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立杰

徒骇河的大堤就像鲁西平原上的一条巨龙，盘踞在度假区朱老庄镇高堤口村西一带。20世纪80年代末的某个冬日午后，有个瘦小的身影在堤坡上歪歪扭扭地晃动——那是我，正用二八大杠“金鹿”牌自行车，在这条天然跑道上练习着人生最初的“御风术”。

大堤的斜坡就是我的“驾校”，哥哥说：“上坡练腿劲，下坡练胆量，平路练平衡。”他说话时总爱撸起袖子，露出偷拿的父亲的上海牌手表，银亮的表链在阳光下晃得人眼花。

学骑自行车要先从“遛车”开始。我左脚踩着脚踏板，右脚像啄木鸟啄木头般不停点地。车后座绑着根槐木顶门棍，说是防摔的“保险杠”，可每当车头打摆子，这根木棍就像条不听话的尾巴，把车屁股甩得东倒西歪。最惊险的那次，我遛到大堤斜坡中段，正逢三叔开着拖拉机运苇席。顶门棍“咣当”撞在拖拉机车斗尾巴上，吓得我连人带车滚进芦苇丛，沾了满身泥土。

真正学骑车是在1990年的腊月二十三。那天村里飘着过小年的糖果香。哥哥解下他的蓝围巾系在我腰上，说这是“安全绳”。他扶着后座跟着跑，棉鞋在冻土上踏出“咯吱咯吱”的节奏。北风裹着河面的寒气往领口钻，我却热得棉袄都溻了，深蓝布面上洇出了歪扭的地图形状。

“看前面那棵歪脖子柳！”哥哥大喊。我死死盯着车把上叮当作响的铃铛，视线里忽然闯入河对岸的芦苇荡。金黄的苇穗在风里摇晃，像无数支蘸满阳光的毛笔，正在灰蒙蒙的天际写着草书。我一分神，车头猛地歪向堤边的麦秸堆。哥哥拽着围巾的手突然松开，我连人带车摔进麦秸堆，惊起几只正在啄食的麻雀。

真正学会骑车是在1991年春的惊蛰那天。当时，河面的冰层已经裂开，大堤的冻土变得松软。我照例在斜坡上练习，忽然发现不用顶门棍也能稳住车头。春风掠过柳梢时，我竟然摇摇晃晃骑了三十多米。车铃响起的瞬间，对岸的放鸭人扬起长竹竿，鸭群游成一道流动的银河。

上小学三年级时我学会了“铁拐李式骑法”。因个子矮，坐在车座上够不着脚蹬子，就把右腿从车子大梁下伸过去，身子歪成个问号。这种姿势虽不雅观，却能骑到2里外的小学。有一次我载着同桌小峰去邻村供销社买作业本，半路车链突然卡住，两人摔进路边的麦田，他头发上沾满了泥土，我的膝盖蹭破了皮。

大堤上的老柳树见证过无数惊险时刻。那个暮春的傍晚，我尝试从堤顶俯冲而下。车闸突然失灵，二八大杠像脱缰野马直冲向河滩。千钧一发之际，我猛拐车把冲进芦苇丛，车筐里新买的《故事会》散落在地上。等我推着车子钻出苇丛时，正撞见放羊归来的三叔。他吧嗒着旱烟袋笑道：“小子，你这是要骑着铁马渡河啊！”

记得村北上堤路口，常年留存着车辙痕迹。当三叔的拖拉机喷着黑烟爬坡时，我们几个小伙伴如壁虎般贴上车斗，单手扣住锈蚀的铁环借力滑行。直到某天三叔一个急刹车让三五个“挂票”滚成满地葫芦，我们的冒险行为才被大人们的笤帚疙瘩终结在春天的淤泥里。

真正的绝技在暮色中练就。记得上小学四年级时，某天放学后骑车在夕阳下冲向堤顶，在堤顶上撒开车把张开双臂向下俯冲，布褂子鼓成风帆，惊飞在柳梢打盹儿的麻雀。我们管这叫“大鹏展翅”，最后往往以扎进麦秸垛收场。

最风光的是“毕业考试”。那是个槐花飘香的星期天清晨，我在大堤上连续完成S弯、急停、载人三项考核。考核官是拄着枣木拐杖的爷爷，他眯着眼看完全程，从粗布口袋里掏出个铁皮哨子当“驾照”颁发给我。哨子表面的红漆早已斑驳，吹起来却依然响亮。

如今的徒骇河堤铺成了柏油路。前不久回乡，看见几个少年踩着山地车从坡顶俯冲，头盔上的彩灯闪成霓虹。他们不会知道，三十多年前有个男孩曾在这里摔得满身草屑，更不会懂得顶门棍划出的弧线里，藏着怎样滚烫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