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秀荷

盛夏的午后，阳光从窗口倾泻而入，客厅里静悄悄的，只有光影在地板上缓缓移动。我手里拿着一张泛黄的旧照，看了又看。这是一张1970年留下的合影，距今已逾半个世纪，曾在岁月辗转中不知去向，几天前失而复得。

照片上，是三个梳着麻花辫的小姑娘，后排站立的那个，正是年少的我。那年，我们都是冠县梁堂中学初一年级的学生。班里一位女同学去冠县国营东方红照相馆拍了张照片，我和巧环、月娟非常羡慕。三个人凑在一起，当即约定要去拍一张合影。那时，拍一寸照片要三毛五分钱，我们盘算着，合拍一张，既能省下钱，又能满足心愿。

我和巧环都是走读生，平日里从无闲钱。唯有月娟住校，家境稍好，能攒下一些零花钱，照相的事不必特意同父母商量。那日放学，我忐忑不安地走回家，鼓起勇气同母亲说了照相的心愿，原以为会被拒绝，不料母亲笑着应允，还把照相的钱给了我。我攥着钱，一路飞奔到巧环家，恰逢她也征得了父母的同意。我们两个手拉着手，满心都是藏不住的欢喜。

终于盼来了天气晴好的星期天，我们都穿上最好的衣服，一样的藏青色长裤，巧环和月娟都穿了洋布印花上衣，我穿的是淡紫色、白色方格面料小翻领衬衫。

清晨的风里，裹着槐花的香甜。我们各骑一辆自行车从梁堂出发，走出老街，右转向北便是去往冠县的土路。土路坑洼不平，车轮碾过，尘土飞扬，却挡不住我们雀跃的心情。很快我们便骑过二干渠上的小桥，渠水潺潺，像演奏着一首欢快的歌；路旁的杨树郁郁葱葱，枝叶在风中轻轻摇晃。那时的我们，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神气的小姑娘，前路坦荡，仿佛世间所有的美好都在等着我们。

不多时，我们就来到冠县县城。从南关进城，沿着大街一路向北，走到东风路口右转，便看到路南“国营东方红照相馆”的门头。那是我们心心念念了许久的地方，不由得加快了速度。

在照相馆门口停稳了自行车，我们三个面对面站着，相互理了一下被风吹乱的头发，又彼此叮嘱：要面带微笑，麻花辫一前一后，眼睛要看向远方，把最好的模样留在照片里。

走进照相馆，右侧的办公窗口半开着，里面的工作人员神情高冷，带着几分孤傲。可我们满心都是即将照相的欢喜，哪里顾得上看他们脸色。我们兴冲冲地说明来意，那人低头写着单据，淡淡吐出三个字：三毛五。我们仨一人拿出一毛二，交给她三毛六分钱，对方找回来一分钱的硬币，还有两张照相凭证。我拿起两张纸条，一张收好作为领取照片的凭证，另一张交给摄影师。可那枚一分硬币，却让我们仨推来让去，谁也不肯收下。最后，我仗着班干部的身份，把那枚硬币塞进月娟手里，她红着脸，轻轻揣进衣兜。

摄影室的屋子不算宽敞，正中央的三脚架上立着照相机，上面罩着黑面红里的厚布，摄影师俯身钻进布里调试镜头，巧环和月娟并肩坐在长凳上，我站在后排她们两个中间。摄影师喊一声“别动”，快门“咔嚓”一响，1970年的那个初夏，三个少女的笑颜便被永远定格。

十天后，我们如约取回了三张照片，每人一张，底片交由月娟保管。那时的我们认为，三个人的友谊就像这张照片，朝夕相守，不离不弃。但是，我们终究还是走散了——我读完高中，远赴他乡求学；巧环初中毕业，进了供销社；月娟毕业后回乡务农，后来远嫁四川，山水迢迢，从此杳无音信。这张合照，也在我一次次辗转搬家后找不到了。

这份遗憾，在我心底藏了许多年。直到几天前，我重回故里，在老屋的旧书橱里，无意间翻出了这张照片。相纸早已泛黄，边角微微卷起，上面还有一道浅浅的裂痕。照片里的我们，眼神澄澈，麻花辫垂在肩头，脸上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坦然。那一刻，所有的记忆都顺着这道裂痕涌来：巧环乌黑的长辫子，月娟攥着那一分钱时微红的脸颊，照相馆里的“咔嚓”一响……一切都清晰如昨。

时光匆匆，一别经年。此刻我凝视着照片，心里念着久未谋面的巧环，念着远在四川的月娟，她们会不会在某个闲暇的午后，也翻出这张旧照，想起1970年的那个初夏，想起冠县国营东方红照相馆，想起我们三个骑着自行车奔向远方的模样？

（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