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秀功

中国古建筑因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在广袤的中国大地呈现出风格各异的建筑特色。因时代的变迁、地域文化的差异，既有北国的纯厚，江南的灵秀，蜀中的雅致，塞外的雄阔；又有汉之古拙，唐之雄大，宋之规范，明清建筑形制化的特色。具体到古代村落及其民宅来讲，在不同的地域，出现了北京的四合院，陕北的窑洞，福建的土楼，云贵的干阑等不同的建筑风格。在山东各地，同样也分布着一些古代民宅、村落，但历史悠远，特色鲜明者不多。然，从相地择居，房舍建作来看，山东的一些古老村落一样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蕴；这些古老的民宅、庭院、祠堂、坛庙等，无不与地域性社会文化心理形成同构机制；反映着人们的精神追求、审美趣味及价值取向。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文化的要求也渐次提高。除踏遍名川高山、风景胜地之外，开始走向农村，亲近古老，去探幽那些隐匿于民间的沧桑历史、漫漶记忆。人们似乎可以从这些厚重中感知人类童年的乐趣、成长的辛酸；找寻到似曾相识的过去。在东阿黄河之左，苫山古村落再次进入了民众的视野，成为人们乐此不疲，流连忘返的去处，这一文化现象的形成，反映出了人们对精神生活和文化寻根的心理渴求。

苫山村位于东阿县的南部，为泰山余脉与鲁西平原的交汇处，前有黄河由西南向东北绕村而过。据清顺治十八年苫山人李濠作《苫羊山志自叙》载：“山以苫名者何？以峦峰层迭有苫盖形也；以苫名又以羊名者何？以上有卧羊峰也。人顾称苫不称羊者，省文也。”山因酷似苫与羊而得名，村因山而得名，故曰苫山。苫山历史悠远，有史载的时间为“春秋”时期，从出自汉墓的考古发现来看，苫山汉代就有了居民；《苫山村志》（2006年版，下同）引用《东阿乡土志》中载“刘氏自宋代迁入县境苫山”，这是迁入居民最早的记载。关于对苫山历史沿革、风土民情的记述，最为详尽的当属编于明末清初的《苫羊山志》（下同，时间，编者不叙）。

从苫山的村落风貌与建筑风格考，结合《苫山村志》，苫羊山业已开凿殆尽，深处已积水成潭；现存建筑大致可分为祠堂、坛庙、僧寺、民宅、陵墓，建作时间约为明清时期，大多也圮毁荒废，湮没于乱石草丛之中。但从这些残垣断壁中依稀有往日的繁盛与辉煌。

《苫山村志》一书收录了《苫羊山志》中的两幅地图，《苫山四境图》《东阿县图》，绘制时间为清顺治十八年，即1661年。沧海桑田、时光变迁，今昔比照，一是地名称谓的变化，二是古有今圮。但其地理格局，山水坐落、流向没有变化。从苫山先人耕种于河畔、居住于山下而成其为村落的历史行程中，可见我们祖先相地生存的聪明智慧。遵从天地、顺应自然是我们祖先安身立命的一个准则。古人在择居相地的时候，将具有物产、气候、耕地、水源等各方面优势的地貌综合在一起的地形称之为“形胜”。苫山北面有“雨山”“苫羊山”，南面为一环绕之水，形成“负阴抱阳”、背山面水之“形胜”。朱熹《诗集传》云：“阴阳，向背寒暖之宜也。”阴阳合宜，是选择理想之地而居的一条原则。泛言之，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但中国古代哲学的阴阳观是相对而言的，任何一地一物皆有阴阳。夏季酷热冬季严寒是我们东部地区的气候特点，整个中国的地势也是西北高东南低的格局。但区域山水形势存有差异，那些位于北面的山，冬季可以遮挡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潮”，夏季可以使迎风面形成对流雨。这里就会产生一个温暖湿润的小环境，既利于农作物的生长，也益于人体的健康。

苫山的南面是大清河，古称“济水”，今为“黄河”，虽然有名称的演革，因对岸为丘陵山地，河流弯曲自古依然，变化不大。从《苫羊山志》大清河的流向和现在黄河河道状况看，自范坡（地名）由南折而东，然后转向东北，这样，苫山就处于河流弯曲凸出而形成的“汭”位上，“汭”位又称腰带水，既可避开河流的冲刷，还因水流泥沙沉积而使耕地渐次增加。临水而居，是我们祖先相地的一个重要原则，不仅可以解决农耕的灌溉，更主要是解决饮水的问题，慢慢由村落扩展为城镇，以致发展为现在的大都市。诚然，近水的同时也存在着水患，苫山因近水而致水灾的情况也屡见不鲜。但傍山环水而居的苫山先民，在繁衍生息的过程之中，不断与这片土地融为一起。

“天人合一”是我国哲学思想中的宇宙观。体现在建筑文化之中，中西方的建筑方式有着鲜明的区别。《周易·文言传》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先三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西方建筑是将建筑与自然对立而存在着，而在中国则把建筑与自然融为一体，宇宙是自然的大房子，房子是人的小宇宙，所以理想的建筑群体，有“虽由人作，宛若天成”之说法。中国的古建筑很少有单独建造的个体，而是以多个单独的个体组成群体庭院。如苫山刘氏祠堂，祠堂现只存正殿。明孝宗弘治十五年建成，取名“鼎新堂”。《苫山村志》有《刘氏家祠鼎新堂记》一文。文中未载祠堂规制，只述其用途，“生忌、时祭、嫁娶、生育”等礼仪皆在祠堂举办。但从“木主森列而昭穆不紊”一句看，除了正堂之外，还应该有东西厢房。现存正殿面阔三开间，墙体为青砖材料，硬山式抬梁房顶，无斗拱，有前檐廊，立柱两根，进深三米多，是为明清建筑式样，但从式样来判断当时刘氏应为“士”。除去正殿与东西厢房之外，正堂前应有导引，形成多进式庭院。大门居中，处在中轴线上。现存大门也是硬山顶，无吻兽，有台基踏步。这种沿中轴线展开的庭院建筑，形成通过轴线均衡对称的几何秩序。这种对称结构，表现了中国古代宗法社会礼的秩序。在礼制上，宗庙祠堂的地位重于其他，符合封建社会的正统观念，在建筑上就是要求中正，不中则不正，不正则不尊。

