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与麦收的交响曲
□ 高明久
1970年,我初中毕业第二年的端午,天还未破晓,磨镰声已划破寂静。父亲刻意用声响叫我醒来,母亲在灶间拉着风箱,“呱嗒呱嗒”的声响与磨镰声此起彼伏。大铁锅里煮着绿豆汤,腾腾热气裹挟着绿豆汤的香气混着柴火味弥漫在院子里——这是记忆里端午节最深的底色,既非粽香,也无龙舟鼓点,而是丰收的喜悦与抢收的焦灼。
东方刚泛鱼肚白,村东大洼的麦田在晨光中泛着金色的波浪。微风吹过,麦穗相互摩擦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大地在低语。队长四叔站在地头儿排兵布阵,古铜色的脸上刻满车辙似的皱纹。四叔见我匆匆忙忙赶来,笑着对我说:“刚下学,才学活儿,先割顺把吧。”
那时,没有收割机,麦收全靠人力。三人一铺,中间领铺的在前开路,镰刀翻飞如银蛇吐信,决定着割麦的速度和放铺的距离;技术较差的割顺把居右,便于左手往中间铺上放麦子;割顶把的技高一筹居左,左手往中间铺子上放麦子有些别扭,所以叫顶把。还没开镰,我的内心已经打起小鼓,战战兢兢地站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感觉手中的镰刀重若千钧。
第一镰下去,麦秆应声而断,断面渗出清甜的汁液。但紧接着我就乱了章法——左手抓不准麦秆,满手都是麦子,割一镰放一次,右手使不好镰刀,不一会儿手脖子又酸又疼,镰刀不听使唤,麦茬割得七高八低,一溜“马蹄”。汗水很快浸透衣衫,在后背结出白色的盐霜。
身后,老人们敛麦成捆,车把式将“小山冈”似的麦个子装在前后两头都有车挡的大车上运往打麦场。
常言道:蚕老一时,麦熟一晌。端午的烈日下,连艾蒿的清香都压不住汗碱的咸涩。
村东大洼地垄长,一垄就是一亩。割出去不到二十米,我就远远落在后面,腰酸背痛,满头大汗,割两步就想直直腰。就这样,也是父亲割了四垄,给我剩下两垄。再后来,父亲干脆割五垄,我割一垄才勉强跟上趟儿。
我站起身,看着与我同岁的广勤和保成在前方遥遥领先。他们弓着腰,动作娴熟得像在跳舞,镰刀过处的“嚓嚓”声富有节奏感。他们挥舞着镰刀,有说有笑像赛跑。保成甚至还能腾出手来用麦秸编织小蝴蝶结扔给我。我又羞又急,不服气又没办法,急得想哭。
不知直了多少次腰,流了多少滴汗,终于到头了。我顾不得好看难看,一骨碌躺在地上,仰面朝天,浑身像散了架似的,没有一个地方不疼。
“怎么样啊?爷们儿。要不跟那些老人一起去捆麦个子?”队长四叔见状走过来劝我。
“那哪行啊!我是男劳力,是青年,要是不割什么时候能学会?”我红着脸,腔调像泪水泡过似的。
父亲也是这个意思:“刚下了学,慢慢就会学会的,坚持坚持吧!”说完,把我喊起来,递给我一碗绿豆汤。接着,挥起镰在地头上给我演示,“步子要稳,抓麦子要准,不能一镰搁一回,起码两到三镰才能放一次。右手脖子要挺死,镰尽量贴紧地皮平着用劲拉,不要提镰,提镰斜拉割麦费劲不说,还容易割‘马蹄’。左手要拧着花抓。不要老是直腰,越直腰,腰越疼!”
稍作休息,大家又开始往回割。我咬紧牙关,用心照着父亲说的那样去做。渐渐地找到了感觉,起码不再让父亲落下那么多。到了下午,虽然还是腰酸腿疼,手上磨起了血泡,但割麦技术有了很大长进,基本上能跟上趟了。
那年麦没过完,我就练得顺把顶把都能割了,有时还能领铺呢!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麦收不仅是一场农事劳作,更是一场成人礼。麦子从播种到收割,就像人的成长,要经历风雨的洗礼,才能结出饱满的穗粒。人也要经历磨难、锻炼才能健康成长。那年麦收,我的手掌结了一层厚茧,肤色也晒得和父亲一样黝黑。
如今,每到端午,当人们谈论粽子甜艾叶香时,我总会想起那年的割麦场景。记忆中的画面依然鲜活:父亲弓腰割麦的背影,四叔爽朗的笑声,还有麦芒刺在皮肤上的微痛。这些感受比任何粽香都更深刻地烙印在我的生命里。是那次麦收,教会了我坚持的意义,也让我懂得收获需要辛勤汗水的浇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