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敬仁

侨寓冠氏，初构野史亭

元太宗七年（1235）二三月间，元好问在县令赵天锡帮助下，结束了他“投宿佛屋，夜闻鬼哭”的颠沛流离生活，侨寓冠氏县（今冠县），直至十年（1238）八月离开，这里成为他近四年的安稳栖息之地。

作亭与君乐。金元易帜，社会动荡，在县令赵天锡治下的冠氏县却是乱世桃源。时疆域不大，“登版籍者余三万家，侨寓之民，又倍而三之”（《代冠氏学生修庙学壁记》），却涌入大量侨寓之民，其中不乏商挺、杨奂、郭仲通等名士，成为金末元初落难文人的一方乐土。也正是此时，元好问第一次提出建造野史亭、在野修史的设想：“我作野史亭，日与诸君期。相从一笑乐，来事无庸知。”（《学东坡移居八首》其八）

当前，诸多学者认为野史亭始建于忻州，此说有失偏颇。元好问初到冠氏租借民居，当年赵天锡便帮助他营建新居。彼时他46岁，与苏轼被贬黄州时同岁，二人同处逆境、同营新居。在黄州苏轼曾作《东坡八首》，新居落成不久，元好问便写下脍炙人口的《学东坡移居八首》以自况，其中写道：“此州多寓士，论年悉肩随。风波同一舟，奚必骨肉为。”侨寓之身的元好问生活多有不便，却常受大家帮助：酿酒世家倪家善酿“莲花白”，常赠酒予他，季昌以琴艺与他相娱，藏书颇丰的郭侯让他遍窥典籍，还常常得到笃学善问赵子的指教，就连原居汴京的旧邻王生也千里访冠氏与他共担饥寒，还有莫逆之交仲通甫常论诗文，王、李两位早年挚友即将归来。诗人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历数友人，意在感谢大家的关怀帮助，反观自己“惭非一狐腋，不直五羖皮”，内心很是感慨，自觉学识与财力无以回报，便决意建野史亭，让它成为文友“投壶雅咏”“宴享犒劳”的精神家园，以修史之业答谢知己情谊。此时，在冠氏的寓居友人相依为命，乱世中已形成文人小社群，元好问感念朋友接济，在诗中既已言明“我作野史亭”，并要将其作为大家诗文唱和的活动沙龙，没有不建的道理。

据元好问《代冠氏学生修庙学壁记》记载，乙未年（1235），赵天锡修缮、扩建冠氏文庙学宫，野史亭极可能就建于此时。冠氏文庙始建于贞祐初年，紧邻县衙，野史亭疑即此地。这位被诗人誉为“平原君”的县令，不仅出资修学宫，更对野史亭的兴建鼎力相助。亭子不大，却成为乱世中的“杏雨桃源”——商挺、杨奂、郭仲通等名士在此宴饮著书、吟咏填词，元好问也一改此前沉郁的“丧乱诗”，写下充满生活气息的“移居诗”，将失国悲怀化作笔底波澜。

野史不“野”，执心修实录

元好问笔下“野史”，是指朝廷官修之外、私人撰写的当代杂史。在野修史却极为严谨，他在《野史亭雨夜感兴》中谈到写史的体会：“私录关赴告，求野或有取。秋兔一寸毫，尽力不易举。”可见，搜集史料不仅要“关赴告”（即关注官方文书），还要“求野”（即广泛搜集民间的传闻、掌故），努力通过多种渠道还原历史全貌。严谨的治史态度，艰难的搜集整理，往往让他感到，即便用尽全身力气，也难举秋兔一寸之毫。“展转天未明，幽窗响疏雨”，责任的重压，致使其辗转反侧、难以入眠。野史虽以“野”为名，实则体现了其作为史家的严谨、执着和对历史真相的尊重，其著作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在其采写《壬辰杂编》时，曾了解到金代名将完颜斜烈镇守商州时的一段佳话——他在大竹林搜捕伏兵时，意外发现欧阳修的子孙，随即连同其族属、乡亲三千余人全部释放遣返。这一事迹被元代史臣采入《金史·完颜斜烈传》，不仅填补了欧阳修家族史的相关空白，更成为研究宋金关系的珍贵史料。

元好问还将严谨的治学之风融入家风。在冠氏所作《学东坡移居》中，他明确表示朝代兴衰本是天意，记录史实哪里会全然不顺？他撰写《南冠录》“一语不敢私”，稗官杂说、民间歌谣都如实采录，都要为后世修史提供依据。他还严令子侄们一定要每家备上一书，传之数十世，“违吾此言，非元氏子孙”，严词训令，让传史成为家族的义务和担当。

四年侨寓冠氏，虽然环境相对稳定，但生活异常艰辛，一天食仅两顿、棉絮薄如纸，虽然贫病交加，却不羞于贫贱，自得“瓢饮”之乐，傲骨铮铮更显文化坚守初心。所居茅斋时常漏雨，也怕老鼠毁坏书稿书籍，每成一篇，即付书童抄副，藏之壁穴，还拿出家中唯有的大水缸用来藏书，而用破瓮蓄水，做到防水火防鼠咬。在冠氏期间，元好问写冠氏县诗93首、词24首、文14篇，几乎每8天就有一篇传世著作问世，占其现存著作的十分之一。

著述奠基，诗文以存史

冠氏野史亭下，元好问已着手搜集史料、撰写野史，为后续鸿篇巨著奠定基础。其中《壬辰杂编》聚焦天兴三年（1234）汴京被围、金王朝灭亡前后的杂事，推测为金亡后痛定思痛所作，大概率始于聊城羁管期间，定稿于冠氏侨寓之时。该书卷帙不详、篇幅推测不大，最终是否完全定稿已无从考证，但至少元代史臣编纂《金史》时，此书手稿仍存。元代文坛领袖、总裁《宋史》《辽史》《金史》三史的欧阳玄是欧阳修的直系后人，曾在翰林院旧库找到了元好问手写的《壬辰杂编》，并在《送振先宗丈归祖庭》中盛赞元好问“元遗山，金士领袖，生平极重欧公”，足见此书的史料价值。

《中州集》是元好问在冠氏期间潜心编纂的金代诗歌总集，其编纂初衷可追溯至汴京被围时，当时友人曾劝他整理金代诗歌，他却因战乱危急无暇顾及，直至冠氏侨寓、生活稍稳，才得以从容着手。该书共收录金代250余位作者的2116首作品，其中诗2001首、词115首，作者涵盖金朝两位皇帝、朝中大臣，乃至布衣百姓，几乎囊括了金代诗坛全貌。尤为难得的是，元好问为每位作者都撰写了小传，小传不仅记载诗人生平、创作特点，更穿插了诸多金代社会的史料，做到“以诗存人、以人存史”。此书不仅填补了中国文学史中金代诗歌研究的空白，更成为元代史臣编纂《金史》的重要参考。其中后三卷尤为特殊，收录诗歌数量少、涉及诗人多，部分诗人仅入选一首七言绝句，而传记却长达数百字，清晰可见元好问“保存一代历史”的初心，诗歌只是载体，留存金代文脉才是其根本目的。

归乡续志，初心不改。离开冠氏，元好问最初设想王屋山买山建堂归隐治学，虽然愿望受挫，但撰写野史的初心未改，坚定地称“野史才张本”，始终以保存金源典章、撰写金史为己任，践行“国亡史兴，己所当为”的担当。回到忻州，元好问再建野史亭，一为安心著述，二为明志不辍。野史亭虽经冠氏、忻州两地兴建，却始终承载着他以一身存一代文脉的千古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