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孙克锋

“莘县群贤堡村，现在属于东鲁街道，村名就是为了纪念先贤而取，该村是赫赫有名的三槐王氏的发祥地。”11月5日，聊城市地方史研究会副秘书长齐庆伟说。

王姓是我国第一大姓，源头众多、族派纷繁。在众多王姓分支中，三槐堂王氏是名副其实的名门望族。相传，在五代时期，王氏从琅琊迁居莘县，繁衍生息，建立村庄，取名“王庄”。

该村人口虽然不多，但历史上在朝中为官者却不少。村中有一人叫王言，曾为黎阳令；其子王彻官至左拾遗；其孙王佑拜兵部侍郎，“以文章显于汉、周之际，事太祖、太宗为名臣”。

王佑曾手植三槐于庭院，并预言其后世子孙必有致“三公”者。果然，他的次子王旦于宋真宗景德三年即公元1006年拜相，位列“三公”。三槐是代代兴旺、世世显达的吉祥预示和期盼，因而王氏家族就以“三槐堂”为其堂号，希望自己的家族世代门庭显赫，人才辈出，永久地成为名门望族。

三槐王氏可谓人才济济，名人辈出。王旭、王素、王质、王巩、王靖、王古、王震、王伦、王楠等在《宋史》中均有传记。正因三槐王氏族中多贤人，其发祥地王庄被改名为“群贤堡”。

王旦的后世子孙之所以能够代出英才，并非偶然，这与其良好的家风传承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大宋王朝的宰相，王旦知人善任，唯才是举。虽然身居相位，但他从不推荐自己的亲属担任朝中要职，即便皇帝加封其亲属重要官职，他也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拦。他一生为官清廉，居住环境简陋，身为宰相却从不大摆宴席为自己庆寿。而且终生只娶赵氏一妻，从未纳妾。这在封建社会中是很少见的。

王旦为相时，家里的衣服被褥、家具炊器都朴实无华。不仅自己简朴，他还谆谆善诱，教导子弟勤俭持家。有一次，有一位出售玉带的商人上门推销。他的弟弟王旭觉得玉带很好看，就想购买一条。王旭拿着玉带请王旦过目。王旦看了什么也没说，只是让他系在腰间，然后问他：“你认为好看吗？”王旭说：“玉带系在自己腰上，我怎么能看得见好看不好看呢？”王旦淡淡地说：“自己身负重物，却要让别人说好看，不是太劳神伤财了吗？”王旭恍然大悟，赶紧把玉带退还给商人。

还有一次，宋真宗见王旦的住所过于简陋，多次提出帮他修建新宅。王旦都以先辈旧居不忍拆除为由推辞。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多置田宅，留些家产给子孙呢？他回答道，儿孙应当自立自强，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家立业。如果父母多置田宅财产留给他们，弄不好会使他们养成好吃懒做的习惯，甚至会使他们因为家产而造成不义之争。

王旦在留给家人的遗嘱中告诫子弟：“王家素有清名，今后要保持这种廉洁勤俭的门风，任何时候都不能奢侈腐化。死后不厚葬，棺木中不装金银珠宝。”

王旦去世后，宋真宗临丧恸哭，且废朝一日，并追赠王旦为太师、尚书令、魏国公，谥文正。为表彰王旦的卓著功勋，宋真宗又对其子、弟、侄、外孙、门客、侍从等，均授以官职。宋仁宗乾兴元年(1022年)，赵祯下诏让王旦配享宋真宗庙廷。

1055年，即王旦去世38年后，其子王素上书宋仁宗赵祯为其父立碑。赵祯慨然应允，御笔亲书“全德元老之碑”六个篆书大字，又下诏命大学士欧阳修为王旦撰写碑文。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上任湖州，恰逢王旦的孙子王巩家中重修莘县故居“三槐堂”。为了传扬祖先的嘉行懿德，传承家学，勉励王氏后人，王巩就请苏轼为自家的宗祠题了“三槐堂”三字，并作《三槐堂铭》。苏轼援笔立就，写了一篇脍炙人口的《三槐堂铭》。后来，这篇美文不仅入选《古文观止》，比喻朝廷三公的“三槐”还成了王姓氏族的代称。

苏轼在这篇不到700字的文章里，以一句“天可必乎”的天问开头，斩钉截铁地抛出了“仁者必有后”的观点，接着记叙了王佑手植三槐的传奇，王素“出入侍从将帅三十余年”的事迹，说明仁爱厚施、积善成德，才使王氏一族得到了子孙多贤，福祚绵延不绝的福报，也使“三槐堂”名扬天下。

最后，苏轼由衷地赞美道：“美哉盛矣，郁郁三槐，惟德之符。”事实上，良好的家规、家教、家训、家风，也正是三槐王氏家族兴旺发达、传承千年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