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窥“聊城古八景”的人文内涵
■ 叶世明
早在宋代,大文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就有“度支员外郎宋迪工画,尤善为平远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雁落》《远浦帆归》《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落照》,谓之‘八景’……”的记载,在此之后,“八景”之说蔚然成风,各地皆搜罗本土值得称道之处并列“八景”与之相和,于是,“八景”就定格为一套精挑细选的风物景观,也成为了一种独特的人文文化现象。到明清之际,“八景”文化的发展达到顶峰,风气之盛,各地方志均可见当地“八景”,一府一县乃至一镇,其山水名胜、名人逸闻、亭台楼榭、神话传说,能否成八景之数,文人墨客所作八景诗、八景图的水平高低,几乎成为评判当地人文兴衰的标准。
从“崇武连樯”“光岳晓晴”等内容来看,“聊城古八景”就诞生于明清两代“八景”文化鼎盛之时。可以想见,以聊城历史文化底蕴之丰厚,在评选“聊城古八景”时,文人士子争相参与、反复品评和推敲的场景。最终成型的“聊城古八景”取四字格律,平仄工整。“光岳晓晴”“绿云春曙”等景名构思巧妙,既体现了景观的地点与主体建筑,又突出了该景观最佳观赏时段,看似对场景本身不着笔墨,却通过将建筑与自然合一,展现了妙不可言的美。而后,“聊城古八景”更是留下了诸如清代施闰章描写光岳楼的诗句“危楼千尺瞰沧溟,泰岱东来作翠屏。”清代刘墉为依绿园喜雪斋所书的楹联“幽人来问篱边菊,仙客相论海上琴”,昊天阁两壁上邓钟岳题写的“龙”“虎”二字等作品,成为了文学、书法领域的瑰宝。
而在当时信息投送方式匮乏的环境下,“聊城古八景”为人所熟知,靠的是普罗大众口耳相传,以人的奔走和热情来传播。时过境迁,即使部分景观毁于战乱、灾难和岁月,“聊城古八景”依然流传至今,为一代代聊城人所津津乐道,这就是将文化遗产无形的生命融入了人类生生不息的繁衍之中,历岁月之久而因人弥新,不曾断绝。
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与时光、自然共同造就景观,为后来人所发掘,精心炮制成“八景”,而后代代相传。“聊城古八景”就是这样因人而产生,因人而存续,因人而闻名。而一代代的人保护着八处景观,传承着“八景”的故事,也享受着“八景”带来的情怀、骄傲与荣光。人的传承生生不息,景的存续代代相传,交相辉映之中,便是无比深厚的人文内涵。
(本文系2023年度聊城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文化传承发展研究”专项课题“‘聊城古八景’活化利用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