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友忠

记得我小时候，每年收完麦子，家家户户都在麦场里把麦子晒干，然后装好袋子，拉到乡粮所交公粮。

那时候，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可我还是缠着爸爸要跟他去交公粮。其实，我是想到那里吃棒冰或喝汽水，当时这算很奢侈的事了。在我的软磨硬泡下，爸爸终于同意我跟着他去了。于是，我们把粮食一袋袋装到地排车上，由爸爸拉着，在车把的一边拴上一根绳子，我在前面使劲往前拽，也算出一份力。

我们还没到粮所，就远远看到交公粮的车子排了长长的队，每辆车上都装着满满的粮袋子，爸爸把车子停在队伍后面挨起号来。遇到熟人，爸爸便和他们打招呼，聊起今年的收成。

说实在的，当时我还小，根本不知道啥是“交公粮”，便趁这时问他们，一位叔叔说：“交公粮就是把我们种的粮食交给国家。”我还是不明白：“我们自己种的，为什么要交给国家？”那位叔叔笑了：“小家伙，你上几年级？”我说：“二年级。”他说：“小朋友，老师应该教给你们了，我们国家有农民在种地，有工人在生产，有科学家在搞研究，有解放军在保卫国家，现在国家把地分给我们农民种，我们丰收了，不能忘了还有工人、科学家、解放军，他们吃饱了才能给我们造锄头、拖拉机，造铅笔，才能保护我们国家不受其他国家欺负。等你当了科学家，也得吃我们种的粮食啊。”我虽然没有完全听懂，但知道我最崇拜的解放军叔叔吃了我们交的公粮更有劲打坏蛋后，心里很是自豪，拉起车子更带劲了。

车队像蜗牛一样一点一点地往前挪，几个小时过去了，临近中午，我们才进到粮所院子里。粮所里一棵树都没有，路两边墙上还残留着白底红字的标语，房檐下站着满头大汗等着交公粮的人，他们不停地用手里的草帽扇着风。

粮所的工作人员坐在磅秤旁的一把木椅子上，一边叼着“大前门”香烟，一边拨拉着算盘，椅子边立着一把特大的油布太阳伞。来交公粮的人一般都要拍拍他们的马屁，因为他说好就好，他说不好就让你拉回去晒个两三天再来，那可就麻烦了。

终于挨到我们的号了，爸爸来不及擦汗，先给工作人员递了根烟，那工作人员一边打着哈哈，一边顺手接过香烟，放在磅秤上的账本边，那里已经放了不少香烟了。

这时，工作人员手里拿着一个像锥子又像刀的铁家伙——一头是尖的，中间带一道凹槽，只见他把尖头往粮袋里猛地一扎，再用力拔出来，凹槽里就带出了一小把麦粒。工作人员熟练地把麦粒倒进手里，拿几颗塞到嘴里，咯吱咯吱地咬一咬。那时，我其实并不懂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也不关心这些，只有爸爸认真地看着，因为他不希望被退回去。

“好了。过磅吧，要快点。”工作人员一边把咬过的麦粒朝磅秤边的地下吐出去，一边朝爸爸说着。

爸爸松了口气，急忙把车子拉到磅上。

工作人员拨着磅秤问：“哪个村的？叫啥名？”

爸爸一一回答着。

工作人员说：“这几天太忙了，扛袋子的人手不够，你自己扛。”

爸爸点了点头，便用左手抓住粮袋口，然后转过身子，用肩膀抵住袋子，用右手抠住袋子的底角，一使劲便扛在了肩膀上，然后一袋袋地往粮仓里扛，粮仓的入口在两头，要上五六米高的台阶，搬上去后，打开袋口往下倒，完了把袋子收好，从上面飞快地小跑下来，顺手把袋子扔给我，让我整理好放到地排车的一边，他再把另一袋搬上去，几趟下来，衣服已是没有一丁点干地方了。

工作人员开好收据，爸爸仔细收好，拉起车子便向粮所外面走。我跟在爸爸后面，脑子里还在惦记着买吃的。这时爸爸回过头说：“饿了吧？给你买点吃的。”我咽了口唾沫：“饿倒不饿，就是有点渴。”

其实我知道，家里钱紧，爸爸不舍得在外面买饭。只要有一根棒冰，我就心满意足了。

出了粮所大门，爸爸在门口摊上给我买了一根绿豆棒冰，五分钱；他自己花二分钱，跟摊主要了小半碗汽水，一口一口慢慢抿。

那个晌午，太阳毒辣辣的，我坐在空车上，爸爸在前头拉车，草帽一颠一颠地，汗珠子顺着后脖颈往下淌。我手里那根棒冰的凉气，一直甜到了心里。那种感觉，这辈子都忘不掉。

如今，再也不用交公粮了，农民种麦子还有补贴，但是我还是会经常想起我小时候交公粮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