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梦庚:一腔热血赴国殇
■ 刘如峰 田磊
1926年3月18日那个血色弥漫的午后,一位17岁青年,以决绝的浩然正气倒在北京铁狮子胡同弹雨之中。他是聊城早期共产党员,也是鲁西大地上较早为民族事业献出年轻生命的共产党人。他,就是“三一八惨案”中舍生抗争的猛士张梦庚。
张梦庚,字效白,1909年生于山东省冠县张里村。这里是鲁西平原一方朴实厚重的土地,农耕文化与儒家文化在此浸润绵延。他的家庭为当地书香医道世家,父亲秉守忠厚正直的处世准则,悬壶济世,常怀悲悯之心,经常无偿给贫苦乡民治病,在地方上颇有声望。淳朴良善的家风,如春雨润物,塑造了少年张梦庚的品格。他自幼心地仁厚,看见底层百姓遭受苦难,心中便生出同情与不平,小小年纪就怀有忧国忧民的情怀,与普通乡间少年有着截然不同的精神格局。
张梦庚成长于近代中国苦难深重的岁月。清末民初,封建帝制刚刚落幕,国家却未迎来安宁。山河破碎,军阀混战,战火绵延;帝国主义列强步步紧逼,不断侵凌华夏;北洋政府腐朽昏聩,面对外来强权一味屈膝妥协;地方苛捐杂税层层盘剥,底层百姓流离失所,社会笼罩在沉沉黑暗之中。生长于鲁西乡村的张梦庚,目睹乱世流民漂泊、官府苛政扰民、外强欺辱国人的种种惨状,内心深受震动,改造旧社会、拯救危难国家的志向在他心底悄然生根发芽。
张梦庚天资聪慧,勤学善思,在完成传统启蒙学典之后,他并不囿于旧时代的书本,主动追逐新时代的浪潮,四处搜寻阅读进步报刊、新式思想书籍。民主与科学的火种,反帝反封建的时代呐喊,照亮了少年张梦庚的内心。他的眼界与思想,远远超过了乡里同辈少年。闭塞的乡村已经装不下张梦庚救国救民的理想,他渴望走出故土,去更广阔的天地求取真知,探寻能够拯救国家的道路。
1924年,年仅15岁的张梦庚,辞别家乡亲人,孤身远赴北京求学,凭借优异成绩考入北京(1928年6月28日改名为北平)“京师私立大同中学”。大同中学由著名教育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联合谭煕鸿、蒋梦麟、丁西林(丁燮林)、颜任光等一众学界名流教授共同创办,办学理念开放包容,新文化、新思潮在校内自由传播,读书研讨氛围浓厚,是当时北京进步青年集会的重要场所。踏入这所新式学校,张梦庚打开了全新的世界,他一边刻苦钻研课业,夯实学识根基,一边主动投身各种爱国社会实践,义无反顾地汇入时代洪流。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北方学生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大同中学的广大青年学子积极投身反帝反军阀斗争,成为北京学生运动当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张梦庚性格沉稳果敢,胸襟开阔,遇事敢于担当,待人真诚热忱,善于团结身边同学,热心公益事业,在学生之中拥有极高威望,很快被大家推举为大同中学学生自治会主席,成长为校内极具号召力的学生运动骨干。
身处北京革命浪潮的中心,张梦庚得以接触北方革命的核心圈层。他聆听过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的演讲,感受振兴中华的磅礴理想;更有诸多机会走近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聆听先生讲学,接受革命思想的指引。李大钊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帝反军阀的革命主张,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崇高信念,重塑了张梦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在李大钊的言传身教和悉心培育下,他彻底摒弃温和改良的幻想,坚定树立起共产主义信仰。他立下宏愿,要以革命方式推翻反动军阀黑暗统治、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为劳苦大众谋解放,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1925年,全国反帝爱国浪潮此起彼伏、空前高涨,五卅运动更是掀起全民抗争的热潮,大革命的形势蓬勃发展。在思想逐步成熟、经过多次学生运动实践考验后,张梦庚于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之后,顺应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代局势,又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此时,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建党初期,北方党组织尚在艰难开拓发展阶段,张梦庚成为鲁西籍早期的共产党员之一。自此以后,他以一名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标准严格砥砺自己,彻底将个人青春命运、人生前途与共产主义事业、国家民族命运紧密联结在一起,全身心投入北方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爱国运动中去。
担任大同中学学生自治会主席期间,张梦庚在校内积极组建进步学习小组,组织同学研读《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宣传革命道理,揭露军阀祸国、列强侵略中国的累累罪行。他广泛团结进步青年,凝聚起青年爱国力量,在北京学界的各类游行、宣讲、请愿的爱国活动中,常常能够看见他奔走忙碌的身影。他奔走呼号、冲锋在前,在一次次斗争实践中锤炼意志、积累斗争经验,迅速成长为北京学生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军阀爱国运动的中坚力量。