刘氏祠堂位于苫羊山之南略左，背山而建，苫山刘氏，宋代迁于此，至明代为名门望族，父子三人皆为进士，刘氏父子三人，为人刚正，做官清廉，甚为乡里所敬重。

在苫羊山之西南，现有几处民宅，据苫山人说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当为明末清初之民居。这其中有明嘉靖四十四年进士、兵部郎中李学诗的故居。这是一处四合院式民宅，现存有正房六间，进深三米左右；西厢房为二层楼房，二开间；东厢房面阔三开间，正房与东厢房之间是二层抱厦；倒座现已坍圮，从地基轮廓，可见面阔为三间；皆为囤式屋顶，拱券式门窗。大门开在乾位，影壁是西厢房之山墙。这样就组成一个四合院式的庭院，四周房屋围成一个院子，这个庭院就是“气口”，正房六间，倒座三间靠右，这样就是东南巽位留有一“通气口”。一个由于群体组合，而又独具东方文化情调的封闭或半封闭的中国庭院文化就展现在人们面前。庭院用来采日月之精华，也是建筑群体的“呼吸器”，在文化心理上，又是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进行交融互通的场所。以农立国的现况造成了古代中国与外面世界相对隔绝和眷恋乡土、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也塑造出中国文化的内向性格。这一文化特色在建筑上便以四合院的空间方式呈现在大地上。

因后代成家分爨，就在中间砌一石墙，一分为二，形成东西两个院子，东院便在巽位开了一大门，成为现在李学诗故居的格局。

自周灭商，分封立国，渐渐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与祖先崇拜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左祖右社”的先后秩序就是淡于宗教、浓于伦理的文化心理在坛庙建筑上的文化表达。在中国文化中，“君子居则贵左”。“左者，人道所亲，故立祖庙于王宫之左，右者，地道所亲，故立国社于王宫之右。”“祖”在古生代的农村就是家族祠堂，“社”则是指祭祀土地之神的地方。除去祭祀祖先之外的场所建设一般都会远离家族祠堂。从《苫羊山志》“苫山四境图”所标记的祭祀场所看，大多庙宇建筑在苫羊山的右边。除石佛寺、三官庙之外，其余已荡然无存。

石佛寺的历史，多为传说。据传有王右军之书，若据此推测，魏晋时期中国的寺庙主要以佛“塔”为主，塔处于主要位置。但从历史记载中看，尚未有佛“塔”的任何信息。石佛寺历经数次迁移则为事实。寺庙在隋唐代之后，其建筑构成就走上了庭院式组合样式。以农为主业的古代中国，同样有“恋地”情结，不像西方教堂高耸入云。中国传统庭院建筑的文化倾向和佛教融为一体，形成现在的寺庙建筑的规制；再者，唐代以后，禅宗一派是佛教主流，禅宗弘扬不离世间，我心即佛的思想，所以佛“塔”退出了主要位置，让位于平面展开的各种佛殿，以有“佛”在人间之象征。《苫山村志》明·苏则曾有《重修石佛寺记》，“开山沙门，岁远失所考，不识为何许人”，明弘治丙辰年，有一位叫李恕的善士，提供了建寺之土地，迁于此。“殿旧两楹，拓而为五，佛相三尊……罗汉二九。”还在正殿东西，塑起了文殊、普贤，观世音菩萨；“伽蓝、祖师殿各三间”，这两座殿应为东西相对布置，按寺庙规制，伽蓝殿为偏殿。这里的“祖师殿”所奉或为“达摩老祖”，或为“六祖惠能”，从于慎行《新修石佛寺》可以看出，石佛寺为禅宗道场；前面“天王殿，山门如其数”，后有丈室、禅房。将苏则曾与于慎行两篇游记组合起来解读，可以看出，明清时期的石佛寺规模宏大，香火鼎盛；晨钟暮鼓，青烟袅绕。

中华民族是一个淡宗教、浓伦理的民族。“环山而居者，无虑数百家，多缙绅鼎族，雅崇礼教。”（明·苏则曾《重修石佛寺记》）中国人和宗教的关系是若即若离的，明《李氏家乘》《濠翁自叙》有“从族祖读书石佛寺”的记载，可以说明古代的人们也大都是“临时抱佛脚”。尚礼尊祖是自古至今根植于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精神信仰。

中国建筑材料主要是以“土、木”为主，虽然有些地方使用石材或青砖，但这两种材料从五行属性上说也是属“土”。因此，我国的房屋建设所需用的时间短。但这种土木结构，也极易倾圮，水灾、火灾皆可让我们的房屋化为尘土。现今遗留下来的古代建筑大多有过重建的经历，所以能保存至今的古代民宅、村落一是不多见，二是时间短。即使这样，中国古建筑也是一种历史的传承，在这新旧传承的过程中，苫山古民宅、古村落，除了古建筑美学意义之外，更重要的民族文化性格的表达；这不仅要我们像尊重老人那样敬仰他、保护他，更需要我们认真地去体会、去解读其中的意蕴及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