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玄志刚 玄忠一

文：为往圣继绝学

光岳楼早年曾供奉文昌帝君，“宇宙文衡”是专门为文昌阁题写的匾额。

斯文在兹，中华文脉需要一座楼来承载，更需要读懂它沧桑的人，为它续写新的篇章。

光岳楼往南不到二百米的海源阁，隐在古城的天际线里，不显山、不露水，却藏着半部中国典籍史。

1840年，杨以增建起了这座藏书楼。他一生嗜书如命，为官三十余年，每到一地便访求典籍，日积月累，藏书曾达四千余种、二十二万余卷。那些从全国各地汇聚而来的善本古籍，一册册摆上书架，成为海源阁的珍藏。

一天傍晚，杨以增坐在书案前，对着一部残破的宋版书，进行校勘。听到门响，他抬起头，看见一位清瘦的老人站在门口，背着药箱，面容和善。

“先生是？”杨以增起身相迎。“成无己，行医的。路过贵阁，闻见书香，便进来了。”

杨以增眼睛一亮：“成无己？注解《伤寒论》的成无己？”

“正是在下。”

杨以增深深一揖：“久仰前辈大名，同乡后学杨以增，平生最爱藏书。先生的大著《注解伤寒论》宋刻本，学生搜罗了二十年，去年才从一位藏书家手中求得，先生请看。”

他转身从书架上取下一部书，小心翼翼地翻开。成无己凑近一看，正是自己的书。那泛黄的书页上，墨迹依稀可辨，正是当年他一字一句写下的注解。

成无己的手微微发抖。他没想到，自己当年伏案四十年的心血，被后人如此珍视。

“杨先生，您……您为何要收藏这些书？”

杨以增走到窗前，推开窗。光岳楼的轮廓越发清晰，像一座天梯，探入暮色深处。

“先生请看那座楼，它因‘近鲁有光于岱岳’而得名，人也一样，腹有诗书气自华。”杨以增说，“学生年少时，每次经过光岳楼，都要抬头仰望。那时学生就想，这座楼能矗立几百年不倒，是因为有砖石木料撑着。可是，支撑天下的，是什么？”

他回过头，看着满架的古籍：“学生以为，是这些书。楼会倒，砖石会风化，但只要书还在，道理就在，精神就在。所以学生要藏书，要把散落在各地的典籍收集起来，藏在这座阁里，让后人能看到、读到，把这份文脉传下去。”

成无己久久不语，半晌才说：“杨先生，您知道吗？我注解《伤寒论》，也是从青丝到白发。有人问为什么？我说，我怕张仲景的方子，后人看不懂了。医道，是救命的学问。一旦断了，将来瘟疫横行的时候，谁来救人？”

杨以增动容地说：“先生是为苍生注解，是后辈‘为往圣继绝学’的楷模。”

成无己看着满架的古籍，又看看窗外的光岳楼说道：“这座楼，和这座书阁，其实是一回事。楼，撑起的是天；书，撑起的是心。”

杨以增点头说：“先生说得极是。楼是看得见的脊梁，书是看不见的脊梁。一座城，既要有楼，也要有书。”

成无己忽然问：“杨先生，这些书，您打算怎么传下去？”

杨以增沉默了一会儿，说：“学生只能尽力收藏，但学生知道，书不能永远藏在这座楼里。战火、水患、虫蛀、人祸……学生能做的，只是让它们在学生手里多存一日。”

“多存一日，便是多传一日。”成无己说，“当年我注解《伤寒论》，也只是想让张仲景的学问多传一日。一日复一日，便是千年。”

两人并肩站在窗前，看着暮色中的光岳楼，像星星落在了人间。

成无己笑着问：“杨先生，您说，一千年后，还会有人读我的书吗？”

杨以增想了想，说：“先生放心。只要书还在，就会有人读。学生能做的，就是让这些书，活到一千年后。”

