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明华

文天祥（1236—1283），吉州庐陵人，字宋瑞，一字履善，号文山，南宋末年政治家、文学家、民族英雄。宝祐四年（1256）进士第一，度宗朝，累迁直学士院，知赣州。元军南下，他曾率兵万人入卫临安。德祐二年，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出使元军议和，因痛斥伯颜而被扣留，后于镇江脱险，由海路逃至温州。端宗即位，复拜右相兼枢密使，出兵江西，不久败退广东，最终在海丰五坡岭被俘。被押至元大都后，囚禁三年，始终不屈，从容就义于柴市。其诗文慷慨激昂，忠愤豪放，充溢着至死不渝的爱国情怀。

文天祥身处南宋倾覆之际，在生死与名节的极端抉择中，始终以鲁仲连为精神参照与人格坐标。在其现存诗文中，多次援引鲁仲连以自比、自励、明志；后世亦往往以鲁仲连拟之，以彰其忠义气节。可以说，鲁仲连并非其笔下偶然出现的历史典故，而是深度介入其精神世界、影响其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的重要人格范式。

一、文天祥的精神偶像为何是鲁仲连

鲁仲连为战国末期齐国人，稷下学派名士，以排难解纷、功成身退、抗御强权著称于世。其一生精神风骨，集中彰显于义不帝秦之举：秦军围困赵国，朝野多欲尊秦为帝以求苟安，鲁仲连挺身而出，直言宁蹈东海而死，也绝不做强秦之民。他不慕爵禄、不畏强权、坚守大义，以布衣之身担当天下道义，这种人格操守，与文天祥在国破家亡之际的精神追求高度契合。

在文天祥心中，鲁仲连并非遥远的历史符号，而是足以效法、可以比肩、精神相融的人格楷模：鲁仲连义不帝秦，文天祥义不帝元；鲁仲连排难解纷而辞不受赏，文天祥毁家纾难而不求功名；鲁仲连宁死不屈于强权，文天祥誓死不背弃故国。南宋末年士风萎靡、人心动摇，在生死名节的重大抉择面前，鲁仲连所承载的忠义气节，成为文天祥抵御绝境困顿、坚守本心初心的精神支柱。正因倾慕其人格、追慕其风骨，文天祥一生创作多篇诗文，屡屡援引鲁仲连典故以明志抒怀、自守节操。

二、文天祥诗文中的鲁仲连意象

德祐二年（1276），元军兵临临安，南宋社稷危在旦夕。文天祥奉命出使元营议和，本欲“以口舌动之”，劝敌退兵以解国难，却遭元军扣押。后文天祥伺机南逃，重整旗鼓继续抗元，最终兵败被俘，囚于大都，直至从容就义。从救亡图存到以身殉道的人生历程中，他始终以鲁仲连寄托心志、确立自我，其诗文中的鲁仲连意象，亦随境遇变迁呈现出清晰可辨的精神轨迹。

出使被拘，以鲁仲连“排秦”自白心迹。

德祐二年（1276），在元军临城之际，文天祥以右丞相身份前往皋亭山元营谈判，遭元军统帅、中书右丞相伯颜强行扣留，旋即被押解北上。行至京口（今江苏镇江），他趁夜脱险，历经艰险南奔，意图重整义兵，图谋恢复宋室社稷。途中回想出使被扣、几近殒命，复国大业屡遭顿挫，深感愧对并肩抗元的故旧战友，遂作《愧故人》一诗：“九门一夜涨风尘，何事痴儿竟误身。子产片言图救郑，仲连本志为排秦。但知慷慨称男子，不料蹉跎愧故人。玉勒雕鞍南上去，天高月冷泣孤臣。”

诗中，文天祥自陈心迹：自己出使元营，绝非屈膝求降，而是既想效仿子产以言辞保全郑国社稷，又想如鲁仲连一样坚守“义不帝秦”之志，排拒强元，维系宋室。奈何事与愿违，身陷羁困、壮志难伸，只能满怀愧怍策马南奔，于天高月冷的苍茫途路间，以孤臣之身暗自悲泣。

亡命南奔，以鲁仲连自誓不屈。

自京口脱险南奔，经高沙遇险，复辗转江海之间，文天祥一路颠沛流离，屡经绝境，数次濒临死亡。在生死倏忽、去就未定的危局之中，其精神选择愈益趋于决绝，鲁仲连的人格范型，亦由此成为其自誓不屈的重要依托。

在《高沙道中》一诗里，文天祥明志自誓：“使我先朝露，其事亦复然。丈夫竟如此，吁嗟彼苍天。古人择所安，肯蹈不测渊。柰何以遗体，粪土同弃捐。初学苏子卿，终慕鲁仲连。为我王室故，持此金石坚。自古皆有死，义不污腥膻。求仁而得仁，宁怨沟壑填。”

