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书林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我们鲁西一带的多数农家，仍然沿袭着先祖们千百年来睡土炕的习惯。家乡的土炕，是用晒干的土坯垒砌而成的。土坯用木制坯模做成，一块土坯长50厘米，宽35厘米，厚6厘米。我童年时期，感觉北方的冬天寒冷而漫长，尤其在空旷的大街上，呼呼的西北风裹挟着纷飞的片片雪花，打在脸上，钻入脖子，冻得人瑟瑟发抖。此时，若披着被子，坐在靠窗的热炕上，只露出脑袋和手，一会儿倾听屋外的狂风呼啸，一会儿张望窗外的皑皑白雪，那是难得的舒坦与自在。

由于土坯硬凉，棉褥子又陈旧轻薄，人们往往在炕上铺一层厚厚的谷秸或麦秸，再往上面铺张苇席和褥子，这样就感觉软绵绵、热乎乎的，很是舒服，堪比现在的席梦思床。一旦有邻居或亲戚串门，便请其到炕上就坐，那可是乡下人的高规格待遇。当然，任何事物都是有缺点的，草铺的土炕也不例外，那便是容易招跳蚤、虱子甚至老鼠。

农民的智慧是无穷的。很多家庭把砖和土坯垒砌的灶台与土炕相通相连，只要灶膛里一生火燃柴，烟火就会往炕洞里钻，这样土炕就有了温度，人睡在上面暖烘烘的。还有的家庭干脆把烧柴灶台以及后来的煤炭炉子盘到土炕腰间，既能烧水做饭，又能使炕热得快、热得匀，还能驱走老鼠。寒冷的冬天，从外边冻得哆哆嗦嗦地走进屋内，赶紧坐到炕沿上，身子凑近灶台或炉子，不一会儿全身就暖和了。人多的家庭，在屋里垒盘大炕、拐子炕，一家老小好几口睡在一起，那种亲密无间，全部囊括到热炕上。

我是20世纪50年代末在老宅东屋的寒凉土炕上出生的，也是在土炕上长大的。虽然土炕没带给我很多温暖，但我对土炕仍有很深的感情。由于当时家庭贫寒，加之父亲常年在外学习和工作，母亲说我一直在炕上躺了一年半。她去生产队里参加劳动，就把我锁到家里，我穿着土裤子满炕爬，或玩或哭或睡。1961年秋季的一天，我因从炕上掉到地上，寒气侵身，自那落下了右腿膝关节疼痛的毛病，时至今日已有六十余年，无论怎样保暖，甚至贴膏药，都不能根治。我的智商不算高，父亲和弟弟妹妹都是大学生，而我到了成人阶段，才努力考上了小师范。母亲经常埋怨父亲，说这是我小时候他管得少，我受罪挨饿睡凉炕造成的。

印象中，没有上学之前的冬天，我很少出家门，时常傍晚开始就躺到炕上，盖上床破被子暖身子，早晨也赖在炕上起得较晚。寒冷的冬夜，我在温暖的被窝里一觉醒来，还见母亲坐在炕边，聚精会神地做着针线活。我问母亲冷不冷、困不困，母亲总说不冷不困。也许母亲守着土炕和炕上的孩子，就心满意足了。

冬天的早晨，我还在半睡半醒中，母亲熬的玉米粥就熟了，那香喷喷的味道直往鼻孔里钻。随着母亲的轻声呼唤，我从温热的炕上滚爬起来，穿上棉袄棉裤，从脸盆里捞一把凉水抹一下脸，就喝起香甜热乎的玉米粥来。小学期间，大家生活都很拮据，没钱买零食，就从炕尾处的蒲包里拿两片“嘎嘣脆”的地瓜干当作零食。记得有一年，母亲往炕头上铺了张纸，纸上平摆了红枣，上面再覆盖一张纸，压到苇席和褥子下边。约一个月后，红枣被热炕烙得焦干酥脆，十分可口，那是当时的高档零食了。还记得我上学时，有一次放学回家，母亲正烧火做饭，见我瘪着肚子回来，就连忙叫我上炕，随后掰了一小块玉米面锅饼，放进燃着火的灶膛内烘烤一会儿，再用火棍扒出来让我吃，那种美味至今难忘。

当年，因为炕坯是母亲用沙泥脱的，既薄又不坚硬，所以土炕的表面让我踩塌了好几次。又因为母亲和我两人的食量小、烟火弱，冬天时土炕烧得也不热。

土炕每年都要拆、盘一次，烟火熏过的土坯运到地里做基肥很好。新炕换旧炕，一般是在雨水节气落榆钱前后，这个时节拉土脱坯，土坯干得快，很少受雨淋。我从十几岁开始，每年都跟着大人脱坯盘炕，后来这项工作就变成了我自己做。20世纪80年代中期，家里睡的土炕换成床，也停止了脱坯。掐指算来，我在土炕上睡了近三十年。我的一双儿女，也在土炕上睡了好几年。

现在，人们不但告别了世代居住的土屋旧房，还告别了烟熏火燎的土炕。表面铮亮的瓷砖炕虽然还在少数家庭延续着，但其构造与舒适度与土炕有很大区别。瓷砖炕表面干净卫生，睡在上面温爽适宜。

如今，我有时还会回忆起睡在炕上的岁月。那渐渐远去的睡土炕的苦乐时光，是我心中难以忘却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