成无己点点头，背起药箱，向门外走去。走到门口，他回过头，说：“杨先生，我替那些千年后的病人，谢谢您。”

杨以增深深一揖：“学生替那些千年后的读书人，谢谢先生。学生还想再问先生，您健康长寿的秘诀是什么？”

“天地无私，成人无己。像光岳楼那样，聚则成形，散则为气，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

成无己的身影消失在暮色中。杨以增站在门口，看着那条青石板路，许久没有动。

他知道，成无己不会再来了。他们本不属于同一个时代，成无己是宋金年间的人。刚才那一场对话，只是他对着满架古书的一场梦。

但这场梦，是真的。成无己的书，真的在他的书架上。成无己注解的《伤寒论》，真的传到了今天。

进入新时代，聊城市启动了“海源归阁”工程和“中医药在聊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十大行动，让海源阁藏书文化和成无己医学智慧在聊城交相辉映。如今，藏于馆舍的文物、散落城乡的文化遗产、载于典籍的文字都活了起来，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靠的就是这种信念。从甲骨文到简帛，从卷轴到册页，从雕版到活字，从藏书楼到数字库，载体在变，但传承不变。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接续着这条文脉。

李英杰出生在高唐县三十里铺镇李奇庄一个贫苦农家。他喜欢画画，没有纸，就在地上画；没有笔，就用树枝。那些朴素的事物，在他心里种下了美的种子。

17岁那年，他考入聊城省立二中。这所学校坐落于光岳楼东南的孙家胡同，正是如今聊城市实验小学的老校址。

在民国初年的鲁西，能够进入省立二中读书，是许多农家少年不敢想象的。他从乡间小路走来，第一次走进聊城，第一次看见城墙，第一次看见那座巍峨的楼。

他不知道什么叫“宇宙文衡”，只是觉得，这座楼很高，高得像一个梦。

在聊城省立二中，他遇到了一位对他一生至关重要的人——国画家孙占群。

课余的时候，他常常一个人来到光岳楼。有时是清晨，薄雾还没散尽，楼阁在雾气里若隐若现，像一幅淡墨的画。有时是傍晚，夕阳把楼影拉得很长，一直铺到脚边，仿佛他也成了画中的人。

1918年暑期，他奔赴北京，进入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师从徐悲鸿研习炭画。那是他第一次离开聊城，第一次见到比光岳楼更高的建筑，也第一次真切感知到世界的辽阔。

1919年，改变中国的那一年，也改变了李英杰的人生。“五四运动”爆发了，作为聊城省立二中学生代表的他，赴京请愿。也正是这次北京之行，让他就此留在北京。

从此，李英杰成了李苦禅，成了齐白石的第一位入室弟子，成了中国近现代大写意花鸟画的一代宗师。

耄耋之年的李苦禅，回到了聊城。

他登上魂牵梦绕的光岳楼。一级一级的台阶，他走得很认真，像是在完成一个仪式。有人请题字，他推辞了，说道，这座楼，不需要再往上写字了。

另一位聊城学子，也在“为往圣继绝学”的道路上默默前行。

季羡林先生，6岁就离开临清随叔父在济南生活，小学、中学都在济南就读，对于聊城的记忆是模糊的。

同样是耄耋之年，季羡林先生第一次登上了光岳楼。

他没有急着凭栏远眺，而是走向木柱，久久地抚摸着那带着岁月温润的柱身，说出了那句让所有在场者无不动容的话：“当时只能仰望，如今终于登临。”

这一抚一叹，是乡愁的安放。他曾写道，“要想爱国，必先爱乡；乡而不爱，何从谈国！”在他180万字的散文集中，写到故乡的文字就有20余万字。他在《月是故乡明》中深情写道：“不管我离开我的故乡多少万里，我的心立刻就飞来了。”

