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麻海燕

1975年，我出生在黄河岸边的一个小镇上。幼小的我，虽是瘦弱无力，但却是带着沉甸甸的每月7斤粮票来的。

随着我慢慢长大，粮票定量也以2斤的速度逐年递增。1986年，11岁的我，上初中了。每月的粮票领到了未成年人定量的上限——27斤。我的父母是师范毕业的乡村教师，他们和城里的干部一样，都是每月领33斤定量的粮票。那一年，父亲学校里组织选拔，年轻高大的父亲被选中去县里参加体育课程的培训，回来兼任体育老师。父亲的粮食定量也因他在学校的额外付出，一下涨了6斤，而我们家，也因这珍贵的6斤粮票，“暴富”了起来，感觉一下子进入了公社的“顶流社会”。

粮票和购粮本的关系，就像钞票与存折一样。粮票面值有一两、二两、半斤、一斤、五斤和十斤的。母亲总是把我家的粮票按面额进行分类，整理得整整齐齐，用小夹子夹好然后和购粮本放在一起，锁在一个木匣子里，放到小孩够不到的地方，小心地收藏着。那时，在山东省的粮食系统里，只有白面是细粮，占粮食供应的70%；其余的30%，则包括大米、小米、玉米等，但是供应数量不充足。为了尽量给孩子补充多种营养，父亲会利用周末时间，用自行车载着白面，到各处公社的粮所“淘”换大米或小米。那时候，对于我们姐弟几个来说，最盼望的就是过年了，因为，也只有等到过年的时候，母亲才会奢侈地拿出攒了一年的肉票、布票，给我们买肉包饺子，买布做新衣服。

1989年，14岁的我到离家10公里的县一中读高中，因离家远，交通不便，需在学校吃住。每次离家前，母亲便帮我准备好一个月的粮票，再把粮票兑换成食堂的饭票供我在校吃饭。班里农业户口的同学，则由父母用独轮车推来小麦，先送到食堂称重，然后再兑换饭票供孩子使用。每天早上，我们交上饭票，由值日生拿着饭票用大篮子去食堂换来馒头，我们就着从家里带来的咸菜吃。那时，只有中午，才偶尔会有炒的白菜或豆芽。一大桶炖菜，经厨师出锅后浇上一勺明油，亮晶晶、香喷喷的。

1992年，我高中的最后一个学期。忽然有一天，学校通知不收粮票了，必须得带麦子才行。我一下蒙了，家里只有粮票，哪里会有小麦呢！这可怎么办呢？周末，我带着不安和焦虑回家了，父母一时也无措，只是安慰我会想办法，让我安心学习。我忐忑地回到学校，生怕有一天，我会因为家里没有麦子上交学校而被退学。有一天，父亲找到正在上课的我说，我的情况跟学校沟通过了，都解决了。我才终于放下心来安心学习。紧张充实的高考备战学习，让我渐渐从“不收粮票”的紧张中慢慢平复下来。直到后来工作后，通过学习，我才知道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届时，方才恍然大悟，明白了当年，为什么我的高中食堂不愿意收粮票的原因。

那年9月，我如愿考上了大学，大一刚开始，每位同学都发30斤饭票，我们女生根本吃不完，就悄悄拿到我们山东工业大学的北门，找一个推着小车的老奶奶换烧饼吃，烧饼又酥又脆，那叫一个香呀！现在想想，在当时，那应该算是校门口唯一的“个体经济”了吧。

1993年，我上大二，学校里不再给学生发饭票，而是改成发30块钱助学金。那时，学校门口又出现了一家卖小笼蒸包的小摊，不收饭票，只收钱。那包子，真是香呀，直到今天，我也再没闻到过比那家更香的包子了！一般情况，我们买一次包子，至少得排半小时的队。包子摊出现之后的两年时间里，渐渐地，学校周边出现了各种卖东西的小摊。1996年夏天，我毕业的时候，学校北门口卖扎啤的大排档、各种小饭店早已经满满当当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了。

70后的我，对于物资匮乏的计划经济时代最深刻的记忆，就是粮票、肉票、布票等各种票证了。而经过了30多年的市场经济改革，我们人民的物质生活也变得越来越丰富，再也不需要粮票、肉票、布票、煤票了！实体店、网购、代购、全球购……只要我们想买，全球的东西都可以足不出户地送货到家！但，那一张张见证国家经济发展历程、伴我成长的各种票证，将永远鲜活地印在我暖暖的回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