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明华

《旧唐书》记载了贞观十一年御史马周向唐太宗上奏的《陈时政疏》。此疏从历史周期率的高度分析了朝代兴衰的规律，结合现实，从君主“罪己”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谏议。这些谏议不仅对当时的国家治理有指导意义，对后世的执政理念亦有深远影响。《陈时政疏》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

（一）积德累业，恩结于人心。马周认为，治国理政的根本在于赢得民心，只有赢得民心才能实现国家的长久安定与繁荣。这一理念与《论语·为政篇》中“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一脉相承，体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民本思想。

他在疏中提到：“臣历观前代，自夏、殷、周及汉氏之有天下，传祚相继，多者八百余年，少者犹四五百年，皆为积德累业，恩结于人心。”“自魏、晋以还，降及周、隋，多者不过五六十年，少者才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创业之君，不务广恩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思。故传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今陛下虽以大功定天下，而积德日浅，固当思隆禹、汤、文、武之道，广施德化，使恩有余地，为子孙立万代之基。”大意是说，他发现从夏、商、周到汉代，朝代不断更替，长的延续八百多年，短的也有四五百年，都是由于广施恩德，赢得了民心；自魏、晋、北周及隋代，长的不过五六十年，短的只有二三十年就灭亡了。都是由于开创基业的君主没有广施恩德教化，只做到自保帝位，身后没有更多的恩德流传。所以，只要继承王位者的政治教化稍有衰弱，一人号召群起造反，国家很快就土崩瓦解。现在，陛下虽然以大功平定了天下，但积累恩德的时间尚短，确实应当学习大禹、商汤、文王、武王的治国之道，广施恩德教化，使百姓感受不尽，为后世子孙打下牢固的基础。

（二）倡俭戒奢，轻徭薄赋。中国自古有“奢靡之始，危亡之渐”的说法，李商隐诗云：“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马周则在疏中提出，“大要唯以节俭于身、恩加于人，二者是务”，强调节俭与惠民是历代盛世的共同特征。

马周疏曰：“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陛下虽每有恩诏令其减省，而有司作既不废，自然须人，徒行文书，役之如故。臣每访问，四五年来，百姓颇有怨嗟之言，以陛下不存养之。”大意是说，我朝刚刚经历了战乱，人口只相当于隋朝的十分之一，而百姓负担的徭役不断，兄去弟来，往返五六千里，春去秋回，没有闲暇时间。君虽有诏减轻徭役，但有关部门却劳务不停，徭役如故。五六年来，百姓抱怨很多，认为陛下不让他们休养生息。

马周对比过去贤君圣主的做法说：“昔唐尧茅茨土阶，夏禹恶衣菲食”“汉文帝惜百金之费，辍露台之役，集上书囊以为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锦绣纂组妨害女功，特诏除之，所以百姓安乐。”大意是说，古代唐舜住茅草屋，大禹以饮食丰美为恶。汉文帝顾惜百万资金，停止修建露台，他收集大臣们上书用的布囊来做大殿的帷幕，不让他宠爱的慎夫人的衣裙长得拖到地上。汉景帝认为织锦刺绣会妨碍女工，于是下令解散官府的作坊，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安居乐业。

马周认为，“国之兴亡，不由蓄积多少，惟在百姓苦乐。”他说，在贞观初年全国都闹灾荒，一匹绢才值一斗谷，然而百姓知道陛下关心他们，所以人人自安，不曾有什么怨言。从贞观五六年以来，连年丰收，一匹绢可换十多斗谷，而百姓却认为陛下不关心爱怜他们，都有怨言。再加上现在所兴办的事，很多都是无关紧要的。自古以来，国家的兴亡不在于积蓄的多少，而在于百姓的痛苦与安乐。

马周因朝政存在的这些问题，而对大唐帝国的前途命运深感忧虑。他说，陛下少时生长在民间，知民间疾苦和前代成败，尚且如此，皇太子生长深宫，没有经历过社会上的事，将来继承皇位后，确实让人心里担忧。马周对太宗皇帝能够恢复到贞观初年的“节俭于身”，充满了信心和期待，他说：“若以陛下之圣明，诚欲励精为政，不烦远求上古之术，但及贞观之初，则天下幸甚。”

（三）约束藩王，稳固朝邦。藩王之乱历来是中国古代王朝兴衰更替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加强对诸王的约束，关系到大唐帝国的长治久安。马周在这里建议太宗皇帝，在创业初期对诸王就“当制长久之法，使万代遵行”。

