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明华

王旦，字子明，大名府莘县人。其曾祖王言，曾任黎阳县令；祖父王彻，为后唐同光三年（925年）状元，官至左拾遗；父亲王祜，历仕宋太祖、宋太宗两朝，官至尚书兵部侍郎，是宋初以文章名世的重臣。王祜曾于庭院中植三槐，言曰：“吾之后世，必有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三公”即太师、太傅、太保，为古代朝廷品级最高的官员。这三棵槐树，便是其志向的象征，此后其宅邸亦被称作“三槐堂”，“三槐王氏”之名由此而来。

据史料记载，三槐王氏家族以淳厚家风为基，英才辈出，绵延两宋三百余年，门第显赫。其族人在朝为显宦者不下二十人，其中王旦官至太保，位列“三公”；官至尚书者，除曾任工部尚书的王旦外，还有曾任兵部尚书的王素、礼部尚书的王端与王诗、户部尚书的王古、吏部尚书的王震、工部尚书的王俣等六人。被录入《宋史》列传者共计十三人，包括王祜、王旦、王旭、王质、王素、王巩、王靖、王震、王古、王襄、王伦、王柟、王复等。此外，更多族人通过科举、荫补等途径入仕，亦有致力于文化学术、卓有建树者，涌现出不少文化名人。三槐王氏遂成两宋时期一支深具影响力的名门望族。

三槐王氏之所以能绵延三百年而不衰，其内在动力来自以“立德”为核心的家风传承。

这一底蕴深厚的家风，既为族人建功立业筑牢根基，更深深影响着个人的立身行事、家族的世代延续、社会风气的向好向善，以及文化血脉的代代相传。挖掘这一家风的内涵与传承之道，不仅能解开这个家族长盛不衰的奥秘，更能为今天的家庭建设、社会文明培育与文化传承发展，带来跨越时空的启示。

从《三槐堂铭》看苏轼对王氏家风的哲学阐释

北宋文学家苏轼应王旦之孙王巩之请，为其家族“三槐堂”撰写了著名的《三槐堂铭》。这篇铭文以王氏三代德业为典范，深刻阐释了家族兴替与道德传承之间的内在联系，成为中国古代家风文化传承中的重要篇章。

在序文开篇，苏轼便以辩证的思考叩问天道：“天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哉？”这一设问揭示了道德实践与命运回报之间的复杂关系。如果说天道必然有因果回报，为何现实中贤能者未必显达、仁厚者未必长寿？如果说天道无常，又为何仁德之人往往能福泽子孙、家门昌隆？

苏轼继而指出：“世之论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为茫茫。”他认为，世人谈论天道时，往往不等其必然结果显现便急于强求，因此才会觉得天道渺茫难测。

他进而又以松柏为喻：“松柏生于山林，其始也，困于蓬蒿，厄于牛羊；而其终也，贯四时，阅千岁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恶之报，至于子孙，而其定也久矣。”松柏初生时被蓬蒿所困、遭牛羊践踏，却最终能四季常青、千年不朽，这体现了天道在时间长河中的必然性。同样，善恶的报应往往需要数代人的时间才能完全显现，这也是天道早已注定的、历经久远的规律。

苏轼以王祜（晋国公）为例，进一步阐明：“晋公修德于身，责报于天，取必于数十年之后，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晋国公王祜修身立德，静待天道的回报，在数十年后得到了必然的结果，就如同手持契约等待兑现——天道虽迟必至，从未爽约。

在铭文结尾，苏轼提醒世人：“吾侪小人，朝不及夕，相时射利，皇恤厥德，庶几侥幸，不种而获。不有君子，其何能国？”他言，寻常人往往目光短浅，只求眼前利益，忽视德行修养，妄想不劳而获；而如王氏这样的君子家族，以德传家、代代积累，才能真正成为国家的栋梁。

不难看出，苏轼的核心观点是：天道的兑现并非立竿见影，树立德行绝不可急功近利、奢求即时回报，唯有世代积累德业，方能恩泽后世子孙。

以王祜、王旦、王素为代表的三槐王氏家风的核心内涵

在三槐王氏众多杰出人物中，王祜、王旦、王素祖孙三人堪称其家族的典型代表。其中，王旦更是影响其整个家族发展的关键人物。王旦历仕宋太宗、真宗两朝，以进士入仕。其仕途显赫，历任同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后拜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进位太保。卒后，获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谥号“文正”。

