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时间与空间
■ 刘加民
徐则臣说:“所有的写作说到底都是地方性写作。”他还说:“童年是时间意义上的故乡,故乡是空间意义上的童年。”这些话,我深以为然。多年读书写作,我渐渐觉得,一个作家纵然走过千山万水,最后支撑他下笔的,往往还是那片熟悉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岁月。
所谓地方,并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它是一条河冬天结不结冰,是集市上怎样讨价还价,是婚丧嫁娶的规矩,也是人们说到苦难时习惯性的沉默。地方进入文学,靠的不是几处风景、几句方言,而是作家曾在这里生活过、爱过、怨过,也被它成全过、限制过。
所以,老舍写北京,沈从文写湘西,鲁迅写绍兴,莫言写高密东北乡,写的固然是一方水土,却又不止于一方水土。正因为他们没有把地方写成浮光掠影的风情画,读者才能从一条胡同、一条河、一场戏、一顿家常饭里,看见普遍的人情与命运。文学的地方性,非但不妨碍它走向远方,反倒是它走向远方的根基。
当然,地方性不是狭隘性。如果抱着地方优越感,把故乡写成世外桃源,或者把民间习俗当成猎奇的摆设,地方便只剩一个空壳。真正的地方性写作,既能看见乡土的深情,也不回避它的局限;既懂得体恤其中的人,也能追问他们的生活何以如此。
作家同时又属于时代。故乡从来不是静止的。旧屋会拆,河道会改,乡音会淡,新一代人会带着新的欲望和困惑回来,也会离开。写故乡,若只写记忆里的样子,写得再美,也难免单薄。真正有力量的写作,是让时间进入地方,写出时代怎样改变一条街道、一个村庄,也怎样改变人们的亲情、伦理和尊严。所谓时代的文学,未必都要正面书写大事件;寻常人日子里那些不易察觉的变化,常常更有文学的分量。
童年与故乡,因此在作家的笔下叠合在一起。写童年,并不是简单地退回过去,而是以今天的目光重新理解过去;写故乡,也不仅是追忆旧物,而是追问自己何以成为今天这样一个人。一个人走得越远,越可能明白,故乡不只在身后,也在他的语言、性情和看待世界的方式里。
文学的时代性,还发生在读者一边。作品一旦完成,便不再只属于作者。作者有自己的意图,读者却有各自的经历;作者交出一个世界,读者带着自己的人生走进去。同一部作品,少年时读到的也许是故事,中年时读到的是人情,晚年再读,看到的可能是命运。至于不同时代的读者,更会带着各自的问题走近它。曾经不被注意的人物,后来可能被重新理解;曾经被视为天经地义的情节,也可能受到追问。作品没有改一个字,意义却在阅读中慢慢生长。
《红楼梦》如此,《阿Q正传》如此,许多经得起反复阅读的作品都是如此。它们既属于产生的时代,又不被那个时代完全限定。今天的读者可以从中看见今天,但又不能把今天强加给它。好的阅读,是在理解历史处境的同时,发现它仍能照见我们的地方;不是让古人为我们作证,而是让我们在与前人的差异中,多认识自己一点。
由此看来,作品的诞生离不开作家的故乡,作品的生命却要在读者的时代里延续。地方使文学有了体温,时代使它不断产生回声。作家所能做的,是把脚下的土地写真,把自己经历的岁月写透;作品最终能走多远,则要靠一代又一代读者来接续。
只要还有人愿意重读,故乡就不会只是远去的地理,时代也不会只是翻过的日历。它们会在书页之间重新相逢,而文学也因此常读常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