马周在疏中借贾谊规劝汉文帝故事，表示对当今皇帝恩宠诸王过厚感到忧虑。他说：“然即万代之后，不可不虑。”他提醒太宗皇帝说：“自汉、晋以来，乱天下者，何尝不是诸王?皆为树置失宜，不预为节制，以至于灭亡。”又说：“今天下百姓极少，诸王甚多，宠遇之恩有过厚者。臣之愚虑，不唯虑其恃恩骄矜也。昔魏武帝宠陈思，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闭，有同狱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此则武帝宠陈思，适所以苦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贵?身食大国，封户不少，好衣美食之外，更何所须?而每年加别优赐，曾无纪极。俚语曰:‘贫不学俭，富不学奢。’言自然也。今大圣创业，岂唯处置在子弟而已，当制长久之法，使万代遵行。”

其大意为，对于诸王的事情，不能不考虑到将来。自汉朝、晋朝以来，扰乱天下的，哪一个不是诸位藩王呢?都是因为设置藩镇不当，又不预先加以节制，以至于最终灭亡。如今天下百姓数量非常少，而诸王的数量很多，朝廷对他们的恩宠待遇有过于优厚的情况。魏武帝因宠爱陈思王曹植过度，造成后来魏文帝对他心存疑虑和畏惧，以至于后来如同囚犯一样受苦。您现在不用担心皇子们不富贵，他们享受的俸禄和封户不少，除了华美的衣服和精美的食物之外，还需要什么呢?而且每年另外给予优厚的赏赐，从来没有限度。俚语说，贫穷的人不用学习节俭，富有的人不用学习奢侈。现在圣明的陛下开创帝业，怎么能只是把事务安排给子弟就罢了呢?应当制定长远的制度，让千秋万代都遵照执行。

（四）慎终如始，防患未然。马周认为，民怨的积累将威胁政权稳定，这是朝代兴衰更替的根源，因此从创业之初就要防止犯这些会导致民怨产生的过失，慎终如始，防患未然，以史为鉴、以史为戒。

马周在疏中说，我考察前代以来国家兴衰成败的规律，发现只要百姓心生怨恨，聚众闹事，“其国无不即灭”“若事变一起，而后悔之，则无益也。”他说：往往后朝皇帝光看到了前朝的覆灭，而没有想到自己也会犯同样的错误，出现同样的过失。以至于“殷纣笑夏桀之亡，而幽、厉亦笑殷纣之灭。隋炀帝大业之初，又笑齐、魏之失国，今之视炀帝，亦犹炀帝之视齐、魏也。故京房谓汉元帝云：‘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古。’此言不可不戒也。”

马周的《陈时政疏》，从统治者自身过失找原因，总结历代人亡政息的教训，针对时弊，提出了在积德累业、倡俭戒奢、轻徭薄赋和约束藩王等方面的改进措施。突出强调的是为政之道，在厚民生、顺民意、得民心，体现出“以民为本”的治国思想。《陈时政疏》反映了马周的政治见解，为唐太宗的治国理政提供了重要参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贞观之治”的形成与发展，也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治国智慧。

“以民为本”，是中国封建王朝治国安邦的重要理念和策略，也是历代贤明君主试图破解历史周期率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当家做主，坚持执政党的自我革命，成为我们党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法宝。

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提出中国共产党能否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一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的问题。毛泽东郑重地回答他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将发挥人民民主的作用，让人民监督政府，来跳出历史周期率。

人民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从“以民为本”到“民主监督”，人民从被动接受“恩惠”，到当家作主，人民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正如后来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202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从严治党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一文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经常讲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这是关系党千秋伟业的一个重大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衰成败。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党始终在思索、一直在探索。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并进一步阐述道：“勇于自我革命和接受人民监督是内在一致的，都源于党的初心使命。”

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在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探索出的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是党立足当前新的历史方位所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对成功破解历史周期率这一千古难题进行的新思考、新探索。“民主监督”和“自我革命”这两个答案，使中国共产党在破解历史周期率上，实现了外部监督和党内自律的有机结合，实现了内因与外因共同发挥作用的完整统一，为我们党能够经得起长期执政的考验，提供了坚实的思想理论保证。

从古代帝王的“积德累业”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民主监督”“自我革命”，治国理政理念实现了质的飞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自我革命，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破解历史周期率上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