季羡林先生虽然没有在聊城上过一天学，却与聊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1年，聊城师范学院正式成立。当消息传到北京，季羡林先生深情地说：“这毕竟是我们的最高学府，是一所空前的最高学府。”

他为学校题写校训“敬业 博学 求实 创新”，把自己一生的治学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家乡学子。

为了学校能从师范院校向综合性大学转型发展，季羡林先生给教育部写信，介绍学校的发展情况，支持学校更名。2002年，教育部批准聊城师范学院更名为聊城大学。得知这个消息后，病榻上的季羡林先生题写了饱含深情的贺词：“聊城大学之成立，诚所谓顺乎天理，应乎人情之盛举。行将见桃李遍鲁西，文风满山左，流风余韵普及神州矣。为鲁西庆，为山东庆，为祖国庆！”

季羡林先生发动海内外好友，为学校捐赠图书，并将主编的国家重点文化建设项目《传世藏书》捐赠给学校。《传世藏书》是一套囊括我国从先秦到晚清历代重要典籍的大型丛书，精选有深远历史影响的一流名著一千余种，全书分经、史、子、集四库，每库又分若干部类，共计二亿七千六百万字、一百二十三册，是继《四库全书》后，二百年来规模最大的古籍整理工程。

季羡林先生一生皓首穷经，潜心钻研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等冷门学问，让这些濒临失传的绝学，在当代中国得以传承。

这，就是文脉。它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刻在时间里，让一座楼有了灵魂，让一座城有了记忆，让一代又一代的人，在仰望与登临之间，完成精神的传承。

五十多年来，聊城大学扎根鲁西大地，培养了二十四万名学子。二十四万张面孔，二十四万个人生，二十四万种可能。他们从聊城大学出发，走向四面八方，成为教师、医生、工程师、科学家、公务员……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用各自的方式，延续着文脉，传承着薪火。

五十多年来，聊城大学的学术实力不断提升。如今，工程学、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化学等七个学科入围ESI全球排名前1%，九个学科进入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榜单，拥有国家级科研平台四个，“两洋两河”科研异军突起、享誉全国……季羡林先生的憧憬正在变成现实。

2020年9月，聊城市启动实施了“羡林学者培育工程”，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思想动能、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这是承载“为往圣继绝学”的当代使命。

无数人登高远眺，心中装着“近鲁有光于岱岳”的志向。真正的光，是内心有泰山一般的根基，成全自己、照亮他人。

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在任范县（今莘县古城镇）县令期间，“爱民如子，绝苞苴，无留牍”，更提出了“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的民本言论。离任后，他在给范县旧友的书札中写道：“弟虽改调潍县，归老江南，而刻刻难忘者，惟在范县而已。其俗朴，其风淳，布衣疏食草帽芒鞋，尽可终老也……范县是筮仕之初，发轫之始。”这封书札，如今已是国家一级文物，珍藏在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

在任期间，郑板桥品尝当地名吃鸳鸯饼，赋诗曰：“食禄千万钟，不如饼在手。平生所负恩，岂独一乳母。”他路过东昌府沙镇时，还为当地小吃“呱嗒”起了一个极富诗意的名字“风搅雪”。在聊城的美食记忆里，他留下了自己的温度。

明清两代，聊城地处南北要冲，往来官员与文人络绎不绝。他们或诗或赋，或记或序，总想为光岳楼留下些笔墨。流传至今的，有近三百篇。

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在《送魏知府起潜复任东昌序》中，盛赞东昌“正当燕齐要冲”的地理形胜，肯定了知府魏潜“给舟车刍粮”供应北伐、安抚战后百姓的政绩。魏潜，籍贯浙江桐庐，是明朝东昌府的第一任知府。修建光岳楼时，他与陈镛配合，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光岳楼上，有一副朗朗上口的抱柱楹联：“泰山东峙、黄河西临、岳色涛声，凭栏把酒无限好；层台射书、微乡明志、人杰地灵，登楼怀古有余馨。”最初，此联由聊城书法家顾绍年书写，后不幸遗失。1992年，书法篆刻家蒋维崧重新书写，让这副楹联重焕光彩、再现于楼。