1926年,北方处于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统治之下。3月,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张作霖的奉系军在京津一带作战。3月12日,日本军舰驶入天津大沽口,企图掩护奉系军阀属下的渤海舰队运陆军在天津登陆。驻守大沽口炮台的冯玉祥国民军第一军三十二团,为保卫渤海湾海防安全,要求日舰停船接受检查。日舰不仅拒绝检查,还开炮轰击大沽口炮台,国民军被迫还击,将日舰逐出大沽口。3月16日下午4时,驻京首席公使荷兰公使欧登科,代表《辛丑条约》关系国英、日、法、美、意、荷、比、西8国公使,为“大沽口事件”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外交总长颜惠庆递交最后通牒,以维护《辛丑条约》为名,蛮横要求中国停止战斗行为并拆除大沽口国防工事,不得干涉外国船只通行,并限48小时内答复,否则将“采取必要手段”,逼迫段祺瑞执政府妥协退让。
列强的无理要挟,肆意欺华的卑劣行径,激起北京各界民众的愤慨。中共北方区委在李大钊领导下,迅速发动北京各学校、工会和商会,发起大规模反帝抗暴爱国运动,坚决抵制八国无理通牒,敦促段祺瑞执政府捍卫国家主权、强硬对外。张梦庚迅速响应北方区委的号召,在校内连夜奔走动员,组织大同中学进步学生集结队伍、筹备爱国集会与请愿行动。同时,他还撰写檄文,痛斥帝国主义霸权暴行,抨击段祺瑞执政府软弱卖国、畏洋媚外的腐朽本质,号召青年学子挺身而出、为国抗争。
1926年3月17日,在北京的国共两党联合派出代表,分两组到执政府和外交部请愿,遭到阻拦。执政府卫队并用刺刀、枪托刺伤打伤多人。18日上午,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俄大学等80余所大中学校的学生和北京总工会、北京学生总会、留日归国团及工人、市民共计4000余人,齐聚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示威大会”。大会由李大钊和著名法学家徐谦等人主持。大会宣读决议:坚决拒绝八国无理通牒、誓死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并明确提出反帝反殖、反对军阀卖国的正义诉求。会后,参会民众自发组成以学生为主、含工人和市民2000余人的请愿队伍,前往位于铁狮子胡同的段祺瑞执政府和平请愿,当面递交民众诉求书。
张梦庚等学生骨干走在请愿队伍最前列,带领本校学生有序前行,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中共北方地区领导人亲临现场指挥,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员负责指挥、联络、散发传单等工作。沿途,张梦庚带头高呼“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卖国军阀”等爱国口号,声音铿锵有力,极大地鼓舞了请愿学生的斗争士气。
张梦庚是请愿队伍中年纪较小的领导骨干,拥有远超年龄的勇敢和坚定。出发前,他慷慨陈词,晓以国家大义,告诉众人:国家主权被外敌肆意践踏,段祺瑞执政府屈膝卖国,我辈青年若退缩畏死,民族便再无希望。在他的感召下,大同中学请愿学生坚定地奔赴请愿现场。
段祺瑞执政府依靠帝国主义列强的势力维持统治,因此对民众爱国运动极为忌惮,早已暗中调派大批全副武装的卫队,在执政府内外层层布防,做好武力镇压爱国民众的准备。下午1时许,请愿队伍抵达执政府大门后,推举代表进入执政府内递交请愿书,陈述民众诉求。
正当和平请愿队伍在门外等候交涉结果时,执政府卫队突然拉响警笛,直接向请愿队伍开枪射击,密集的子弹射向手无寸铁的请愿民众。早已埋伏在院墙、门楼、街巷两侧的军警挥舞着大刀、木棍冲击人群,肆意殴打、砍杀无辜民众。毫无防备的请愿队伍瞬间陷入混乱,大批民众应声倒地,鲜血染红了铁狮子胡同的街巷,惨叫声、哭声、枪声混成一片,场面惨烈至极。
面对突如其来的血腥屠杀,身处队伍最前列的张梦庚临危不惧,没有选择退缩逃生,而是高声呼喊,安抚慌乱的同学和民众,指挥身边青年学生快速疏散、躲避枪击,同时怒斥军阀卫队的残暴罪行。执政府卫队无视人命,持续疯狂地向民众扫射,罪恶的子弹无情地射向张梦庚,他身中数弹,应声倒地。这位17岁的鲁西青年共产党员,壮烈牺牲在执政府大门前的请愿现场,用年轻鲜活的生命诠释了自己的崇高信仰与革命理想。
在这场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中,段祺瑞执政府卫队野蛮屠杀,共造成47名爱国志士牺牲、199人受伤,另有数十人失踪。在遇难的30余名青年学生中,有张梦庚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杨德群等人。李大钊和陈乔年也在事件中负伤。
“三一八惨案”震惊全国,各界纷纷声讨段祺瑞执政府的残暴罪行,沉痛悼念殉国的爱国志士。鲁迅先生写下《记念刘和珍君》一文,痛斥段祺瑞执政府的暴行,称这一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颂扬被枪杀的北京青年学生和爱国民众是“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中国现代诗人、学者闻一多也写下《唁词》一诗,纪念“三一八惨案”。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北京各校、社会团体与家属随即成立“三一八惨案”烈士公葬筹备处,议定将烈士合葬于圆明园遗址,取圆明园遭帝国主义焚毁之地,与烈士反帝殉国之义相呼应。但受北洋军阀当局阻挠,公葬事宜长期搁置。1929年3月18日,在“三一八惨案”烈士殉难三周年之际,北平各界在圆明园九州清晏遗址为殉难烈士举行了公葬。
百年岁月流转,铁狮子胡同的弹痕早已被时光抹平,但张梦庚那少年意气和舍生取义的身影,却永远定格在中华民族记忆的深处。他以炽热的青春、决绝的牺牲,回应了那个黑暗年代“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他用生命写下的答案,与无数先烈的热血一道,铸就了今日的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在当今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我们当承其遗志,不忘初心使命,让那面用烈士鲜血染红的旗帜,永远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高高飘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