诗中誓言：纵使生命如朝露般转瞬消逝，其坚守大义的本心也丝毫不变。他坦言，早年敬仰苏武（字子卿）塞外持节、忠贞不屈的气节，晚年更倾心仰慕鲁仲连的傲岸风骨。人生自古难逃一死，自己宁肯舍生取义，也绝不屈身事元，玷污自身名节与家国气节。

在《思小村（刘）》一诗中，文天祥咏怀寄慨：“思我故人兮怀我亲，怀我亲兮思故人。怀哉怀哉，不可忍兮不如速死。慨百年之未半兮，胡中道而遄止。鲁连子兮义不帝秦，负元德兮羽不名为人。委骨草莽兮时乃天命，自古孰无死兮首丘为正。我行我行兮梦寐所思，故人望我兮胡不归，胡不归。”

诗题中“小村（刘）”，即文天祥挚友刘沐，字小村。京口脱险南奔后，文天祥感伤家国倾覆、故友离散，作诗遥寄这位并肩抗元、志同道合的知己，借鲁仲连的高洁气节自比，剖白自己矢志抗元、誓不妥协的初心。全诗情思沉郁悲怆，既有对故友亲朋的深切思念，又饱含国破家亡、生死煎熬的苦痛；更以“鲁连子兮义不帝秦”明志立节，恪守志士立身底线，宁死不肯屈节事敌、背弃家国大义。

海上漂泊，以鲁仲连隐海之喻寄寓心志。

继高沙脱险之后，文天祥告别陆路奔亡，自通州（今江苏南通）渡海南下，辗转漂泊于闽广海域。其生存状态由陆路亡命转为海上流离，与之相应，文天祥笔下的鲁仲连意象亦生出新的意蕴：其意义已不再局限于“义不帝秦”的抗敌立场，而进一步延展为“避世东海”的高蹈人格。文天祥由此在鲁仲连形象中，既寄托不仕异朝的坚贞立场，亦投射自身进退失据之际的去就之思。

在《渔舟》一诗中，文天祥写道：“一阵飞帆破碧烟，儿郎惊饵理弓弦。舟中自信娄师德，海上谁知鲁仲连。初谓悠扬真贼舰，后闻欸乃是渔船。人生漂泊多磨折，何日山林清昼眠。”

诗作描摹诗人南逃途中漂泊海上的见闻与心境：海雾迷蒙，飞帆破浪，随行之人见远舟驶来，顿时警觉戒备、整顿行装。身处颠沛流离的海途之上，他以娄师德自喻沉稳持重；又生发感慨：鲁仲连义不帝秦、拒爵隐于海上，而自己心怀忠义、奔走救国，同样漂泊沧波之间，却孤忠寥落、无人相知。全诗借海上行舟之景，抒发身世飘零、壮志难酬的落寞情怀，亦暗含以鲁仲连为楷模、坚守气节、不仕异朝的人生志趣。

在《怀杨通州》（其四）一诗中，他借鲁仲连“义不帝秦、避世隐海”的典故，寄寓匡复南宋社稷的志向：“仲连义不帝西秦，拔宅逃来住海滨。我亦东寻烟雾去，扶桑影里看金轮。”

文天祥出使元营遭扣留后，冒死脱身，辗转颠沛抵达通州，得知州杨师亮相助，方由海路乘船南归，故作《怀杨通州》以感念其义。在组诗“其四”中，他既推崇鲁仲连拒斥强权、归隐海滨的立身气节，又以此自勉自况，以“我亦东寻烟雾去”明己行迹；并愿驻足扶桑沧波之间，坚守大宋正统，殷殷寄望国运中兴。

大都囚禁，以鲁仲连“大节”坚守道统。

祥兴元年（1278）十二月，文天祥在广东海丰五坡岭被俘。次年正月，被押解北行途经零丁洋，他断然拒绝元军劝降，写下千古绝唱《过零丁洋》；三月，崖山海战失败，南宋灭亡；其后，文天祥被押赴元大都（今北京），开启了漫长的囚禁生涯，直至1283年正月从容就义。

在身陷囹圄的三年间，面对南宋恭帝赵㬎与降元旧臣的劝降，乃至元世祖忽必烈的亲自招抚利诱，文天祥始终矢志不渝、守节不移。幽居狱中的岁月里，鲁仲连坚守大义、不事异朝的品格，更成为他安身立命、固守名节的精神典范。