楹联悬挂于光岳楼主楼一楼，鲁班神龛左右两侧的金柱上。神龛内供奉着鲁班神像，上方悬挂着一块木质牌匾，上书爱新觉罗·溥杰所题“巧夺天工”。一匾一联，赞建筑之奇，颂人文之盛，共同构成了一楼的文化核心。

拾级登楼，光岳楼一步一景，一层一重天地。

如果说一楼是匠心，那么二楼便是文心，承载着文脉绵延、翰墨流芳。清代李兴祖的《光岳楼记》，完整描绘了光岳楼的建筑奇观：“迨巡行东郡，去聊城可二十里，远望城中有飞甍巍然耸出云表，心窃异之，抵境知巍然者为光岳楼。既毕役，因登焉，凭陵万堞，陡插霄汉，雄丽甲于齐州。”他将光岳楼与黄帝明堂、魏丽谯、越飞翼、汉井斡、白雀、黄鹤、凌云、栖霞等历代名楼并论，感叹“岂又仅为东郡之伟观已耶”。光岳楼的价值，早已超越地理界限，堪称中国建筑史上一座丰碑。

三楼可谓枢心，四楼则是天心。登临此处，日月可近，城湖尽览，敞开的是一片天地之观、胸怀之远。明代李贵在《题光岳楼》中写道：“尘世胡为顿绝悬，陟登难处类梯仙。放怀已北浮生百，作赋渐非逸韵千。始信断鳌能主极，只疑地轴可旋乾。争雄需让儒家手，宇宙新传黄鹤篇。”

“泰岱名邦第一楼，窗含晴旭瑞光浮。仰探日观扶桑近，俯瞰河津宿海愁。千载伯图雄大国，五云彩色见皇州。快哉登览神飞越，何事牛山涕独流？”这首《光岳晓晴》的作者是明代嘉靖年间的进士许东望。他有意识地为家乡景观赋诗，另有《铁塔烟霏》《崇武连墙》等作。这些诗作后来被地方志收录，逐渐形成了“聊城古八景”的文化概念。

光岳楼下的东昌古城，文脉绵延，世家相继。每一座深宅大院，都藏着一部厚重的家谱。

明清两代的东昌古城，任、邓、朱、傅、耿五大家族相继崛起。他们共同修桥铺路、赈济灾民、兴办学堂。后来，他们在各行各业闯出了新路子，不再局限于科举仕宦，而是转型为学者、名厨、武术家、音乐家。任光远有“东昌首厨”之誉，任光地是《共产党是咱的带路人》的曲作者，邓清源是著名武术教师……

文因楼而生，楼因文而名。一代代文人志士让聊城的文化血脉，既有古韵，又有新风。

2024年，首届中国研究生“文化中国”两创大赛在济南启动。一个充满巧思的地方赛题——“光岳楼中的‘诗境’与当代文化链接”，将这座古老的楼阁推向了文化创新的舞台中央。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二十余所高校的百余名研究生，吟诵那些赞美光岳楼的诗词。在当代学子的解读中，这座被誉为“天地间最有文采的木构杰作”，让“宇宙文衡”拥有了新的释义。

