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明久

1970年，我初中毕业第二年的端午，天还未破晓，磨镰声已划破寂静。父亲刻意用声响叫我醒来，母亲在灶间拉着风箱，“呱嗒呱嗒”的声响与磨镰声此起彼伏。大铁锅里煮着绿豆汤，腾腾热气裹挟着绿豆汤的香气混着柴火味弥漫在院子里——这是记忆里端午节最深的底色，既非粽香，也无龙舟鼓点，而是丰收的喜悦与抢收的焦灼。

东方刚泛鱼肚白，村东大洼的麦田在晨光中泛着金色的波浪。微风吹过，麦穗相互摩擦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大地在低语。队长四叔站在地头儿排兵布阵，古铜色的脸上刻满车辙似的皱纹。四叔见我匆匆忙忙赶来，笑着对我说：“刚下学，才学活儿，先割顺把吧。”

那时，没有收割机，麦收全靠人力。三人一铺，中间领铺的在前开路，镰刀翻飞如银蛇吐信，决定着割麦的速度和放铺的距离；技术较差的割顺把居右，便于左手往中间铺上放麦子；割顶把的技高一筹居左，左手往中间铺子上放麦子有些别扭，所以叫顶把。还没开镰，我的内心已经打起小鼓，战战兢兢地站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感觉手中的镰刀重若千钧。

第一镰下去，麦秆应声而断，断面渗出清甜的汁液。但紧接着我就乱了章法——左手抓不准麦秆，满手都是麦子，割一镰放一次，右手使不好镰刀，不一会儿手脖子又酸又疼，镰刀不听使唤，麦茬割得七高八低，一溜“马蹄”。汗水很快浸透衣衫，在后背结出白色的盐霜。

身后，老人们敛麦成捆，车把式将“小山冈”似的麦个子装在前后两头都有车挡的大车上运往打麦场。

常言道：蚕老一时，麦熟一晌。端午的烈日下，连艾蒿的清香都压不住汗碱的咸涩。

村东大洼地垄长，一垄就是一亩。割出去不到二十米，我就远远落在后面，腰酸背痛，满头大汗，割两步就想直直腰。就这样，也是父亲割了四垄，给我剩下两垄。再后来，父亲干脆割五垄，我割一垄才勉强跟上趟儿。

我站起身，看着与我同岁的广勤和保成在前方遥遥领先。他们弓着腰，动作娴熟得像在跳舞，镰刀过处的“嚓嚓”声富有节奏感。他们挥舞着镰刀，有说有笑像赛跑。保成甚至还能腾出手来用麦秸编织小蝴蝶结扔给我。我又羞又急，不服气又没办法，急得想哭。

不知直了多少次腰，流了多少滴汗，终于到头了。我顾不得好看难看，一骨碌躺在地上，仰面朝天，浑身像散了架似的，没有一个地方不疼。

“怎么样啊？爷们儿。要不跟那些老人一起去捆麦个子？”队长四叔见状走过来劝我。

“那哪行啊！我是男劳力，是青年，要是不割什么时候能学会？”我红着脸，腔调像泪水泡过似的。

父亲也是这个意思：“刚下了学，慢慢就会学会的，坚持坚持吧！”说完，把我喊起来，递给我一碗绿豆汤。接着，挥起镰在地头上给我演示，“步子要稳，抓麦子要准，不能一镰搁一回，起码两到三镰才能放一次。右手脖子要挺死，镰尽量贴紧地皮平着用劲拉，不要提镰，提镰斜拉割麦费劲不说，还容易割‘马蹄’。左手要拧着花抓。不要老是直腰，越直腰，腰越疼！”

稍作休息，大家又开始往回割。我咬紧牙关，用心照着父亲说的那样去做。渐渐地找到了感觉，起码不再让父亲落下那么多。到了下午，虽然还是腰酸腿疼，手上磨起了血泡，但割麦技术有了很大长进，基本上能跟上趟了。

那年麦没过完，我就练得顺把顶把都能割了，有时还能领铺呢！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麦收不仅是一场农事劳作，更是一场成人礼。麦子从播种到收割，就像人的成长，要经历风雨的洗礼，才能结出饱满的穗粒。人也要经历磨难、锻炼才能健康成长。那年麦收，我的手掌结了一层厚茧，肤色也晒得和父亲一样黝黑。

如今，每到端午，当人们谈论粽子甜艾叶香时，我总会想起那年的割麦场景。记忆中的画面依然鲜活：父亲弓腰割麦的背影，四叔爽朗的笑声，还有麦芒刺在皮肤上的微痛。这些感受比任何粽香都更深刻地烙印在我的生命里。是那次麦收，教会了我坚持的意义，也让我懂得收获需要辛勤汗水的浇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