他在《感怀》诗序中，记述了自己被囚禁于燕都时的心境：己卯年（1279）八月二十四日，他被押解北上；如今已是庚辰年（1280）中秋过后第九天。回想一年来的种种遭遇，他感慨万千，遂写下此诗：“去岁趋燕路，今晨发楚津。浪名千里客，剩作一年人。镜里秋容别，灯前暮影亲。鲁连疑未死，聊用托芳尘。”

诗中，他坚信鲁仲连的义士精神从未湮灭，并以此寄托自己的一片丹心与不灭的志节。

他在《言志》一诗中慨然抒怀：“九垠化为魅，亿丑俘为虏。既不能变姓名卒于吴，又不能髡钳奴于鲁。远引不如四皓翁，高蹈不如仲连父。冥鸿堕矰缴，长鲸陷网罟……杀身慷慨犹易免，取义从容未轻许。仁人志士所植立，横绝地维屹天柱。以身徇道不苟生，道在光明照千古。”

诗歌开篇痛陈国破陆沉、生灵遭劫的乱世惨状。又自叹身世穷途：既不能隐名遁迹、蛰伏待机，亦不肯忍辱屈节、苟且偷生；既难如商山四皓超然远引，更追慕鲁仲连义不帝秦、高蹈避世的气节，却感慨不能效仿其超然身退。他以冥鸿罹网、长鲸陷罟自喻，寄寓自身兵败被俘、身陷绝境的悲凉遭际。

继而直抒志士立身之志：慷慨赴死本非难事，从容守义方为至难。仁人志士当怀顶天立地之节，如地维天柱般屹立不屈，以身殉道、绝不苟生；只要道义初心不改，其精神自可千古流传、光耀后世。

在《有感》诗中写道：“石郎草草割山川，一落人手三百年。八州风雨暗连天，三皇五帝如飞烟。人人野祭伊水边，春秋断烂不复传。白头潦倒今鲁连，夜深危坐日晏眠。”

诗中，借五代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致使汉人江山沦丧三百年的屈辱历史，痛陈南宋灭亡的悲愤现实。面对“三皇五帝如飞烟”的文化断层与礼乐崩坏，他自比为坚守气节的鲁仲连，在漫漫长夜里正襟危坐、忧思难眠，以苍凉悲壮的笔触，抒发了对家国覆灭的沉痛以及对华夏道统的深沉坚守。

在《自叹》诗中，他将自己比作白发苍苍的鲁仲连，虽然身陷囹圄，但内心依然无比坚定，诗曰：“可怜大流落，白发鲁连翁。每夜瞻南斗，连年坐北风。三生遭际处，一死笑谈中。赢得千年在，丹心射碧空。”

文天祥以“白发鲁连翁”自比，倾诉了身陷北国、流落天涯的凄凉境遇。诗中，他夜望南斗寄托故国之思，视连年囚禁与最终的一死为笑谈，展现出超越生死的豁达。最后以“赢得千年在，丹心射碧空”将个人命运升华为永恒的精神追求，以赤诚丹心照亮千古，彰显了其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

另一首《自叹》诗是文天祥在狱中内心煎熬与意志坚定的真实写照。诗中，他真切抒发了身陷囹圄、求死无门的深重痛苦：“门掩牢愁白日过，不应老子坐婆娑。虽生得似无生好，欲死其如不死何。”纵使身处生不如死的绝境，他仍以王蠋、鲁仲连的高风亮节自励，誓在困厄中坚守本心，绝不让民族气节在磨难中磨灭：“王蠋高风真可挹，鲁连大节岂容磨。东流不尽铜驼恨，四海悠悠总一波。”

《遣兴·其二》诗云：“东风吹草日高眠，试把平生细问天。燕子愁迷江右月，杜鹃声破洛阳烟。何从林下寻元亮，只向尘中作鲁连。莫笑道人空打坐，英雄收敛便神仙。”

文天祥在诗中抒发了对江南故国与中原沦陷区的深切愁思。他自知无法像陶渊明那样归隐山林，只能在尘世苦难中效法鲁仲连坚守气节。在他看来，英雄在末路中收敛雄心、从容就义，这种舍生取义的壮举，远比空谈修行的“神仙”更为崇高。

《去年十月九日余至燕城今周星不报为赋长句》曰：“君不见常山太守骂羯奴，天津桥上舌尽刳。又不见睢阳将军怒切齿，三十六人同日死。去冬长至前一日，朔庭呼我弗为屈。丈夫开即见胆，竟谓生死在顷刻。赭衣冉冉生苍苔，书云时节忽复来。鬼影青灯照孤坐，梦啼死血丹心破。只今便作渭水囚，食粟已是西山羞。悔不当年跳东海，空有鲁连心独在。”