千百年来，“宇宙文衡”挂在楼上，一直在问：谁能自这方水土走出，汇入华夏文明的璀璨星河？谁能立于这座高楼之上，铸就挺立千秋的民族风骨？

杨以增为藏书楼取名“海源阁”，取“先河后海”之意，想来是受了光岳楼的感召，受了“宇宙文衡”的点拨。与泰山遥相辉映，与海源一脉相承，“为往圣继绝学”便有了方向。

楼本身并无光，泰山之光经光岳楼凝聚，化作文脉之源，如河入海，汇于海源阁中。楼与阁，一光一源，一显一藏，守望着那束从岱岳出发、穿越时空的人文之光。

宇宙以光传信，文衡以光知意。我们不必向外苦苦追寻光源，每个人体内，都藏着一颗星辰。

宇宙文衡，就是那座文化灯塔。唤醒你的，正是那映照宇宙的光。

和：为万世开太平

“太平”二字，是光岳楼最深沉的期盼。“太平楼阁”匾额，为邓钟岳所题，端庄典雅，透着一种太平盛世才有的从容气度。太平，不仅是没有战乱，更是天下有道、万物各得其所的理想状态。

聊城这片土地，自古便是会盟之地。

据《春秋》记载，公元前645年，齐、鲁、宋、卫、郑、许、曹等诸侯在牡丘会盟。牡丘遗址就是今天的“台子高遗址”，位于茌平区杜郎口镇台子高村，这一年，是齐桓公称霸的晚期，诸侯纷争，天下板荡。齐桓公为巩固霸权，在此召集诸侯，共商天下大事，史称“牡丘之盟”。

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一座座会盟台，像一枚枚古老的印章，盖在鲁西平原上，盖在中国历史的扉页上。

会盟，意味着谈判，而不是厮杀；意味着和解，而不是复仇；意味着共存，而不是灭绝。在那个“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时代，会盟是和平的最后一道防线。诸侯们坐在同一张盟桌前，争论、妥协、让步，用语言，而不是刀剑，来解决争端。

聊城，堪称会盟台遗址最多的一个地方。这片土地，天生就带着“和”的基因。这并不是说我们的老祖宗不会打仗。《孙子兵法》也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会盟本身也是军事、外交综合博弈的结果。在这片土地上，便留存着战争最直观的记忆，一座让一代兵家奇才布下天罗地网的古老村落。

迷魂阵村位于阳谷县城东北6公里处，为战国时期孙膑智胜庞涓的布阵遗址。村中曾有清顺治年间修建的孙膑阁，碑文记载：“迷魂阵……相传为孙膑用兵地，神其术数，运其兵法，以迷魏师魂而夺其魄，以制其命者也。”

那迷惑人心的阵法，谁能解开，谁就能夺了这战场的势。

公元前284年，齐国大将田单率大军攻打聊城，燕将燕冲统兵十万固守聊城。聊城城墙高厚，防守严密，久攻不下。

战事僵持之际，一个人缓缓走来。

鲁仲连，茌平望鲁店人，被誉为“齐国高士”。他既不穿盔甲，也不持刀枪，只带了一支箭，一卷帛书。

鲁仲连走到城门外，将那封书信缚在箭上，弯弓搭箭，“嗖”的一声，射入城中。

这便是《史记》记载的“遗燕将书”，信中，鲁仲连对燕冲晓以大义：“智者不倍时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灭名，忠臣不先身而后君。”他为燕冲指明两条路，或罢兵归燕，或叛燕降齐。

燕冲读罢，泪流满面。他知道鲁仲连说得对，可他又不忍背弃燕国。犹豫三日之后，他长叹一声，拔剑自刎。燕军群龙无首，退兵而去。

一纸书信，抵十万雄兵，聊城得救了。

战后，田单要封赏鲁仲连，可他却摆摆手，飘然而去。

鲁仲连“义不帝秦 功成不受”的风骨，被奉为高洁人格之典范。如今，茌平望鲁店村内仍存鲁仲连祠。每逢鲁仲连诞辰，便有其后裔远道而来，焚香祭拜，追怀先贤。

鲁仲连救的聊城，不是今天的古城。明万历三十五年，东昌知府陆梦履建的“射书台”，并非确指当年箭矢落点，而是要为后人树立一座超越武力的丰碑。有时候，穿透人心的，不一定是带血的箭镞，也可以是洞彻利害的智慧与言辞。

