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朱海波

记者：丁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您从事海源阁研究已经十多年，成果斐然。很多人都很好奇，您当初是怎么走上这条研究道路的？这个兴趣点是如何找到的？

丁延峰：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其实很重要。有人可能一辈子都找不到自己的兴趣点，从事不感兴趣的工作，会很痛苦。怎么找到呢？我的体会是，要多读书，像“过筛子”一样，最后那些筛不下去、让你心心念念的东西，往往就是你的兴趣所在。

就我个人而言，这个兴趣点很早就埋下了。我读大学时就特别喜欢藏书，买了很多书，有一次书被偷了，那种痛苦的感觉我现在都还记得。读完博士回来，我带了12箱书，读完博士后回来，变成了24箱。这种对书籍的由衷喜爱，直接决定了我后来的研究方向。当我考虑博士论文选题时，海源阁——这个中国清代四大藏书楼之一，又坐落在我工作的聊城，自然就成了我无法回避、也最想去探索的“兴趣点”。

记者：确定了兴趣点之后，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您遇到过困难吗？

丁延峰：一旦确定了研究方向，就不能轻易改变。做学问就像打井，你需要专注地在一个地方深挖，才能挖出甘甜的井水。如果今天打一口，明天觉得别处好又换地方，最后可能什么都得不到。现代社会诱惑太多，很容易让人分心，这就需要你能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

为了专注，我也做了一些取舍。当时我有很多可以写成论文的想法，比如研究傅斯年等。但如果我把精力分散出去，就会影响研究海源阁这个主要问题。所以，我把单篇论文和毕业论文结合起来做，集中解决一个问题的几个侧面，而不是解决几个并行的、不相关的问题。抓主要矛盾，该放弃的就要放弃。为了研究，2007年我放弃去上海等地发展的机会，回到聊城；2009年，为了能接触到国家图书馆珍藏的原本，我又去国家图书馆做博士后。这一路走来，靠的就是这份专注和持续的勤奋。

记者：您刚才提到要去国家图书馆看原本，这点对我们触动很深。能否请您谈谈，在研究过程中，您是如何对待第一手材料的？

丁延峰：我的信条是“一分材料出一分货”。研究历史，特别是文献研究，基础就是对原始材料的占有和考辨。其中的甘苦，我自己体会很深。某馆藏的宋刻本《韦苏州集》，一册就要100元；为了省钱去国图查资料，我和同事一起住过国图旁边的地下室，20元一晚。还有一次，我查了一个星期的资料，做完的笔记却丢了，那种痛苦真是无法形容，只能重新再来。为了能看到那些珍贵的原本，我去过很多地方。这些辛苦是实实在在的，但因为有兴趣支撑，感觉也还能承受。

记者：在海源阁研究上，前人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比如王献唐、王绍曾等先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您是如何找到自己的创新点的？

丁延峰：你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前人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我的研究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面对这些，首先要做的不是急着动手，而是要理清思路：哪些问题解决了？解决到什么程度？哪些还没有解决？我总结成了“治学三说”。

第一是“接着说”。比如，前人都说海源阁藏书的特色是“四经四史”，那这“四经四史”的版本和学术价值到底有多高？是不是还有其他特色？我就可以接着这个话题往深处挖。

第二是“反了说”。比如，传统观点认为清代北方刻书远不如南方。但我通过详细考证杨氏的刻书情况，发现虽然他们刻的数量只有四十多种，但质量极高，很多是精品。这就纠正了之前的一些偏见。

第三是“第一个说”。也就是解决前人忽略的问题。比如，前人研究藏家，大多只关注他们怎么“收书”，很少有人关注他们怎么“用书”。杨氏为什么要藏这些书？是为了研究经学、礼学，还是经世致用？他们抄了多少书？刻了多少书？这些书对后来的学术研究有什么价值？这些藏书的利用问题，前人几乎没怎么涉及。

记者：由“收书”到“用书”，这个视角的转换非常有意思。这似乎构成了您研究的一个核心框架？

丁延峰：是的。通过梳理，我发现过去的藏书研究大多是“就事论事”，只谈藏书本身，没把它看成一个系统。但实际上，从搜集到整理编目，再到刻书、抄书和学术利用，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藏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学术。像古代的大学问家戴震、段玉裁，他们本身也都是大藏书家。如果只研究藏书的皮毛，不研究它的内核——也就是它的学术价值，那这个研究就是不完整的。

所以，我尝试搭建了一个新的研究框架：收集保藏、整理研究、学术利用。把这几者联系起来，才能真正衡量一位藏书家的贡献，才能揭示出他们保存典籍、传承文化的实际价值。比如，我的《海源阁善本书录》就是试图结合“皮相”和“内容”，既看版本的外观，又研究文字的优劣，把它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都揭示出来。这在方法上得益于我的博士后导师陈力先生的指点。

记者：听说您近年来又拓展了新的研究方向，特别是在汲古阁和宋刻本领域做了大量工作？

丁延峰：是的，海源阁研究是我学术生涯的起点，但不是终点。这些年来，我逐步将研究视野拓展到其他的古籍版本学领域。

2025年，我和周广骞副教授校笺的《汲古阁毛氏书跋校笺》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汲古阁是明末清初著名藏书家毛晋的藏书楼，毛氏藏书数万卷，刻书六百余种，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本书共收录毛氏书跋400余篇，其中新辑110余篇。我们依据前人成果及现存汲古阁藏书、刻书、抄书文献，重新搜辑相关书跋，力求全面呈现毛氏书跋面貌。所辑书跋均源自原刊书籍，保留原文内容和形式，并对书跋中相关词句进行校勘、注释，加案语揭示版本信息、相关史实。这本书是2023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成果，也是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汲古阁藏书、刻书、抄书研究”的附属成果。接下来会有多部汲古阁研究专著出版。

另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是宋刻本。2020年，我成功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存世宋刻本叙录”。这个项目旨在对全球现存宋刻本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整理与研究。据调研，海内外已知存世宋刻本约3500部。目前，已经完成300多万字的文字叙录部分，《俄罗斯国立图书馆藏宋元本研究》已经出版，《存世宋刻本研究论集》即将出版，《存世宋刻本图录》亦在编辑之中。同时，我们从中遴选出400余部代表性珍本，结集为《宋版集萃》，分批次开展系统性影印出版。第一辑共收录38部宋刻本，其中27部为孤本，已于2025年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这些珍本的文物价值不可估量，罗振玉曾跋孤帙宋椠《南华真经》说“所见宋椠诸书，此为第一矣”。2025年，我还在《光明日报》刊发了题为《赓续文脉：存世宋刻本的再造与利用》的文章，探讨宋刻本的整理、保护与利用问题。

记者：从您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十年磨一剑”的治学精神。最后，能否给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朋友们一些建议？

丁延峰：我想用一句名言和大家共勉：“时间乃是造成生命的东西。”如果时间不值钱，生命也不值钱了。我看到很多年轻人把大把时间花在手机上、酒桌上，觉得非常可惜。第一，要努力找到自己的兴趣点，哪怕暂时找不到，也要尝试着去热爱你现在的工作。第二，要勤奋专注，用好每天的“净时间”，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干工作，都要有“代表作”的意识，要能拿出显示你功力的精品，不能只满足于应付差事的“普品”。第三，要保持学习的心态，有名师指点是幸运的，更重要的是要把那些让你“豁然开朗”的点子，真正接受下来，并付诸实施。

做研究也好，干工作也好，说到底，都是一场自我修行。希望我们都能在各自的领域里，沉下心，扎下根，做出点实实在在的东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