从《宋史》王祜、王旦、王素三位人物的传记中，我们可以清晰梳理出王氏祖孙三代一脉相承的德行风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忠君体国，以诚事上。王氏祖孙三代皆以忠诚立身，其言行处处体现以社稷为先、以国事为重的风骨。王祜任知制诰时，面对权臣卢多逊的拉拢，坚持不涉入私党之争，以公心维护朝局。他奉命审理符彦卿案时，更以全家百口性命担保其无罪，并直言进谏：“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杀无辜，故享国不永，愿陛下以为戒。”此举既护佑忠良，又以史为鉴规劝君主，彰显出忠君体国的胆识与担当。当时之人，亦皆称王祜积下阴德。

王旦为相十余年，深得真宗信任。宫禁发生火灾后，他先自劾请罪，继而劝谏皇帝下诏罪己、接纳谏言，反对归罪宫人以保全百余人性命；担任宰相的十二年里，他勤政持重、顾全大局，辅佐真宗实现天下大治，被赞为“为朕致太平者”；临终前，他举荐贤才十余人，这些人后来多成为北宋的栋梁之臣。

王素担任谏官期间，以直言敢谏闻名。当时皇子降生，朝廷计划为文武百官晋升官阶，并对各路军队颁行赏赐。王素当即进言：“如今西夏叛乱不定，契丹索求无度，国家的财用需求正日渐急迫。应当留存官爵俸禄来奖赏战功，储备金银缯帛以补给边防开支。”朝廷听罢，遂搁置了原有的封赏之议。

秉公持正，不徇私情。王氏三代处事皆以公心为本，严守法度，不徇私情。王祜主持科举时，注重选拔寒门才俊，毕士安、柴成务等皆出其门下。他执掌制诰、判吏部铨选时，坚持以法度为衡，对不合规制或才不配位者一律秉公驳回，绝不姑息。

王旦为相时，门下“宾客满堂”，却“无敢以私请”。他也从不徇私情举荐亲族，即便临终之际，也未曾为宗族戚属谋求一官半职。他举贤荐能，却不使其人与众人知晓，直至其逝世后，朝廷修纂《真宗实录》时，方知朝中诸多官员实则都出自他的举荐。

寇准被罢枢密使后，曾私下托人向王旦求为“使相”，王旦正色道：“将相之任，岂可求耶！吾不受私请。”然其后朝廷任命寇准为使相，寇准向真宗谢恩时，方知正是王旦出于公心推荐，因而惭愧叹服，自觉器量不及。

王素任按察使，若发现有官员贪婪刻薄，就必定依法彻底查办，因此下属官吏既拥戴他又敬畏他。

宽宏容人，器度深远。王旦身居相位，胸怀宽宏、器量过人，能够广开言路、接纳四方谏言，亦能包容他人的诋毁非议，不计较个人私怨，尽显“宰相肚里能撑船”的胸襟与智慧。

史书中记载，寇准屡次在皇帝面前指责王旦的过失，王旦却反而在皇帝面前称赞寇准的忠诚正直，并促成寇准再度被朝廷任用。史称：“寇准数短旦，旦专称准。”真宗曾对王旦说：“卿虽称其美，彼专谈卿恶。”王旦从容答道：“理固当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阙失必多。准对陛下无所隐，益见其忠直，此臣所以重准也。”他不仅不因寇准的批评而衔怨，反而屡称其忠，并助其再获重用。真宗因此愈加钦佩王旦的胸襟与德行。

清廉自守，俭德传家。王旦虽位极人臣，却一生清约自持，以俭素立身为家族垂范。史载，王旦“被服质素，家人欲以缯锦饰毡席，不许。有货玉带者，弟以为佳，呈旦，旦命系之，曰：‘还见佳否？’弟曰：‘系之安得自见。’旦曰：‘自负重而使观者称好，无乃劳乎！’亟还之。故所服止于赐带。”

史载，王旦不置办田产宅第，并言：“子孙当各念自立，何必田宅徒使争财为不仁不义尔。”真宗因他居所简陋，欲为其修缮，王旦以“先人旧庐”推辞，此事方止。

王旦临终前在遗表中告诫子弟：“我家盛名清德，当务俭素，保守门风，不得事于泰侈，勿为厚葬以金宝置柩中。”遗表呈上，真宗为之慨叹，随即亲临其宅，赐白金五千两。王旦拟奏推辞：“益惧多藏，况无所用，见欲散施，以息咎殃。”他表示，私财愈多，愈增惶恐，何况无所用之。愿散此金，以消殃咎。其廉洁之志、俭德之风，至死不渝，为“三槐王氏”树立了“以俭养德，以廉传家”的永恒门风。