从“余木楼”到“光岳楼”，这座建筑完成了从军事堡垒到文化地标的蜕变。刀剑归鞘，笔墨登场，厮杀声隐入历史的烟尘，取而代之的是和平的到来。

然而，文明的逻辑，终究敌不过现实的铁律。

1938年11月14日，光岳楼下的石板路上，传来急促的马蹄声。范筑先登城瞭望，城外，日军的飞机在低空盘旋，坦克碾过村庄，大炮震得城墙微微颤抖。

他捋了捋长长的胡须，扶了扶腰间的配枪，眼神穿过硝烟，或许想起了什么。火药，本是这片土地献给世界的四大发明之一。我们的祖先用它驱散瘴疠、爆破岩石。然而，日军却任由那黑色粉末演化出的枪炮弹药，在这片发明了它的土地上，疯狂倾泻。

核心技术，从来都是国之命脉，一旦输出，便不再是护国的屏障，而可能成为刺向自己的利刃。有些东西可以共享，但有些命脉，必须牢牢握在自己手中。

范筑先收回思绪，对身边的将士沉声说：“誓与聊城共存亡。”

范筑先是馆陶人，自幼以岳飞为榜样。1936年，他调任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县长。一年后，卢沟桥枪声响起，日军入侵山东，向鲁西北进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连连下令，催促范筑先率部南撤。

撤，还是守？范筑先站在光岳楼上，清理一下思绪。家国大义当前，他毅然决然，向全国通电明志：“筑先忝督是区，守土有责，裂眦北视，决不南渡。誓率我游击健儿及武装民众，与倭奴相周旋，成败利钝，在所不计，鞠躬尽瘁，亦所不辞。”

范筑先打响鲁西北抗日第一枪，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以聊城为中心，收编当地民众武装，创建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坚持走共同抗日的道路，先后收复23个县。

一年间，他率部打了上百场仗。

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快速发展，引起了日军恐慌。1938年11月，日军调集部队进攻聊城。15日，东城门被炮火击毁，敌军蜂拥而入。巷战之中，范筑先腿部中弹，血流如注，城破了。

旁人劝他突围，他却轻轻推开，一步步艰难挪至光岳楼下。他抬首凝望楼上“太平楼阁”四字，随后毅然举枪自尽。

他不能做俘虏，不能给日军任何羞辱自己的机会。他要死在聊城，死在光岳楼下，死在这座用生命守护的城市里。

聊城保卫战，七百余人壮烈牺牲。

今天，光岳楼北侧，范筑先纪念馆里，邓小平同志题写的“民族英雄范筑先殉国处”纪念碑静静矗立。碑周围设计三十五根柱子，代表他在鲁西北建立的三十五支抗日支队；碑高五尺七寸，纪念他五十七年的人生。

范筑先没有守住这座城，但他守住了中国人的骨气，守住了这一脉荣光。

聊城是平的，平原一望无际，天如穹顶，地似棋盘。人在其间，走得远了，回头还能望见那座楼。

孩子们在楼下长大，抬头是楼，低头是脚下的青石板。他们不知道，这座楼会像一位棋手，将他们的命运推向远方。

张自忠年少时来过光岳楼，带着梦想奔赴远方。1940年5月，战场之上炮火连天、寸土皆焦，他身边仅剩数名士兵，衣衫染血，已难分敌我。他令部下先行突围，无一人肯离去。他毅然起身，冲向日军阵地，身中数弹，壮烈殉国。倒下那一刻，他面朝东方，那是故土的方向。

他没有回到聊城，但北京有了一条路，叫张自忠路。天津也有，武汉也有。

邓钟岳的后人邓延熙是真真正正在光岳楼下长大的。他从小抬头看祖爷爷题写的“太平楼阁”，一笔一画都刻进了筋骨。他在这座城里读书、办报、演讲。

十八岁那年，他去了延安。1939年1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春，他随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五纵队挺进苏北，后编入新四军，任第三师七旅二十一团三营教导员，兼任盐城县十四区区委书记，化名“白果”。

