。歆之自言已如此。则其时安国以今文校古文多得之十六篇，已盛行于世可见……夫以真古文盛行之时，而歆乃别撰一伪古文以与之对抗，又同托其名于孔壁，歆虽无识，似不至此。”意思是，我认为刘歆并没有伪造古文经，这从他的《让太常博士书》中就能清楚看出，因为刘歆自己在书中这样记述：鲁恭王拆毁孔子旧宅、打算修建宫室时，从墙壁夹层里发现了古文经书……由此可见，当时孔安国用今文比照校勘古文，多出的这十六篇，早已在世间流传。试想，真正的古文经已然盛行天下，刘歆又怎会另造一套伪古文来与之对立，还同样假托出自孔壁？就算他见识浅薄，也不至于做出这种事。

至于康有为说吴秋辉“以己意望文攻剖”“人各有己，不能以己意发之为是”，吴秋辉在复信中指出，自己的治经原则是“以经证经”，对于经文内部无法互证的部分，则可用“古书互证”方法来辅助，比如用孔子之前的其他可靠古籍（如《诗》《春秋》《易》）进行交叉验证。信札结尾，吴秋辉又总结了自己的治经方法，将“以经证经”“方言证经”“实物致察”三者视为防止主观臆断的核心之法，坦言这些方法是自己开辟的路径，不避“一己之说”的评价。

笔战论辩至此，康、吴二人的治学分歧已然凸显：相较康有为研治经学意在服务其政治主张，吴秋辉则坚守纯粹的学术考据之路，以“以经证经”为核心方法，兼用方言释读、实物考证等手段，依托经文原文构建完整证据链。

被梁启超评价为“横绝一世”

几个回合下来，康有为被辩得哑口无言，只得遣人登门求和。据吴秋辉之女吴少辉后来回忆，此人登门后，发现吴秋辉居所简陋得令人咋舌，连个书架子都没有。他好奇地问：“先生的书架在哪儿？”吴秋辉答：“我要书架子干啥？”吴少辉《回忆中秋节》手稿里有这样一段文字：他（吴秋辉）看过的都印在他的脑子里、著作（里）。我们的屋子里并没书（架），只有一柳条箱的书。

对阵吴秋辉，康有为的落败并不意外。吴秋辉名气虽不及康有为，但他于经学、史学、文字学、音韵学、甲骨文等无不涉猎、无不精研，且“每有所述，必言之成理、持之有据，旁征博引，反复论证，证据确凿，义旨宏远，使闻者惊心、见者叹服，当时的学界很少有人是其对手”。1926年，梁启超读其著述，盛赞他“识力横绝一世，而所凭籍之工具极笃实，二千年学术大革命事业，决能成就”，并聘请他到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任导师。北京大学也派员来济聘请他。可惜，吴秋辉不想“去讨人家的厌”，一一谢绝。栾调甫曾在给张默生的信中说：“因为他的一套研究学问的工具，许多是和人家不同的，若是承认他这一套是对的，立时有很多的所谓‘国学大师’，便要被打倒。”

1927年，康、吴论战中的两位主角相继辞世。彼时，吴秋辉不过五十有一，著有《学文溯源》《学文溯源续编》《诗经通义》《学海绀珠》《楚辞正误》《仪礼今古文考异》《礼记正误》《古今文字正变源流考》《齐鲁方言存古》等六十多部。临终时，仍长叹他的著作没有完成。

两年后，顾颉刚夜观齐鲁大学出版物，见到吴秋辉文章数篇，“考古书古史及古文字甚精密，因录入笔记”。得知此人负才兀傲、坎坷一生，已于前年病殁，顾颉刚不禁“闻之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