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惠芬

我老家在阳谷县博济桥街道（原石门宋乡）前金海村。20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家乡棉花种植的鼎盛时期。夏天，田野里，大片大片的棉田，根根枝条上挂着串串棉桃，被包裹在浓密的棉叶中，微风掠过，吹出道道涟漪，让人赏心悦目。秋天，遍野的棉桃开花吐絮，犹如成群的绵羊在田间聚集。家家庭院里、房顶上，堆得满是棉垛。妇女们从早到晚拾棉花，简直是长在棉田里，双手一会儿也闲不着，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丰收的喜悦让人们忘记了耕耘播种、剔苗间苗、掐尖打杈、捉棉铃虫的辛苦和劳累。那时候谁家要是有人在棉厂上班，那就是一家人的骄傲，如果再是个验级员，更是炫耀的资本。

记得上中学时的一个暑假，母亲要去棉田里锄草。母亲留着短发，戴着草帽，扛着锄头，肩上搭着条花毛巾，像极了图画里的一个“铁姑娘”。见她这身装束，我也急忙找了顶草帽戴上，想找条和画中一样的白毛巾，匆忙中没找到，就抓了把锄头，一溜儿小跑撵上母亲。母亲回头一看，笑了笑说：“你去干嘛，这活你干不了，锄把太长，你不会用。”但我当时心里只想着像画中人一样去战天斗地，哪管会不会用锄头。看我坚持要去，母亲没再说什么，帮我扛好锄头，又帮我拉了拉衣服，我们娘俩就一前一后来到了我家的棉田。在地头儿，母亲教给我锄草要领，又看着我锄了几下，告诉我慢慢来，别碰到自己，她就自己往前锄了。我在后面弓腰撅腚，大汗淋漓，怎么也追不上母亲，看着母亲离我越来越远，我很不服气，不就锄个地嘛，有什么了不起？心里越急，锄头越不听使唤，腰弓得低了，一会儿就累得撑不住；腰弓得高了，锄头又不下地，有时还会把棉苗当草锄掉。新奇、好胜的心，一旦被劳累消磨殆尽，就只剩下了急躁、气愤。看着别人轻轻松松，自己却累得腰酸背痛，手心还被锄把磨得火辣辣的，委屈随之涌上心头。抬头看看母亲，她正站在前方拿毛巾擦汗，想到母亲长年累月为一家人操劳，还每天乐呵呵的，我又有什么可委屈的？母亲返回又锄到我身边的时候问我怎么样，我咬着牙说没问题。母亲赞许地点点头，又往前走几步看了看我锄的地，心疼地说：“棉苗锄掉了不少。”愣了愣又说：“锄把别抓太紧，伸锄收锄尽量顺其自然，别心急，累了歇会儿，干够了就先回家。”但我没有提前回家，而是一直坚持到中午，虽然手掌上磨出了几个血泡，但能为母亲分担一点儿劳累，我心里很高兴，也真正认识到，无论干什么，没有辛勤耕耘，就不会有收获。

棉铃虫是棉花的天敌，每当棉花枝条开花之际，棉铃虫就出来捣乱了。这个时候，家里的大人就要背上药桶去棉田里打药，因为那时的农药毒性较强，大人是不允许孩子去帮忙的。即使大人去打药也要戴上口罩，外面穿件大褂，回家赶紧洗澡换衣服，即便这样，虫子有时也药不死。虫子长大一点儿，全家老少就会拿着小瓶子去地里捉棉铃虫。

棉铃虫藏在棉铃里面，早晚或阴天时就会爬出来，太阳升高，就又缩回棉铃里。因此，捉棉铃虫都是早晨、傍晚或阴天时，早晨有露水，容易打湿衣服，有的人就披块塑料布，但前胸和小腿还是湿漉漉的。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捉棉铃虫。一天早上，我拿着瓶子一蹦三跳地跑到地里，兴致勃勃地去捉虫子。看到有的虫子趴在外面，有的只露个头，我却不敢抓它们，只能围着棉棵转圈圈。母亲教我用棍戳虫子，我就折了一根没长棉桃的棉枝，把瓶子放在棉铃下，瓶口对着虫子，另一只手用棉枝往下戳，就这样捉了一只又一只，直到日上三竿，虫子躲进棉铃再也不出来，我才和母亲回家。

最热闹的是拾棉花，基本上是全家老少齐上阵。当然，妇女是主力军，她们在腰上系个大兜子，双手上下飞舞，一手就能把一朵棉花摘得干干净净，手里忙着，还不耽误与相邻地块的姐妹说笑。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这满地里都是妇女，热闹可想而知，阵阵笑声在空中盘旋。

棉棵趋于干枯时，棉桃因花絮爆出，四瓣裂开，壳子又干又硬，还带有尖尖的四个角。拾花妇女的手背上，常常被划出道道血印，有的妇女手上的血口子触目惊心，但她们毫不在乎，依然十指不停，说说笑笑。也许是想到棉花丰收，能卖个好价钱，一家人的生活有了着落，过年还能给老人孩子买件新衣服，心里的喜悦就控制不住地往外涌，笑声也就特别响亮。

往事如烟，如今，又到收获季，棉田里的一幕幕，犹如图画印在我的脑海里，像昨日一样清晰，那是我心中永远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