仁恤惠民，宽政安民。王旦为相，不仅谋国，亦常怀恤民之心，主张宽政简赋，与民休息。他深知朝廷举措若不合时宜，往往加重百姓负担。真宗朝时，朝野多议封禅之事，劳民耗财，王旦直言“天书虚妄，乞焚之”，体现其反对虚耗民力、主张务实安民的立场。

史载，他对地方民生疾苦尤为关切。薛奎赴任江淮发运使前，向王旦辞行，王旦并无繁言，只嘱一句：“东南民力竭矣。”薛奎闻言深为感慨，赞叹道：“真宰相之言也。”短短一语，既是对百姓困苦的清醒认知，亦是对为政者当恤民力的谆谆告诫。

张士逊出任江西转运使时，临行亦向王旦请训。王旦直言“朝廷榷利至矣”，意指朝廷对民间征利已近极限，不可再加苛敛。张士逊谨记此言，到任后体察民情，随即奏请免除吉州、南安军等地的茶叶专卖重税，减轻百姓负担。

王素调任成都时，当时，两蜀地区流通的铁钱数量巨大，而官府仍在不断增铸，导致铁钱日益贬值，商业交易几乎停滞。王素下令暂停铸造铁钱十年，以此调节物价、稳定币值。

仁厚恤亲，孝友睦族。王祜植三槐于庭以明立志之心，此举对王氏后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更开启了三槐王氏绵延传世的家风基业。

史载，王旦奉事寡嫂谨守礼法，与弟弟王旭情谊深厚，家族嫁娶不攀附高门。其性情宽厚，在家庭生活中尤为显著。据载，家人从未见他发怒，若饮食不洁净，他亦只是不吃而已。曾有家人试着在羹汤中放入少许墨汁，王旦便只吃饭。问他为何不喝汤，他只是平静地答道：“我今日偶尔不喜欢吃肉。”后来，又在饭中撒了墨汁，他也只是说：“我今日不想吃饭，可为我另备些粥。”这些细微之处的涵容体谅，正是其“仁厚”家风最生动的体现。

三槐王氏家风传承的当代价值与启示

三槐王氏家族绵延数百年的兴盛，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其家族以“立德”为核心的家风文化基因，长期涵养与自觉传承的必然结果。而这一古老而深厚的家风体系，跨越时空，对于当今社会的家庭建设、个人成长、人才培养乃至社会文明风尚的塑造，依然闪烁着深邃的智慧之光，提供着宝贵的价值启示。

家风是个人立身之本。三槐王氏，从王祜植槐明志，到王旦俭德传家，再到王素恤民理政，家族成员始终将德行修养置于首位。这一传统智慧在当代社会同样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家风是个人精神成长的“第一课堂”，良好的家风能够帮助人们从小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潜移默化地培养诚信、仁爱、担当、谦逊、节俭等美好品格。这些品格，是个人未来无论身处何种岗位、进行何种社会交往时，能够安身立命、行稳致远的根本基石。王氏族人不汲汲于眼前名利、坚守道德底线的处世之道，启示当代人应摒弃浮躁心态，以长远眼光修身立德。

价值观引领优于物质积累。王旦“不置田宅”，主张“子孙当各念自立”，其核心在于将无形的精神财富——如德行、品格、学识与能力，而非有形的物质财产，置于家族传承的首位。这启示当代家庭，真正的“传家宝”应是能够引导子弟向上向善的正确价值观、勤勉奋发的精神与独立自主的能力。过度关注个人物质财富的积累与遗留，反而会消磨后代志气，甚至引发家庭内部的纷争。家风建设的首要任务，在于确立并身体力行那些能够穿越时代变迁、庇佑子弟精神健康成长的核心理念。

“器度”与“格局”的涵养。王旦不但能宽容寇准对自己的多次指摘，反而屡次称赞其忠直，这体现的是一种超越个人恩怨、以国事为重的宏大格局和“君子和而不同”的睿智。在竞争激烈、观点多元的现代社会，这种容人之量、成人之美的胸怀尤为可贵。它启示我们，个人真正的魅力与影响力，不仅来源于职位与才能，更源于包容异见、团结协作、着眼长远的器度与格局。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人才培养，都应注重挫折教育、协作精神与全局视野的拓展。

