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祝伟康

汲黯是汉武帝时期的名臣，素以耿直敢言闻名。《史记》一书记载了汲黯早期的一件事：河内失火，火势蔓延，波及千余户人家，汉武帝派时为“谒者”的汲黯去查看。汲黯回来复命说，“一家失火，连在一起的屋子都被牵连，此事尚不足为虑。但臣途经河南郡时，见当地遭遇严重水旱灾害，饥荒已导致出现父子相食的惨状。因此，臣未及请旨，便当机立断，持符节下令开仓放粮，赈济灾民。今臣既已归朝，请上交符节，并愿承担矫诏行事之罪”。汉武帝欣赏他敢于担当的贤能，不仅未加惩处，反而赦免了他的罪责。

这件事也载于《汉书》，唯有一处细节差异：其文记为“发河内仓粟”，而非《史记》所载的“河南”。尽管两书对具体郡名记载不一，但所述事迹的本质是相同的，即汲黯面对严重灾情，未及请示便开仓赈民。汲黯是濮阳人，汉时濮阳属东郡，万历《东昌府志》卷十九“人物志”有“汲黯小传”，也记载了这件事。

古人认为救灾如救火，对汲黯矫制发仓的做法很是推崇。明代《救灾会要》就提到：“仓谷本以备荒，发之无罪。不敢发者，畏昏庸上司诘问耳。诘问亦未如矫制之罪也，而坐视民死，可谓有人心乎？”

其实，汲黯矫制发仓一事，表面上看虽被汉武帝宽宥，实则并不一定全无后果。在汉代，“矫制”属于重罪。汉武帝元鼎年间，博士徐偃就因“矫制，使胶东、鲁国鼓铸盐铁”而被御史大夫张汤弹劾。徐偃认为，“《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万民，颛之可也”。但最终，徐偃仍被判处死刑。徐偃是矫制，汲黯也是矫制，虽然史书中未记载汲黯被弹劾，但汲黯不可能未受到任何影响。《史记》在“上贤而释之”之后，紧接着记载，“迁为荥阳令”。很多人把“迁”释读为“升职”“提拔”。从俸禄上看，似乎也说得通：汲黯原任谒者，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载，“谒者掌宾赞受事，员七十人，秩比六百石”；而县令一职，“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从“比六百石”转为“千石至六百石”，看上去的确像高升。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据《史记》记载，汲黯对此任命“耻为令，称疾归田里”。他并未因俸禄可能增加而感到欣慰，反而因从中央京官外调为地方官而感到羞耻。由此可见，“迁为荥阳令”表面上平调甚至微升，实则为一种贬抑，是对其矫制行为的隐性惩罚。

历史上，真正将汲黯矫制发仓这件事提升为后世典范的时期是在晋朝。说起来，也和聊城有关系。

晋武帝时期，东郡太守郑默在任内遇到灾荒，于是不请旨，直接开仓赈灾，事后“自表待罪”。这一做法与汲黯的故事如出一辙。《晋书》记载，“朝廷嘉默忧国，诏书褒叹，比之汲黯”。当时朝廷不仅不降罪，反而对郑默予以褒扬。其实，《晋书》原文还有一句话，更值得关注，“班告天下：若郡县有此比者，皆听出给”。这意味着朝廷不仅将郑默比作汲黯，更班告天下，有遇到同样情况的，可以自行发仓赈灾。

此后，汲黯矫制发仓，就成了古代诸多官员效法的对象。此前“矫制发仓”多限于开启受灾本地仓储，而万历年间竟有官员为救灾而调发其他地区仓粮。无独有偶，这件事同样与聊城有关。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畿辅地区遭遇严重旱灾。实际上，当年的旱情并不仅限于畿辅，北方多地均受波及。《明神宗实录》记载，三十七年四月，山东巡抚奏“境内亢旱”；八月，“徐州以北，畿南六郡及济、青等郡出现蝗灾，楚、蜀、河南、全陕皆旱”；九月，河东巡抚奏三晋地区“旱魃为灾”，以致于“桑田盐池一带尽成赤裂”；十一月，直隶巡抚奏“畿辅旱蝗特甚、水雹异常”。

由于畿辅受灾，监督临清钞关的户部主事王家宾听说后，“恻然，彷徨达旦”，于是自行做主，将临清钞关所收的税银三万两，解往真定府（《明实录》中记载为解往保定府），用以“佐赈”。在银两拨付之后，王家宾才上疏朝廷，解释其行为是“以朝廷金钱活朝廷赤子”。至于为何将银两送往真定府，他认为真定、保定地处京畿，属于辇毂之下，在赈济顺序上理应优先。

有人提出来，这种事情应提前请示再去做。王家宾反驳，如果真要按程序请示，“则索饥民于枯鱼肆矣！”还表示，如果能救活百姓，不怕罢官。

王家宾是定兴人，属保定府，因此万历《保定府志》、康熙《定兴县志》均有记载；王家宾后来做青州知府，万历《青州府志》也提到此事。只是关于解送税银的数量有所不同，万历《青州府志》记载的是“银九千五百两”，《保定府志》《定兴县志》记载的是“三万两”。查《陕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光宇王公墓志铭》，记载为“以所入九千五百金解畿抚”。明代临清钞关所收税银，照例是“分季解京”，一季税银如有三万，则远超全年税额。因此，当以九千五百两的记载为准。

《保定府志》《定兴县志》均载，王家宾解送的银子，“全活无算”，达到了赈灾的目的。但是，《青州府志》提到，这些银两“抚臣不敢受，户部不敢题”，悬而未决，一直到万历三十八年五月，朝廷讨论王家宾擅自挪用税银一事时，“得旨，地方已有赈济。此税银系济边钱粮，着发还，照旧解部”。而且据王家宾自述，这些钱并未到灾民手中。万历《青州府志》的序文，署名“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知青州府、范阳王家宾”，其实由孙承宗代撰，该文收入《高阳诗文集》卷十一，作者自注“代王光宇”。文中以王家宾口吻自述，“不佞尝矫以清源之榷赈畿辅，而主人不受也，不佞几中于法”。可见，王家宾所解送的税银，并未发挥作用，所谓“全活无算”，不过是溢美之词。

至于王家宾所说“几中于法”，在《明神宗实录》也有所提及，对王家宾“不行题请、擅挪关课”的做法，朝廷要求户部“明拟具奏”。只不过，最后这件事并没有对王家宾造成什么影响，很快就由户部主事升任知府，到青州上任了。

读志至此，此事似乎已告一段落。然而我在查阅史料时，发现了当时首辅叶向高的一段记载，引人深思。《蘧编》卷四记载，万历三十九年四月，监督北新钞关的户部主事王洪灏因贪污税银三万余两，被人揭发。正巧，因为王家宾监督临清钞关期间“缺额数万”，户部想以“征税不足”的理由，向朝廷请求不再处罚王家宾，同时把账销掉。对此，首辅叶向高在拟旨中明确批驳：“钞关隐没许多，安得借口于乏税？”他要求户部严加查核，不得以税收短缺为由掩盖问题。然而此事最终“事遂寝”，并未得到彻查。叶向高不由感叹：“法之难行如此。”