白果是银杏树的种子，坚实，洁白，能穿越时空。他把自己种进了苏北的泥土里，1941年8月，日伪军扫荡，牺牲时年仅二十二岁。

当地人把他牺牲的地方叫作白果乡。后来有了白果公社、白果小学。一个外乡人，活成了一片土地的名字。

金方昌也是聊城人。他的家在城里，离光岳楼不远，扶着栏杆往远处看，平原连着平原，天连着天，看不到尽头。

他也走得很远。

山西代县，他在那里打游击。二十岁那年，他被捕了。日本人要他投降，他不肯，用血在监狱墙壁上写下“严刑利诱奈我何，颔首流泪非丈夫”的诗句后，英勇就义。

晋察冀边区政府把他战斗过的大西庄村改名为方昌村。一个聊城人的名字，落在了太行深山里。

三个聊城人，都走了，可他们的名字却回来了。太平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光岳楼像一柄古剑插在平原上，像一支笔蘸着夜色，把那些远行人的名字，刻在大地上。

朱光将军是聊城走出的开国将军。

东昌府区郑家镇的人干活利索，走路带风，朱光从小就这样。十六岁那年，他把一担柴挑到集上去卖，回来的时候，柴没了，手里多了几张红红绿绿的传单。1936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一年聊城的冬天冷得出奇，河水冻得结结实实，人能从冰上走到对岸去。朱光穿着一件露着棉絮的破袄，在光岳楼底下等人接头。

后来，他奔赴东北，担任东北抗日联军副团长，在林海雪原中对日作战。他前往苏联，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军事与政治。也正是在那时，他将原名赵金城深藏心底。

百团大战的硝烟里，他的脸被炮火熏得黝黑，只有眼睛是亮的。解放战争的时候，他从东北打到华北。

我军由原来的单一作战体系，向合成的步炮协同作战转化，朱光作出了贡献。

1950年10月，朱光以志愿军炮兵第二师师长的身份率部入朝，打出国威军威。归国之后，他被授予少将军衔，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兵种参谋长、国家兵器工业管理总局局长等职，执掌国家兵器工业发展重任。

朱光文武双全，才华横溢，能诗、能画，参与鲁艺创建、苏区货币设计、军队条例编写等多个方面的工作。毛主席曾说：“和朱光，是‘相尚以道 文气相投’。”美国女作家威尔斯在《续西行漫记》中写道：“红军中有两个才子，一个是廖承志，另一个就是朱光。”

有人问朱光这辈子都去过哪儿，他说，“东北、苏联、新疆、太行、延安、朝鲜……这一辈子，净赶路了。”

“和”是万世的太平，是会盟台遗址上的千古盟约，是“太平楼阁”匾额中的世代心愿，是中国人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大基石。

当年的抗美援朝，我们敢打，就为了打出一个生存空间。不战而屈人之兵。今天的中国，家大业大，我们手里攥着的，是十四亿中国人的幸福生活，是几十年的建设成果。前辈们用鲜血，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底气，我们要用智慧，守住这份国运。

宇宙文衡，是对建筑之巍峨、文脉之绵延的礼赞，连接的是五千年文明的纵深。它告诉世人，一个文明可以不通过扩张、殖民、霸权来证明自己的强大，而是通过守住自己、护住斯文、照亮他人来赢得世界的尊重。

“宇宙文衡”，作为一个整体匾额，在中国没有发现完全相同的第二块。

不是没有能写这四个字的人，而是没有第二座楼，接得住这四个字。

它是独一无二的。这独一无二，不是因为它的笔墨有多精绝，而是因为它把自己活成了一双眼睛，活成了一把尺子，一挂就是六百五十多年。

这份独一无二，属于聊城，也属于中国；属于过去，也属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