“清俭”与“自律”为修身立德基石。王旦一生“被服质素”，既拒绝修缮宅第，又于临终前散尽家财，以自身言行树立起“以俭养德，以廉传家”的典范。清廉自守，不仅是抵御诱惑、防腐拒变的“护身符”，更是涵养高尚人格、保持精神独立，进而赢得长久尊重与信任的根本。在物质丰裕的当下，倡导适度节俭，对物欲保持理性克制，这种“内在自觉”，正是塑造健康人格、抵御不良风气、守护初心本真的关键所在。

言传身教与润物无声。家风并非刻板的条文训诫，而是深深融入于日常生活的言行举止与接人待物。王旦的“不怒”之量、对家人的宽厚体谅、日常生活的极度俭朴，本身就是最生动、最有力的家庭教育。家长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其影响力远胜于空洞的口头说教。王氏家风中的“忠厚”“清约”等品质，正是通过王旦等家族核心人物的具体实践，春风化雨般内化为后代成员自觉遵循的行为准则。这也启示我们当代家长，应格外注重自身修养，在家庭生活的点滴中呈现积极、向善、守正的风貌。

家风是家族兴盛之基。三槐王氏能绵延两宋三百余年门第不衰，关键在于形成并传承了一种以“立德”为核心的家风价值体系。并以长辈垂范、晚辈践行的方式，让良好家风成为家族成员的精神纽带，支撑家族长久发展。

“慢养育”与“长周期”的视野。王祜植槐明志，“取必于数十年之后”，体现了家族发展的长远眼光。苏轼所言“善恶之报，至于子孙，而其定也久矣”，正是对这种“德业需世代积累”规律的深刻洞察。这提醒我们，家庭教育和家风养成是一项“慢工程”，不能追求即时效益、立竿见影。培养一个身心健康、品德端正、有社会责任感的下一代，需要摒弃短视的功利心态，回归教育的本质，给予足够的耐心与时间，坚信“立德树人”的长期价值与深远回报。

“信任”文化的长期构建。苏轼借王氏家族阐明的“天可必”思想，本质是对“德业”与“信任”长期正相关规律的坚信。王氏家族因其累世积德、清正有为，赢得了君主的信赖、同僚的敬重与社会的广泛声誉，这构成了家族最宝贵、最稳固的“社会资本”与无形资产。对于一个家族而言，构建并维护基于诚信、正直与担当的家族声誉与文化，是其能够跨越时代、持续发展最持久、最有效的基石。短期行为或许能获一时之利，但家族的长期繁荣必须深深植根于值得信赖的品格与行为模式之中。

家风是社会和谐之源。家风是社会风气的微观基础与缩影，千千万万个家庭的良好家风，能够汇聚、升华成为清朗健康的社会风尚。三槐王氏族人，无论是出仕为官心系天下，还是居家治学修身养性，大多能以公心处事、以仁心待人。王旦的秉公持正、无私荐贤，王素的体察民情、为民请命，都是将家风中的“忠恕之道”、“仁厚恤亲”理念延伸至社会治理领域的生动实践。在当代社会，家风建设同样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每一个家庭都能树立并践行正向的家风，便能共同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氛围，有助于化解诸多社会矛盾，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王氏家风中蕴含的“秉公持正”、“仁恤惠民”、“诚信致远”等理念，对于培育现代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契约精神，以及提升社会治理的效能，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家风是文化传承之魂。苏轼在《三槐堂铭》中，将王氏一门的德行与成就上升到“天道酬德”的哲学高度进行阐发，这实际上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价值理念的生动诠释与具体例证。在当代，深入挖掘、传承和弘扬像三槐王氏这样的优秀家风文化，是对中华民族悠久文脉的有力赓续，能够切实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与历史自信，让蕴含在优秀传统家风中的民族精神与智慧，在新时代的背景下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为民族复兴提供深沉而持久的文化滋养。

三槐王氏家族的兴盛，源于“忠厚、清正、积德、传文”家风的世代践行。苏轼在《三槐堂铭》中阐发的“天道酬德”之思，与王氏一门的德行业绩相互印证，深刻揭示了德行积累与家族命运的长远关联。这一家风传统启示我们：家风，是个人立身之本、家族兴盛之基、社会和谐之源、文化传承之魂。在当今时代，汲取其中重德持正、清廉恤民、包容致远的精神养分，对涵育健全人格、引领社会风尚、赓续中华文脉，具有历久弥新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