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乔玉璞

我老家在阳谷县阿城镇赵店村。我村地势低洼，秋季易涝。20世纪70年代，生产队里年年种高粱，除了收获粮食，还能收获高粱秸，也叫秫秸。秫秸韧性好，不易折，拉力强，打成箔子可盖屋，可晒庄稼，还可以夹隔山墙等。可我家一般没有这种需要，又不舍得当柴火烧锅，就拉到集上卖。

那时候，我在本村上小学，连续几年，开春不久，我都要帮父亲到张秋或阿城集上卖秫秸，每年至少一次，有的年份队里分给的秫秸多，一次卖不完，要两次或三次才能卖完。赶不上星期天，就向老师请假去卖。

那时候，社员都没有拖拉机、三马车，唯一的运载工具就是地排车，用双脚来回丈量卖秫秸的里程，这可是个出大力的活儿。

当时，从我家到张秋、阿城全是土路，且坑洼不平。地排车装着高高的秫秸，重心上移，不停地左右晃动，翻车是常事儿。装车子一定要装得结实匀称。这是个技术活，有一定难度，我父亲这方面很在行。他还讲究几何、力学原理，照顾车子前后平衡、左右对称，不前沉不后沉。

秫秸有两米多高，一个个秫秸捆儿圆滚滚的，有两掐粗，呈圆锥状。地排车有一米多宽，连同车辕、车尾长3米左右。如此，装车子只能纵向装，横向装会影响交通，也不安全。

父亲先在车厢起底，装四捆儿，将车厢填平、压实。秫秸栅靠近车辕子一端，这叫起底，给人留出架车辕子的足够空间。

然后，在车帮前后各横向绑一根粗棍，呈“井”字形。再在担棍上一层一层地向上撂一捆儿一捆儿的秫秸，每一层都用麻绳横向与车子绑实，大约装四五层，第一层放六捆儿，第二层放五捆儿，依次递减，其宽度依次往里缩减。每层的秫秸栅都指向车辕一端。这些麻绳如同钢丝一般将秫秸与车子箍成一个结结实实、下宽上窄、重心靠下的躺着的圆锥体。

每一回，都是父亲拉车，我在车子左或右拴一根麻绳在车辕前端拉，麻绳在左肩攀过、左胳膊肘上勒着，每一回都勒得肩膀、胳膊肘通红，好几天才能好。

有一回，我们去张秋卖秫秸，高高的车子，走起来如同移动的一个大柴火垛，那天，刮起了三四级南风，我们一路顶风，走起来很是费劲儿。如果风再大一点儿，根本拉不动。一路上，只听到车子“咯吱咯吱”的响声，鞋子与地面摩擦发出的“嗒嗒”声。那时候，刚过二月二不久，乍暖还寒，即使脱掉了秋裤、棉袄，穿单裤单褂，头上豆大的汗珠还是不停地滴下来，溻湿了衣裤。一停歇，便打寒战。十多里路程，早七点出发，九点才到张秋西南角的柴火市。

柴火市里很热闹，除了卖秫秸的，还有卖豆秸的、卖谷子秸的、卖山芋秧子的等，很大一片。张秋的柴火市在方圆几十里非常有名，河南夹河、吴坝的都在此买卖柴火。有很多卖柴火的是牲口拉的地排车，将卸下的牛马驴拴在一旁，牛在“哞哞”地叫，驴在“嗯啊儿”地叫，马在不停地打响鼻儿。有推着木轮平板车的，上面放着小笸箩，在不断地喊“热山芋”；有背着麦莛儿编的篓子的，喊“烧饼馃子”；还有着箢子的，喊“热馍馍”。他们都拖着长腔，不停地在柴火市来回穿行，不断地“勾引”人们的食欲。张秋的高桩馍馍、红瓤热山芋最好吃，馋得我直流口水。

买柴火的人一圈圈地围着柴火车子逛，挑花了眼。一有人靠近我家车子，我和父亲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我家的秫秸成色好，又高又直，喊价当然高，人家一听，嫌贵扭头就走，我父亲顿时满脸愁容，无奈地叹气。到中午一点钟了，也没人买。眼看着集上的人越来越少，我家的秫秸这集是卖不掉了，没办法，只好原车拉回。

父亲曾许诺，如果卖了秫秸，就给我买红瓤的热山芋吃，可这回没卖掉，热山芋就别想了。其实，父亲兜里也带着几毛钱，是为万一车胎漏气或爆胎修车子用的，这个钱不能动。柴火市附近有一茶馆，桌子上有冷好的白开水，一分钱一碗，父亲也不舍得买，更别想买热山芋、热馍馍了。

返回的路上，父亲一句话也不说，懊恼、沮丧萦绕在我们心头。我从心里埋怨父亲不该喊价过高，给钱就卖有多好，可这句话，憋肚子里不敢说，怕父亲嚷我。

如果卖掉秫秸，不光能吃上热山芋，而且拉空车回家，我俩可轮流拉车，一人坐车，我力气小，也能拉一段，让父亲坐车上歇歇。可是没卖出，只好饿着肚子拉重车回家，累得腿发酸，头晕眼发黑。

回到家，已是下午三点钟了，父亲将车子停靠在大门外，快步流星地奔向大水缸，抡起舀水的大瓢，舀一满瓢水，一口气喝下，因为喝得太快，水从嘴角不断地流下来。我拿只大碗，也喝将起来。母亲在一旁看了直笑。母亲给我们留了饭，父亲坐在灶火窝里的小凳子上，仍默不作声，母亲从箅子上给我俩拿窝头，父亲从母亲手里一把抓过来，母亲一看父亲脸色铁青，很是难看，也不敢言语。母亲给我俩拿了窝头，再给我俩盛上玉米粥，屋里一片寂静，只听见我俩喝粥的声音。

又隔了两个集，我们将秫秸拉到阿城集上才卖掉一半，父亲给我买了热山芋，兑现了他的诺言。回来的时候，秫秸少了一半，拉着也轻省了许多，才不像上次那般懊恼、郁闷了。又赶了一回张秋集，才都卖完。

父亲一人赶集，从来不舍得在集上买包子、烧饼吃，连碗水也不舍得买，无论多晚都赶回家吃饭，母亲每次都给留饭。他们那代人，小时候挨过饿，知道挣钱难，很节省，几乎到了“抠门儿”的程度。改革开放后，日子才真正好过了，父亲才不那么“抠”了。

小时候，跟着父亲卖秫秸的事儿，已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本版有些文字涉及方言，仅用其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