诗中连用颜杲卿骂贼断舌、张巡睢阳死守两位唐末抗叛忠臣的典故，自喻坚贞不屈的气节与舍生取义的必死之志。追忆去年冬至前夕，被元廷传唤却始终守节不屈；转瞬一年光阴已逝，自身身着囚衣、孤对青灯，境遇凄然。诗人自比囚于渭水的周文王，又以食周粟而愧对西山采薇的伯夷、叔齐，自感羞愧；深悔当初未能蹈海殉节，如今唯余一颗如鲁仲连般坚守大义的赤子丹心，孤自留存于世。

序文传义，以鲁仲连典故弘扬节义。

文天祥不仅以鲁仲连自励，更将其精神传递给同道。他在为挚友邓光荐诗集作的《东海集序》中写道：“海南诗而曰《东海集》者何？鲁仲连天下士，友人之志也。”

文天祥开宗明义：“鲁仲连天下士，友人之志也”——以鲁仲连“义不帝秦、宁蹈东海而死”之典，彰友人守节之志。他在序中还特别记述崖山兵败后，邓光荐“仓卒蹈海者再”的壮烈之举。鲁仲连所象征的“蹈海全节”精神，既是文天祥个人的心志寄托，也是他与抗元志士共同的价值追求。

综观文天祥抗元时期的人生历程，在出使被拘、亡命南奔、海上漂泊与大都囚禁的连续境遇之中，鲁仲连意象始终相伴相随，却并非简单的静态援引，而是随身世流转不断深化嬗变：由出使之初的明志救亡，转为流离途中的节义自誓，继而在海上漂泊之际寄寓高蹈避世之思，最终于大都囚守岁月里，凝定为坚守道统的人格大节，并经由诗文序跋的书写，流布为可传世的精神典范。至此，鲁仲连已然由外在的历史先贤参照，内化为支撑文天祥生死抉择的人格范型，清晰映照出他从奔走救亡图存，走向以身殉道的完整精神演进轨迹。

三、后世对文天祥的鲁仲连化书写——从人格比附到精神合一

文天祥殉国之后，其人格形象迅速脱离具体历史语境，而进入一种高度符号化与范型化的接受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后世文人不断以鲁仲连为精神参照系，对文天祥进行类比、重释乃至直接互指，使其逐渐完成由“忠臣形象”向“鲁仲连式人格典范”的转化。所谓“鲁仲连化”，并非单纯的典故援引，而是通过持续的诗文书写与情感投射，使两种原本分属战国与宋末的历史人格，在价值结构上趋于同构，最终形成跨时代的精神合一。

以鲁连之名，指文山之魂。明代余经在《读文山遗事》中径以鲁仲连指称文天祥、以“秦”代“元”：“鲁连天下士，誓不作秦民。至死犹忧国，临危岂顾身。”诗中直接以鲁仲连之名承载文天祥的事迹与精神。在这里，鲁仲连已经不只是历史人物，而成为可被直接套用的“人格模板”，文天祥则被嵌入这一模板之中。

双贤对标，立忠义之坐标。明代汪廷柏《谒文丞相祠》亦以鲁仲连并举卞壶，共同构成对文天祥精神气象的诠释框架：“卞壶捐生常祚晋，鲁连誓死不归秦。”在此语境中，鲁仲连与卞壶分别代表“舍生取义”与“不仕强秦”的双重价值维度，而文天祥则被置于二者交汇之处，成为忠义谱系中的集成性象征。这种并置式书写，进一步强化了鲁仲连作为道德坐标的规范性意义。

鲁连大节，即文山之本真。明代张家玉《读文山先生集不觉饮泣集先生句成六绝》之其三云：“鲁连大节岂容磨，回首中天感慨多。”此处同样以鲁仲连直接指代文天祥，其情感表达已由历史追忆转向价值确认——所谓“鲁连大节”，实即文天祥之人格定性。在这一表达中，鲁仲连也不再是被引用的对象，而成为对文天祥精神本质的命名方式。

明代文人以鲁仲连代称文天祥，将鲁仲连升华为恒定的忠义精神范式，文天祥则成为此范式在宋元之际的现实具象，二者由“借鲁喻文”走向了“文鲁合一”，最终完成大义不屈精神的跨时代定型与传承。

综上所述，鲁仲连在文天祥精神世界中的意义，并不止于典故援引或人格仰慕，而是经历了由历史形象向价值范式、由价值范式向行为规范、再由行为规范向自我认同的层层内化过程。至其晚年，这一形象已深度嵌入其精神世界之中，成为其生死抉择与出处进退的内在准则。文天祥之所以能在极端历史情境中始终坚守一贯的道义立场，正源于其完成了鲁仲连式人格的内在化与结构化转换，使之成为支撑其以身殉道的精神根基。由此，鲁仲连不仅作为历史典范存在，更在文天祥身上完成了跨时代的精神延续与人格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